《汉语大词典》中的“科学”词条引用有误

对西学东渐兴起之前中国的典籍中是否已出现了“科学”这一术语进行了考察,结果发现,《汉语大词典》“科学”词条中的,以及个别学者著文指出的有关南宋陈亮已在文章中使用过“科单”一词之说并不可靠。     

《科学》的科学——对《科学》的科学启蒙含义的考察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后的科学启蒙中，至少与《新青年》一样重要的《科学》杂志，从1915年创刊到1950年第一次停刊的35年中出版了32卷，369期，347册，千多名作者的近万篇文章，约3千多万文字。这3千多万文字包括了科学的理论、科学的应用、科学的本质和科学的社会建制等4个方面的内容，从而在整体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形象。因此，它所做的工作就是从科学的社会应用层面或器物层面(船坚炮利等技术产品)、科学的理论知识层面或解释层面(科学事实、定律、理论等)、科学的价值层面或精神层面(科学观念、精神、原则、方法等)以及科学的体制层面或社会建制层面(科学研究机构、科学传播机构、科学学会等学术组织及其存在和运作的社会支持系统)等四个层面去帮助中国人理解科学是什么的启蒙工作、普及工作。这是一种超越洋务运动在器物层面启蒙、维新运动在知识层面启蒙、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新青年》代表的激进派在价值层面启蒙的全方位的科学启蒙。     

《科学》的科学--对《科学》的科学启蒙含义的考察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后的科学启蒙中,至少与<新青年>一样重要的<科学>杂志,从1915年创刊到1950年第一次停刊的35年中出版了32卷,369期,347册,千多名作者的近万篇文章,约3千多万文字.这3千多万文字包括了科学的理论、科学的应用、科学的本质和科学的社会建制等4个方面的内容,从而在整体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形象.因此,它所做的工作就是从科学的社会应用层面或器物层面(船坚炮利等技术产品)、科学的理论知识层面或解释层面(科学事实、定律、理论等)、科学的价值层面或精神层面(科学观念、精神、原则、方法等)以及科学的体制层面或社会建制层面(科学研究机构、科学传播机构、科学学会等学术组织及其存在和运作的社会支持系统)等四个层面去帮助中国人理解科学是什么的启蒙工作、普及工作.这是一种超越洋务运动在器物层面启蒙、维新运动在知识层面启蒙、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新青年>代表的激进派在价值层面启蒙的全方位的科学启蒙.     

科学编史学视野中的“科学革命”

(一) 目前,当人们谈及科学的历史发展和科学的成就时,不论是在科学哲学家还是在科学史家,乃至一般公众中,“科学革命”已成为一使用频率极高的术语。在我国,近年来,尤其是随着库恩(T.S.Kuhn)的科学哲学理论被译介之后,科学革命这个概念(或按西方常用的术语,作为科学哲学或科学史中的一个常用的“隐喻”)更是有口皆碑。然而,当人们广泛地使用这一概念时,并不一定总是对此概念作了明确的限定,使之具有前后一贯并且为     

从“科学救国”到“科学不能救国”——近代中国“科学救国”思潮的演进

以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序幕的"科学救国"思潮,在甲午战争之后让位于"改良"与"革命"的"政治救国"浪潮。民国建立后,在实业建国和"政治并不能救国"的影响下,"科学救国"思潮再次勃兴,并促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但就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涨之际,"科学不能救国"的声音出现,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中西文化论争中,科学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祸首";二是在政治革命实践如火如荼影响下,政治革命再次取代科学成为救国的工具;第三,随着中国科学的发展与社会历史的变动,国人逐渐认识到科学不仅仅是救国工具,它自身还具有丰富的内涵,其本质是扩展人类知识视野,科学终于完成了从救国工具向追求真理的学术事业转变,回归科学本身。"科学救国"思潮在近代中国的演化,展现了学术与政治的一种关系:如果不是因为学术本身而是其他因素诸如外敌入侵或意识形态等外在力量使学术成为某种工具,那么,一旦这种外在因素与条件不存在了,学术作为工具的作用也就消失,最终恢复其本身的面目,其发展也就步入正轨。但吊诡的是,学术在中国大多时候总是作为一种工具被利用,不能显现其本来的面目。     

试论“殖民地科学”

本介绍了国外“殖民地科学”研究的情况,对“殖民地科学”的特殊、方法、演变进行了探讨,论述了日本“殖民地科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指出了“殖民地科学”研究了现实意义。     

究竟谁在中国最先使用了科学一词?

本文对科学一词在汉语典籍中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考察.作者指出:1、康有为、严复、王国维、梁启超均非在中国最早使用科学之人.2、最早使用科学一词之人似可溯及到唐末的罗衮.3、近代以前,科学一词虽在汉语典籍中偶有出现,但大多指科举之学.4、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而言,或许英语翻译出身的晚清著名企业家唐廷枢才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使用科学之人.     

“科学论战”中的皮尔逊

卡尔·皮尔逊[1]（KarlPearson,1857-1936）是英国著名的哲人科学家、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著有科学哲学名著《科学的规范》（1892）。皮尔逊的思想在本世纪初应运而来,通过中国科学社的《科学》杂志的介绍、科玄论战和《科学的规范》的翻译在中国学术界广为人知。本文着重论述在科言论战中,以丁文江[2]为首的科学派对皮尔逊思想的引用。介绍、理解及引申,和以张君劢为首的玄学派对皮尔逊思想的反诘、批评、误解与曲解,对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这一独特的插曲作了某些探讨。作者从中看到：1．本世纪初叶,批判学派对中国科学界、思想界和学术界的影响超出了人们的想像;2．当时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对科学哲学和科学精神的理解远远超过50-70年代的学人,在对科学文化意蕴的把握上乃至高于今人。     

“良序科学”理论的科学民主化论证

大量的社会运动推动了STS学界对科学民主化的研究,这些理论或经验研究以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为基础,从而招致理性主义者的拒斥。面对科学哲学对这一问题的长期失语,基切尔的"良序科学"理论为科学民主化提供了完整的哲学论证。首先,通过实用主义的温和实在论,基切尔保留了科学对真理的客观发现作用;进而通过对纯科学及科学自治理想的批判,表明了科学应该促进更广泛的道德、社会和政治价值;而后,他将科学应当促进的价值表述为公民偏好的满足;最后,为了满足公民的集体偏好,要把科学对真理的追求放在一个民主的框架中来进行。     

《科学的中国》与中国近代科学传播

20世纪30年代科学化运动是由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组织发起的中国近代一场深刻的民众科学普及运动.<科学的中国>作为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的会刊,是中国科学化运动的喉舌和科技传播的重要刊物.<科学的中国>在传播内容和方式上都具有鲜明的特色,传播了大量的科学技术知识,普及了公众的科学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众的科学素养和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科学战争”与“科学的社会研究”

由一本《高级迷信：学术界的左派及其对科学的责难》所引发的“科学战争”,加上一篇的讽刺之作的发秀,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重新引发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所谓“两种文化”的传统争论。这场“战争”至今仍未平息。本文简要介绍了这场“科学战争”的来龙去脉,对隐藏在这场“战争”中的诸多问题和背景进行了必要的分析,试图说明“科学的社会研究”的必要性。     

论“科学”的整全性——以维柯《新科学》为中心的考察

随着现代科学在探索自然界奥秘的过程中不断取得成功,科学这一概念中的人文内涵与诗性内涵则逐渐被排斥,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对立不断加剧。维柯的《新科学》有助于我们全面系统地理解科学的全部意义,建立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间的交互式关系。     

《救荒本草》科学思想略论

《救荒本草》蕴涵的科学和创新思想,是作者所处的自然、社会、文化教育和当时中国古代科技水平共同作用的结果。该书中植物学、农学、物理、化学、医药学、资源开发利用和救荒等科学思想应被系统研究。将它与西方科学比较,找出其科学特征,总结它在中外学界的影响,并借此阐明中西方科学或察同或求异不同发展路径的原因。     

从“科学救国”到“科学建国”的践行者——中国科学社对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三大贡献

中国科学社是近代中国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的综合性学术社团,它团聚了数千名学术精英,参与并促成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生与发展。综括起来,它对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有三大贡献:第一,不仅率先揭橥"赛先生"和"德先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先导,而且致力于宣扬什么是科学、科学方法、科学研究与科学精神,区分科学与技术的差别,填补了自鸦片战争后引进西方科学以来中国科学发展的空白,丰富了国人对科学的全面认知。第二,在学术社团组织的创设发展、科研机构的创建、学术评议与奖励机制的创立、名词术语的审定与学术交流系统的建设及科学家社会角色的形成等科学体制化方面有垂范和引领作用。第三,自觉地将自身发展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积极发挥自身的知识积累优势,介入具体的国家建设事业,并在"科学建国"的讨论中,促成了国家科学战略的初现。     

后现代思想家与科学卫士之间的“科学战”

1996年,美国物理学家索克发表那篇著名的诈文后,在全球学术界掀起了一场激烈的后现代思想家与科学卫士之间的“科学战”。本文对这场论战的起因与内容进行了介绍与分析,认为导致这场论战的认识论根源于后现代思想家夸大了科学实践的相对性,解决这场论战的关键在于如何调整好科学研究的认识论与社会历史内容之间的关系。     

科学危机与“追问技术”

科学危机可分为三种类型,即科学真理危机、科学价值危机和科学生存危机。海德格尔所关注的是科学价值危机,他对这种危机的批判与解决是要通过技术的本质揭示和“追问”来达到。他的观点和途径存在着根本性缺陷,目的也难以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