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傲慢论”看“西方中心论”的没落

"西方中心论"是伴随着西方人开启的世界殖民史而建构起来的,替西方殖民侵略进行辩护的一套由不平等观念组成的理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它分别呈现出种族主义、普世主义和差别人权论等形式。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中国作为后来崛起的新兴国家,在应对危机中表现不俗,将为引领世界走出金融危机的困境做出巨大贡献。然而,中国同时却遭遇西方媒体"强硬"和"傲慢"的指责。"中国傲慢论",究其根本,不过是"西方中心论"在当今时代的又一表现形式,它的出现,意味着"西方中心论"正在走向没落。     

原儒墨

(一)本篇所时论之问题 (二)论儒不必与殷民族有关 (三)殷周文化共同问题 (四)论儒之“古言服” (五)论儒与“商祝”。 (六)论周易 (七)论三年之长 (八)论殷民族有无“县记” (九)论孔子是否“舆殷商有一种密切之关系” (十)论儒之起原 (十一)论儒侠 (十二)墨家之起原 (十三)论儒侠之共同道德 (十四)论墨家与普通侠士不同之处 (十五)论儒家墨家之教义之社会的背景 一本篇所讨论之问题 民国十六年,我在燕京学报发表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一文。(燕京学报第二期)在那篇论文里,我说:“本篇的主要意思,在於证明孔子果然未会制作成删正六经。即今…     

马一浮以儒融佛与调停朱陆之说评析

马一浮哲学和学术思想的特点,是以儒家的易简思想为核心,主张以佛证儒、以儒融佛,以及对宋明儒学的程朱和陆王的理学与心学之间的矛盾提出调停之说.马一浮在对待儒佛的思想关系上,跳出了宋明儒学划定的儒佛壁垒.马一浮以儒融佛和调停朱陆之说,既是宋明思想的延伸,也是对宋明思想的超越.而他的思想的根本方法和出发点是"不分今古,不分汉宋,不分朱陆",表明他要跨越两千年汉宋之争以及数百年朱陆纷争的藩篱,破除历史上的一切宗派门户之见,反映了他关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性看法,以及关于现代儒学重建或复兴的根本性态度.从他的这种看法及态度中可以得出结论:马一浮阐述的儒家思想虽然十分传统,但是他对于儒家思想的观念和态度包括他的以儒融佛和调停朱陆甚至朱王的思想,却是超越历史的及非常现代的.马一浮心目中的中国文化的重建和儒学的现代复兴,归根结底,就是要摆脱历史的种种纠葛,放下历史的种种包袱,直接孔孟儒学的真谛.     

略论传统内圣外王思想的理想建构及其内在张力

"内圣外王"思想系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哲学之灵活所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无论哪家哪派都自认为自己所讲的乃"内圣外王"之道。就孔子而言,"内圣外王"在他那里主要表现为"修己安人"、"博施济众"的仁道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在孟子那里则又表现为以"性善论"为基础、以仁政为依归的仁学思想;而荀子内圣外王的哲学理论又以"化性起伪"来阐述。宋明新儒家的阐释主要是通过《大学》里的"三纲领、八条目"来言说和表达内圣外王思想,虽在理论上建构起了理想的模式,但其远离实际,无法实践的现实状况使得该理论又具有巨大的张力。     

简评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

世界体系论是当代西方发展理论中继现代化理论、依附论后出现的第三种理论流派，其中以沃勒斯坦的理论最具代表性。主要观点是把发展问题看成是世界性整体问题，每一个国家都属于发展着的世界体系中的一个要素，并且其发展也受制于这个体系，因而任何国家只有主动加入到世界体系中才能获得发展。     

客家“特性”、族群认同与区域社会史——关于客家研究的理论反思

要进一步推进客家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应该进行两方面的努力和尝试:首先,必须超越罗香林先生开创的"民系—文化"范式,对客家族群特性的探讨也必须放弃寻求全球统一客家"特性"的追求和发掘出一个标准的"客家精神"的努力,把研究范围缩小至具体的社区中去把握客家人之深层次的思维方式、行为举止和意识形态。其次,应采取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把客家当作一个"族群",而不是一个"民系"加以研究,研究主题应以"客家形成"取代"客家特质"。面对客家问题复杂的"层累"造成的过程,最好的研究办法是"倒溯"式地展开历时性解构。最后,客家研究中,以"方言群体"来取代"族群"概念是个值得提倡的做法;但不能局限于方言和族群,应从整体史的角度去深化客家地区的历史。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推动客家研究的发展。     

＂从习气中解放出来＂——马一浮儒学的系统性格及其旨要

马一浮一生以儒为宗,贞守儒家义理.接续圣贤血脉于垂绝是其儒学的整体性关注、以儒为宗思想的时代性表述,亦是他晚年萦绕不去的关怀.综会<六艺>于一心的本质性格、内容总纲,指示回向原典、回向生命以接续圣贤血脉的正路,以"去除习染"充实宋明儒"变化气质"核心课题的工夫论纲领,破习以见性,形成马一浮儒学的系统性格.配合着以儒释儒的诠释性格、经学形式与诠释语言的古典形式,所呈现的面相与立场,是一典型的传统主义,亦可权说为一原典主义.他特别强调去除习气(习染)的为学工夫,认为"从上圣贤,教人识取自性,从习气中解放出来".他的习气概念概括了"气质之偏,物欲之蔽"而有七层涵义,且以私见之蔽或知见障为习气之深者."变化气质之偏"则又是他讲及"变化气质"时的实际概念.他总判习气是心中之夷狄,埋没本性之具.他判"今人类只在习气中生活".马先生为儒之狷者清者,不跟着举世风靡的习气走.他的传统主义的立场是对"举世风靡"的存在的超越,亦是对"举世风靡"超尘拔俗之"慧照内发".马一浮儒学所透射出来的一个文化深意要义是人生不能建立在习气上,人类社会不能建立在习气上,世界不能建立在习气上.     

“三严三实”的文化理路

"三严三实"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和文化精神,它不仅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是"为人之德"、"为政之道"、"谋事之要",同时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传统、文化精神和理论品质的传承,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群众路线历史传统以及作风建设文化精神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三严三实"因此而成为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应对新风险、新挑战、新局面的作风建设新起点。     

从先秦儒家之“性”看牟宗三关于宋明理学“三系说”

先秦儒家皆以生言性,讲天道下贯为性,人亦当尽性以回证天道,由上而下,又由下而上。故孔子言践仁以知性;孟子言尽心知性知天;《中庸》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易传》言穷神知化,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其思想发展理路是一脉相承的。牟宗三正是依据宋明儒者是否沿先秦儒家此一理路进学而将宋明理学分为五峰蕺山系、象山阳明系、伊川朱子系,并将伊川朱子视为"继别为宗"。     

冯友兰新理学与程朱理学

冯友兰（新理学）开宗明义地说："我们现在所讲之系统,大体上是承接来明道学中之理学一派。我们说'大体上',因为在许多点,我们亦有与宋明以来底理学,大不相同之处。我们说'承接',因为我们是'接著'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而不是'照著'未明以来底理学讲底。因此我们自号我们的系统为新理学。"O冯友兰新理学"接著"讲的"宋明以来的理学"即程朱理学。新理学大体上"接著"而不"照著"宋明以来的理学讲,表明它对于宋明以来的旧理学的看法、态度和关系。这种看法、态度和关系,笔者认为,至少包含两层意义。第一,新理学对宋明以来的理学的认同,…     

孔门“君子儒”之教辨析

以<论语>为素材,全面分析孔子的"君子儒"之教.其中包括"君子"之辨、致君子之道和君子真伪之辨.对这些问题的分辨可以说明孔子之教与苏格拉底之教的区别.     

万物一体——阳明心学关于建构理想社会的一项理论表述

王阳明的"万物一体"论既是一种哲学观念,也是一种社会理论.此可由三个方面来加以讨论:一、"万物一体"是宇宙的一种存在模式,更是理想的社会形态,中国上古的"三代"社会便是以"心体同然"为特征的万物一体之理想国;二、心学理论不唯重视个人的道德实践,更加关注如何由个人良知之扩充推广而至于"万物一体之仁"的实现,这是心学理论的终极关怀;三、王阳明根据万物一体论来重新诠释<大学>,得出了"明德亲民合一"论,为了实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明明德的道德实践与亲民的社会实践的合一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塔斯基语言层次论探析

塔斯基的语言层次理论对自然科学、逻辑学和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从弗雷格和罗素的语言层次理论及其问题、塔斯基的语言层次理论、塔斯基语义学理论的缺陷及其与符合论的关系三个方面对该理论进行分析。在充分肯定塔斯基语言层次论的同时,指出其真之定义的一个缺陷,即用"满足"来定义"真"是多余之举。     

章马合论——章太炎、马一浮两先生所论国学之比较

章太炎与马一浮,都是公认的国学大师,长期讲说国学,影响深远.但二君为学旨趣不同,对国学之理解及其讲说国学之目的亦各不同.章先生论国学,以小学为门径,以玄理为终极,分说经史子集,而归宗于佛法;马先生则以国学为六艺之学,又以六艺摄于一心,一切学术摄归六艺.二者取途互异:章先生为古文经学家立场,以孔子为良史,以讲说国学为保存国故,旨在激扬种性;马先生为宋明理学家路数,欲得孔子之用心,而复人人本然之善性,故以讲说国学为昌大人学之机.二者精神又异:章先生归宗佛学,谓孔老庄颜合乎佛说;马先生援佛人儒,虽用佛家名相及解义方法,而以儒正佛.二人宗旨更是不同.透过分疏衡较,恰好可以看出民国初年有关国学研究之复杂性.     

宋诗平淡理论辨析

因为中西方本就拥有两种不同文化特质,中国诗与外国诗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研究对象,故宋诗平淡是否成为理论,如果完全参照西方的理论界定和标准,这是有问题的.本文从宋诗"平淡"的说法入手,通过考察宋代的文学观念变化,辨析了宋诗"平淡"说法提出的原因,并解析了宋诗"平淡"的内涵及评价标准.这说明宋诗"平淡",已经成为宋人关于诗学创作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从中国的气脉出发,假若我们将古人对于诗歌的认识大致归纳为"诗歌理想"、"诗学(创作论)"、"诗学理论化、系统化"三个阶段的话,那么宋诗平淡虽未完全达到诗学理论化、系统化的阶段,然而它已超越了一般"诗歌理想"的层面.成为宋人关于诗学创作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     

“沉郁顿挫”爱国情——《三吏》主题别议

"三吏"组诗与"三别"组诗同为一体,"三吏"立足于官与吏的层面突出爱国主题,而不是"揭露"、"批判"的初衷。诗人杜甫运斤成风,巧妙地将叙事性、故事性和历史的真实性融于诗史之中。诗圣少陵"奉儒守官",故其诗歌创作不离"忧国"、"思君"之宗,诗歌内容总能"推见至隐",以小见大,通过小人物的言行表现深刻的社会意义和时代主题,"三吏"组诗就是作者人生理想和创作理念的完美结合的集中体现。     

论道教的文化中介作用

儒、释、道的融合,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现象,它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不断交融以及和外来文化的融汇.值得我们加以注意的是:儒、释、道是经过相互纷争、相互论难、相互吸取而最终融合的.这个过程从汉代一直延续到宋明时期.但纷争最为激烈,并且一直贯穿全过程的是儒佛两家的纷争.这确实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异质文化的冲突和斗争.儒家讲的是入世主义,宣扬治平之道,重视的是现实社会的治理;而佛教企求无生永灭,追求虚无飘缈的彼岸世界,因而儒佛两家在根本理论上就发生了冲突.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立即     

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吗

<论语>14·38章,隐士称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朱熹等古代经师大多认为这是对孔子积极入世精神的丑化与讽刺,是笑孔子为傻瓜.而现当代学者整体热捧隐士的这句话,认为孔子的确"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其实这是认识的倒退,是西学东渐引发的援道入儒之风所致.     

原则分歧不容回避——评“超越论”的悖谬

"超越论",是一种打着"发展"的幌子,宣扬马克思主义哲学"过时论",攻击、诋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和阶级性原则的哲学思潮或理论.因此,我们同"超越论"之间不是一般的学术之争,而是坚持与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重大原则分歧.必须对之进行剖析以澄清是非.     

大力发展私营经济需要劳动价值论支持

23年来,我国私营经济从消灭对象到被肯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必然性存在于劳动价值理论中。深化认识私营经济发展的劳动价值理论,一要把握与150年前劳动的差别存在在当今生产力水平中,脑力劳动、管理劳动、科技劳动、服务劳动都参与价值创造,价值链在延长;二要为三个被颠倒了的理论———"唯生产力论"、"剥削有功论"、"合二为一论"恢复名誉;三要借鉴马克思的方法论,从理论上界定私营经济剥削的质和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