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散体大赋主客问答模式与汉代经学之关系研究——以《子虚赋》《上林赋》为例

主客问答是汉代散体大赋独特的内部结构特征,其来源可追溯到先秦,与纵横家的关系尤为密切.汉代散体大赋的主客问答结构并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论辩技艺,而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它能方便而又策略地实现讽谏和颂美,是汉代经学与汉代散体大赋联姻的极其重要的媒介.     

论扬雄辞赋的讽谏意识表现与形成原因

扬雄是西汉末年著名的辞赋家，其赋作中表现出明显而强烈的讽谏意识。他在赋中开辟的多种讽谏手法，均服从于作者重视并自觉以讽谏为目的的创作思想。扬雄讽谏意识形成与其受汉代经学思想的影响，又恰值西汉王朝末世，以及他务实尚用的文学思想和沉静深思的性格特征都有关系。     

论《春秋》笔法对中国古典诗赋“惩劝”论的影响

《春秋》笔法之“惩恶而劝善”对中国古代诗论和赋论产生了深远影响.自汉迄清,虽然不乏审美体验、个性情感的追求,但“美刺”、“讽谏”一直都是诗歌创作和诗歌品评的重要参考标准,充分体现了“《诗》与《春秋》相表里”的观念.受“依经立义”意义生产方式的影响,汉赋的创作和评论也多围绕“颂扬”、“讽谏”入手,虽然他们褒贬殊异,入思理路却惊人一致:肯定者借助“讽谏”的理想功能来提高汉赋的地位,贬抑者则借助“讽谏”的既成实效采否定汉赋的价值,共同指向其“劝百讽一”的美学内涵.     

汉代散体大赋主客问答模式与汉代经学之关系研究——以《子虚赋》《上林赋》为例

主客问答是汉代散体大赋独特的内部结构特征,其来源可追溯到先秦,与纵横家的关系尤为密切。汉代散体大赋的主客问答结构并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论辩技艺,而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它能方便而又策略地实现讽谏和颂美,是汉代经学与汉代散体大赋联姻的极其重要的媒介。     

神话与两汉大赋

汉赋的大结构特征，历来褒贬不一。赋家何以能够写出大结构？鲜有新论。但引入神话视角后可以发现：汉代赋家在创作时存在着一种不自觉的创作力，而这创作力来源于汉帝国神话。正是这一存在，才使赋家创作出大结构、劝百讽一等特征的汉赋作品。     

汉代赋学论

汉代的赋学与汉赋创作呈现了几乎同步的现象,赋的兴盛期,也即赋学史的发轫期。汉代涉及赋学的文字大多散见于史书或非专论赋的单篇文章中,它们为汉以后历代的赋学研究,树立了框架,奠定了基本的范畴。汉代赋学以儒家诗论作为时代的主要文学观念,以之衡量和评判赋的整体创作或赋家及其作品的优劣状况,从而使赋含有了实质性的功利价值,而不仅仅具有文学本身的唯美效果。     

浅谈《子虚赋》

赋,为汉代文学的标志,故素称:“汉赋”。这种文学样式的出现,自然有其历史渊源,并非猝然出现西汉文坛。西汉初年的赋体作品,如贾谊的《吊屈原赋》,就有明显的楚辞印痕,因而文学史家称之为骚体赋迨。到枚乘的《七发》,汉赋的基本特征才充分地显现出来。它虽然富有韵味,但非诗歌,而属散文,又因汉赋一般规模宏大,大凡在千言以上,亦称散体大赋,以区别于汉初的骚体赋和汉来的抒情小赋。     

“天人合一”思想对汉代咏物赋的影响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天人相通"是其重要内涵之一。汉代空前繁荣的咏物赋深受"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汉代咏物赋的结构模式和内容上均有独特的体现,"天人合一"思想还造就了汉代咏物赋古朴天真的总体风貌以及恢宏壮阔、清新疏朗和郁结耿介的多元化美学风格。     

刘熙载以“味”论赋

刘熙载吸收并发挥了传统儒学和宋明理学的一些合理因素,同时又提出不少真知灼见,反对赋径直露骨铺陈,认为赋除具有言志和讽谏功用外,要像诗歌具有含蓄无穷的韵味。以诗论赋,是其"赋为古诗之流"思想的体现。     

论晚清辞赋的变通思想与颂盛图景

晚清辞赋中所表现的“变通尽利”思想,既有“变”的强烈诉求,也表现出迥异西方的规则与限度,其强国颂盛的图景式描绘,体现出中国古代文士在西方科学技术的强烈冲击下,不断反思、学习的过程。他们期望富国强兵,寻求变通,但又不忘古法,这是清朝社会局势、中国古代传统观念的反映,也是赋体讽谏传统在社会时势和经世思想影响下渗透、发展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