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科技鼎盛时期的前朝积淀

科学思想是科学产生、发展的思想依据和思想方法，也包括科学成果所蕴含的思想精粹。唐代科技思想，既有对科技知识本身内在的理性探索，也受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外在影响，这些又构成了我国古代科技鼎盛时期的前朝积淀，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必要基础和条件，这前车之鉴，为兴国、强国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墨家科学理性的形成及其中绝

对于墨家的科学理性及其形成,人们往往采取认识论的途径,直接诉之于其经验、逻辑或生活实用的说明.本文根据价值理性的定向与统摄作用,认为其形成主要是因为墨家的宗教意识撑开了其人文关怀与经验认知之间的张力,而其中绝则是传统的现实关怀及其收摄作用所致.因而,只有在人文关怀与科学理性之间保持足够的张力,才能成为双方相互促进乃至各自独立发展的动力.     

公理·规则·公德——儒家私德与墨家公德之伦理辨析

通过对孔孟儒家私德伦理与墨子墨家公德伦理的比较研究,发现科学理性之缺失是儒家私德伦理陷入现代困境及其深层悖论的根源;而墨家科学理性的优势,在其兼相爱和交相利公德伦理体系建构中,起到了价值观和方法论的奠基作用。并指出:规则是社会公德的核心,遵循和崇尚规则以及公平竞争和合作,既是一种科学精神,又是一种公德精神,在当今中国社会发展和公德建设中亟待振兴。     

墨家功利主义技术思想述评

墨家整体思想体系存在功利主义倾向,墨家功利主义的技术思想也随之被肤浅的庸俗化和僵硬的概念化.本文剖析了墨家功利主义技术思想与"纯粹"功利、实用主义的四处差异,总结出它的三条合理性,阐明了墨家之"功"实乃为广大平民谋"大功",墨家之"利"实乃为民之"大利"、"公利"的技术思想.     

自然界的飞跃--第四世界

人对宇宙的认识,自古就有天上、人间之分,阴间、阳世之别,只是在知识界达到理性高度。比如古希腊的巴门尼德,就把宇宙分为存在和非存在两个世界。存在世界是超感性的永恒世界,唯有思想才能把握;非存在世界是变化不定的感性世界,其生灭不息的性质恰恰是其不真实的表现。柏拉图将存在世界演变为理念世界;亚里士多德则将感性世界演变为实体世界。近代之后,唯物论发展了实体论,唯心论发展了理念     

中国传统科学中“取象比类”的实质和意义

中国传统科学的“取象比类”方法，长期以来被许多人看成类比推理，因而被认为具有某种或然性。该文指出，“取象比类”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抽象思维过程，它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科学范畴感性成分与理性成分相互渗透的特点，在直观体验活动中起着关键作用。     

墨家生命伦理论略

墨家对于人性的基本观点是人性欲利,无称善恶。肯认人性欲利的现实性和客观性使墨家自然地走向功利论伦理立场。《墨经》中有关生与知的论述是对墨家人命观的精炼概括;墨家重生而不惧死的生死观是其功利论道德理性在生命领域的必然体现。在生态观上,墨家是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其重点强调的是代际伦理,主张生死两利,追求代际利益的均衡。     

"物自体"抑或"意义质点"?--略论感性的对象与感性认识

当我们在感性论中引入了“意义质点”的概念时，“物自体”这一概念的悖谬就显得一目了然了。所谓意义质点，就是根据认识和实践的目的不需要再分割的感性直观的最小单元。感性对象——现象，就是直观中的意义质点及它们之间的感性关系与认识主体相互作用的总和。它既有客观性又有主观性。感性认识的意义就在于把握意义质点之间的感性关系，而意义质点本身却从来都不是感性认识的对象。     

朱熹的科学思想与道家、道教

朱熹是李约瑟用以说明道家有机论自然观对中国科学技术有促进作用的三个典型之一。这三个典型中 ,朱熹是对科学技术研究最多的。朱熹在科学技术领域的思想 ,直接渊源于沈括 ,而指导沈括作出进行科学探索活动的思想则来之于道家、道教。这促使我们深入研究朱熹在具体科学领域的思想与道家、道教的关系。本文考察了宇宙演化与宇宙结构、生命科学与医学、气象科学等领域 ,指出 ,这些领域中朱熹的思想 ,与道家、道教确实有渊源关系。指导朱熹得出这些思想的道家有机论自然观 ,既对西方有影响 ,也对朱熹身后中国科技的发展有影响。     

墨家辩学的研究对象与逻辑类型

《墨辩》六篇中的“辩”指的是论辩，墨家辩学理论是中国古代关于论辩形式、方法及其规律的科学。墨家辩学中包含有形式逻辑的思想，这种形式逻辑思想届于非形式化的，它通过辩学对自然语言中广义逻辑问题的研究得以表现，因此说，墨家辩学的逻辑类型是中国古代的非形式化的自然语言逻辑。     

从历史看生命科学的多样性和全球性

What is Globalization? When we speak of globalization of knowledge, it is an unfortunate fact that the text books and monographs in western countries generally trace their ideas to ancient Greece but go no further. They do not always acknowledge that there were other civilizations who nurtured great knowled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ong before Grecian civilization. I refer to the ancient civilizations of both China and India, as well as the Egyptians and the Baylonians whose ideas and inventions were copied by the societies of Greece and Rome much later①.     

格物致知论的源流及其近代转型

格物致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认知理论。它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其起源及发展早期,基本是以道德化诠释为主。到宋代时,心学派基本沿袭了早期道德化的诠释方向,但理学派则强调其中的理性精神,对宋代科学的兴盛影响重大。在明清之际,受时代变化的影响,实证化的取向更加显著,使格物致知论发生了重大的理论转型,为近代中国与西方科学技术的对接铺平了道路。而到近代之后,格致论几乎完全成为西方科学技术的代称。对格物致知论历史源流的梳理,从中还可以发现其对于现代科学发展的借鉴意义。     

汉源术语的本质及其特征

术语是折射人类思维进化的一面镜子。中国的科学思想发展呈阶段性特征——从古代科学到近代科学再到现代科学,每个阶段的术语状况都有所不同。中国独特的科学技术思想通过古代汉源术语研究可以得到彰显,这对当代汉语术语创建以及汉语术语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文章从中国古代科学知识与思维类型、汉语专业词汇、汉源术语的确定和汉源术语的特征这四个方面阐释汉源术语的本质及其特点,置身于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对其展开研究。     

刘徽的无限思想及其解释

该文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从元限侵害过程、不可分量可积性、有限过程等几个方面新考察了刘徽的无限思想，力图澄清此课题的研究中存在的若干误解。二是从中国古代数学传统，刘徽的思想渊源特别是他受墨家、道家和玄学的影响等方面，对刘徽利用无限思想处理问题的方式进行解释。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归属的悖谬

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使用西方的观念体系来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将其纳入经验科学的范畴。而对所谓“李约瑟难题”的解析,也简单地认为是中国缺少实验科学的基础。对指南针的研究表明,使用西方概念来研究中国问题,既不客观也很不恰当。中国古代科技的特点与欧洲迥乎不同,亟待依照本国的文化体系传承、科技发展路径,并借鉴西方研究成果,建构自己的一套观念体系,以便树立文化的自尊和自信,并梳理出民族文化和科技传统,促进当代中国科技的发展。     

技术、观念与社会想象——X光知识与技艺在近代中国的传布与接受(1896-1949)

1895年,X光被发现后,相关研究与发明迅速展开,并很快传入中国.有关X光的知识在我国传播虽早,但X光设备除了部分外国人在华所建医院和医学院外,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我国传布与使用并不广.其传入中国后,被视为古代中国洞见肺腑的神镜在近代的发明与再现,并被赋予种种社会想象和文化蕴意.研究X光知识与技艺在华的传播过程,可...     

对"李约瑟难题"质疑的再反思

“李约瑟难题”有其合理性。质疑难题的“无科学说”、“伪问题说”和“有毛病说”涉及到历史观、科学观、科学史观和方法论等深层次的问题，如“无科学说”只承认中国古代有技术而不承认有科学，否认中国古代科学的光辉成就，是科学史上的一种西方中心论；“伪问题说”反对科学的连贯性和普遍性，是一种科学特殊论和唯近现代科学论，带有“辉格”的色彩；“有毛病说”反对假设的和逆史实的编史学，是一种狭隘的历史观，不利于历史学的现代化。以上诸说在方法论上有一个共同点，都陷入了形而上学的误区，反对李约瑟创立的中西科学史研究的比较法。“李约瑟难题”是李约瑟中西科学史研究比较法的杰作，对中西科学发展史作了共时性的横向比较和历时性的纵向比较，从而抓住了其中的主要矛盾，具有高度的辩证性，对于揭示中西科学发展的历史规律是很有益的。因此，应以辩证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西科学发展史和理解“李约瑟难题”。     

技术理性的人文反思

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科学技术的两面性也日益凸显出来。科学技术在为社会带来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灾祸。作者认为这是由于对技术理性的过分宣扬而导致其人文缺失的结果，因此必须对技术理性进行人文反思。技术理性的人文关联为这种人文反思提供了前提，对技术理性人文缺失根源的分析为此种人文反思的决策提供了思路。况且，技术理性的人文反思，对我们正确认识曾在我国蔓延的“非典”，以及提倡“科教兴国”的中国现代化建设来说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茅以升：中国科学社会史的前驱

茅以升（1896—1989）是中国科学社会史的前驱。他在圆周率史研究中,早于“李约瑟难题”经典论述（1944年）1／4多世纪,提出近代中国“学术不振,逐渐沦丧”的问题。他的工程社会史研究探讨了民国时期和建国初期中国工程的特点,提出发展我国工程必须自力更生等重要思想。在晚年,他研究中国古桥史,阐发了中央集权的封建政体、社会经济、桥工匠师以及中华传统文化对中国古代桥梁技术发展的重要作用。     

创新动力的哲学考察

本文从社会系统和知识系统角度分析了技术发明、技术创新过程中的相关要素,考察了科学、技术、文化、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着重分析了技术发明、技术创新过程客观性标准和主观性标准的互动和内在矛盾,并从当代技术创新的主要形式,即工程组织制度角度分析了当代科学技术政策所面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