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藏山经》中矿物名称考释及其地理分布研究

《五藏山经》不仅是中国先秦时代重要的地理学著作，而且也是我国古代记述矿物学知识的重要著作，书中收录了89种矿物和岩石，并对其物理属性、分类和产地都有较为准确和全面的记述，特别是关于有用矿产产地和产状以及矿物共生的正确描述，关于利用自然的思想等记述充分说明了《五藏山经》是我国现存最早对矿产进行形态描述、类型划分和区域研究的古代典籍，代表着先秦时代我国矿物学达到的水平，成为中国古代矿物学知识的丰富宝库，其中保存了我国矿产地质学形成雏形时期的大量史料，是研究我国古代矿物分类和地理分布的历史依据，在我国地质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从关孝和的累裁招差法看《授时历》平立定三差法之原

本章介绍了和算累裁招差法的基本方法,考察了和算招差法与中算招差法之间的联系,说明了和算招差法的概念和思想方法的中算来源。结合对关孝和累裁招差法造术原理的分析,讨论了《授时历》三次插值法的构建原理问题,提出了新的复原方案。     

《晓庵新法》中的常数系统

《晓庵新法》一书含有各种基本常数、导出常数、计算过程中的中间值900多个,第二卷中的200多个常数尤为重要,是推算这部历法的基础。因此,要理想解《晓庵新法》,首先要弄清每一个名词术语的具体含义。该文首先将对第二卷所列常数的含义进行详细的说明,对一些意义很不明确的术语,给出确定其含义的根据;其次,通过与《西洋新法历书》的常数系统进行比较,探讨《晓庵新法》数据系统的渊源;最后,还对《晓庵新法》中黄道距度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新仪象法要》评述

该对我国宋代科学家苏颂所《新仪象法要》一书进行了较全面的评述,认为《新仪象法要》既记叙了１１例纪前我国天学上的成就与天仪器插史,又描述了居于当时世界领先地位的天仪器－水运仪象台的构造和工作原理,是留给后世的一份极具科学价值的珍贵史料。     

清乾隆《益象征农图》研究

乾隆年间,身为侍郎兼管顺天府的钱汝诚向乾隆帝进献了一册《益象征农图》.它描绘了皇帝亲耕仪式所使用的24件农具,是我国古代唯一专门描绘农具的图册.该图册的进献时间,当在乾隆二十六年三月至乾隆三十年四月间.其进献目的是使乾隆皇帝熟知耕耤仪式的农具,导扬清代的重农、劝农思想.图册的编排,以每件农具图附加释文的形式呈现,释文重在追溯历史、摭采方名、功用介绍.文章还对部分农具的释文进行了校释,纠正了一些误引文献.     

英国1832年《解剖法》探析

1832年颁布的《解剖法》是英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部法案。它以促进医疗科学发展为名,肆意处理穷人尸体,无视穷人的基本人权,伤害了他们的感情,强制他们牺牲自己的身体反哺社会,激起强烈抗议。此后,英国政府开始注意协调科学解剖与平民意愿之间的冲突,最终确立了遗体捐献自由的原则。     

周秦时期谷物测算法及比重观念——岳麓书院藏秦简《数》的相关研究

岳麓书院藏秦简<数>里保存了一些与体积重量换算有关的内容,经过初步分析,可以认为:周秦时期人们计量谷物时习惯用体积测算法,并且测出多种谷物的体积重量比值记录在算术书里;当时人们有可能利用水作为体积重量换算中的标准常量,也可能在生活实践中应用了"比重"的观念.     

勾股新证——岳麓书院藏秦简《数》的相关研究

岳麓书院藏秦简《数》里有一道"圆材薶地"算题,与《九章算术》"勾股"章第九题相同,这说明了《九章算术》"勾股"章的内容在先秦数学著作中就有渊源,它为我们了解先秦(或至迟秦朝)时代这类算法的情况提供了时代确切的直接材料。另外还有第二种可能性,即在《数》成书时,解答此题或可能是利用了相似直角三角形对应边成比例的性质。     

儒学、西学与天文——清中期张永祚《天象源委》研究

张永祚是清中期重要天文学家,在钦天监供职多年。文章在儒学、西学与天文学交叉视野下,从三个方面考察张氏的代表作——关于星占的《天象源委》:首先,论述了《天象源委》产生的背景,即明末到清中期欧洲与伊斯兰古典星占学、传统军国占以及星命术在中国的发展,以及它们与儒学的关系;其次,讨论《天象源委》以欧洲与伊斯兰星占为主,以传统军国占中望气、审音、军占为辅的独特星占技术体系;最后,从儒学的角度考察张氏如何以星占为儒者格物穷理之学,并将其置于儒家经典如《易经》之上。文章还结合前人研究,就张氏天文学工作所展示的中国古代科学形态、他的这项工作与儒学的关系以及中西交流问题进行了讨论。     

《割圆密率捷法》残稿本的发现

论文作者在北京图书馆北海分馆发现一本“钞本”《割圆密率捷法》，经与道光十九年（１８３９年）岑氏刊本仔细分析和比较，确认是一本残稿本，现存卷三下，但也不完整。其中文字部分应为明安图本人所写，陈际新进行了修改并加上重加核算的算式。从而大体上可以弄清楚，明安图和陈际新在《割圆密率捷法》一书中各自所作的工作。     

《回回历法》交食精度之分析

以日本内阁文库藏明刊本《回回历法》为依据,通过计算机编程对回回历法的交食和日月运动情况进行了模拟推算和精度分析.虽然现存的很多史料对回回历法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但本文通过分析发现:(1)回回历法在交食时刻的推算方面并不尽如人意,其精度远不及同时期的大统历,其原因之一是回回历法太阴黄道经度的误差较大;(2)在食分的推算上回回历法相比大统历具有一定的优势,使回回历法在与大统历长期参用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黄百家与日月五星左、右旋之争

关于中国古代日月五星左、右旋之争 ,继清初的王锡阐之后 ,不但没有平息的迹象 ,反而由于传入的西方天文学特别是其多重天说的影响 ,至少与王锡阐同时或稍后的梅文鼎 (持左旋说 )、黄百家 (持右旋说 )等人又以中西会通的视角 ,重启论争。黄百家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 ,站在一个全新的高度 ,即主要以当时在中国最先进的西方第谷“准地心体系” (特别是其多重天说 )及其测定数据 ,对左旋说进行质疑 ,同时使传统右旋说克服了致命缺陷——日月高下与一重天之间的矛盾 ,而且还自然蕴含着左旋说在天体层次观念等方面的所长 ,从而又将传统的右旋说升华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梅文鼎的日月五星左旋说及其弊端

在中国古代日月五星左、右旋之争中，左旋说到了明清之际已几成沉寂之势。清初，受到传入的西方天文学特别是其多重天说的影响，梅文鼎又提出了一种新的左旋说。梅文鼎的左旋说，是建立在“天”有重数且是一个整体等说法基础上的——故承载日月五星甚至恒星的“各重之天”不得不在外层“动天”的掣动下一起左旋；同时，梅文鼎还有一个重要的辅助创见，即认为起制动作用的“宗动天”的枢纽是北极，而日月五星甚至恒星所在的“各重之天”的枢纽是黄极。这样，就解释了日月五星等在东西向的视运动之外还存在着南北向的视运动以及它们视运动迟疾的差异问题。此外，梅文鼎的模式尽管较诸传统的左旋说更具自洽性，在力学机制上也有所长，但与右旋说尤其是黄百家的右旋说相比，则具有更多的缺陷——主要是论理、实测和应用方面。最后，还探讨了梅文鼎左旋说的思想根源及其影响。     

清末黄宗宪的《容圆七术》初探

清末数学家黄宗宪在<容圆七术>中,对中国传统数学的容圆问题从几个方面做了推广,特别是用西方数学的圆锥曲线、轨迹方法及逻辑推理等知识解决新的容圆问题,其中不乏颇具新意的创见和成果.我们由此也可看到我国清末东、西方数学交融时期的许多现象.     

岳麓书院秦简《数》营军之述(衍)算题解

岳麓书院秦简<数>中有一道关于营军之述(術)的算题,其简文早已刊布,但迄今无人破解.文章以准确解读简文中的大卒、大卒数、两、和等关键词为切入点,将极易致人迷惑的两和二字连读以解密原简文意.对上揭关键词含义的准确把握以及对释文的正确标点,使原本难以理解的術文得到合理解读;将按術文计算的结果与残存的简文答案对照,两者完全一致,已散佚的简文答案亦浮出水面.     

黄遵宪的西方科技文明价值观

黄遵宪先生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向西方圆家寻求真理的先进中国人。他的西方科技文明观很深邃，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采看，它今天仍有意义。     

黄宗羲的天人感应说与革命思想

黄宗羲性学思想的核心原则是天人合一。在这一原则下,产生了其天人感应学说和革命思想。但其革命思想和近代革命思想有着明显不同,他革命的目的是恢复天命,而非废去天命;其结果是推动天命的循环,而非追求历史的进步。其革命思想依然是传统性质的。     

庞迪我、孙元化《日晷图法》初探--兼论牛津本《天问略》中的三种晷仪

文本和技术两方面的细致比较表明,庞迪我和孙元化的《日晷图法》与陆仲玉日晷著作抄本的第一部分以及汤若望和朱確的同名著作内容基本相同,可以认为它们均出自庞迪我和孙元化的手笔.另外,徐朝俊的同名著作与庞、孙二人著作之间也存在明显的联系.     

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调控羊繁殖的技术初探

北方大漠草原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冬季严寒多风，若按照自然生长周期，羊（绵羊、山羊）的发情期正好在秋季，于春节前后产羔，而此时北方仍然天寒地冻，羊羔很容易被冻死。为了避开冬季产羔，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发明了人工控制生育期繁殖羊的办法，推迟母羊的受孕时间，使羊羔产于春季，从而保证羊羔的成活率。蒙古人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以毡片等裹公羊之腹，防其与母羊交接，适用于个体家庭小规模饲养；一种是实行牝牡分牧，平时公母羊分群放牧，在固定时间合群交配，适用于大规模饲养。蒙古人的这种技术源自突厥人。“苏武牧羊”的故事反映了匈奴人也掌握了这项技术，苏武就是专门放牧公羊的人。这说明北方游牧民族从匈奴开始直至蒙古大多已经掌握了这种繁殖羊的技术，只不过此技术是以“隐蔽形式”，似明似暗、无声无息地默默地流传着。这是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为了生存和发展，适应大自然，与大自然斗争而总结出来的经验。     

从《奉元历》改革看北宋天文管理的绩效

《奉元历》是北宋沈括和卫朴主持创制的一部实行历法,这次历法改革发生在熙宁变法的特殊时期。文章用“文化整体”方法综合政治、社会、技术、沈括个人等因素重新探究了《奉元历》改革的前前后后,并得出结论：历法改革缘起于科学与社会双重因素的影响,是在技术与行政干扰下进行艰难创新的过程;政府的支持与有效组织、管理机制的创新、管理制度的完善确实有利于天文学的创新发展,但不恰当的行政干预会妨碍技术管理制度的执行,从而阻碍天文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