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内涵解析

在相似概念厘析和"政府治理能力"与"现代化"这两个概念关联探析的视角下,"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政府在治理变革中体现出来的一种积极回应公民需求的能力,一种有效运用信息工具的能力,一种高效整合社会资源的能力,一种创新协调合作的能力。它是政府完善自我价值诉求,建构国家与社会新关系的关键,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核心内容。     

树立全新政府治理理念问题研究

政府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和关键。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树立民主政府、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有限政府、透明政府、廉洁政府、效率政府等全新政府理念。实现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是转变政府职能。政府职能转变既要注重简政放权,又要强化政府宏观调控、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环境保护职能。     

浅议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在国家治理体系当中,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是三个相互结合的有机整体。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则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改革内容。政府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在现代“治理”理念下具有独特的中国语境,要从政党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公民治理的整体关系中把握政府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浅议民族地区县级政府能力建设

民族地区县级政府能力的不足和缺失是民族地区县域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重要原因之一。新时期,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加强民族地区县级政府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和急迫性。要努力探求政府内外两方面能力提升的可行途径,即县级政府的自身治理和自我优化能力的提升途径和县级政府对社会的治理和服务能力的提升途径。     

以法治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包括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对深化当前我国社会改革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使得法治成为推动社会发展和变革的重要力量。在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要明确依宪治国的基础性和根本性地位,同时保证在国家、政府和社会三个层面上的制度创新,从而更全面地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数字政府建设与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以“e龙岩”建设为例

数字政府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标志和组成部分,政府治理数字化变革,是治理理念、流程管控与运行机制的全程性革新,其本质是以数字化改革来支撑治理体系的改革,其目的在于实现“公共服务的便民化”“社会治理的精准化”“经济决策的科学化”。数字政府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建设,要注意其技术、管理、服务、安全、法治等五个向度。当前急需从提升数字领导力、建立多元共治的协同治理格局、提升数据安全治理能力等三个方面提升政府数字治理能力。     

从管理到服务:政府绩效评估模式嬗变——一种公共服务的分析视角

随着全球化和后工业社会的到来,服务型政府将取代管理型政府模式成为社会治理的主要模式,与此相适应,政府绩效评估需要实现从管理型绩效评估模式向服务型政府绩效评估模式的转变。在服务型政府模式下,县级政府绩效评估在价值取向上要体现服务价值,评估主体要实现从单中心主体向多中心主体转变,制度设计要体现服务精神和道德取向,指标设计要注重公平和公正导向,要更多指向公共服务的评估,评估结果的使用要公开透明等。     

治理术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属于治理理论中的治理术范畴。治理术包括政府理性、"如何"执政和政府的"艺术"三个方面,其核心是法治理性和善治理性。因此,国家治理能力就是在国家治理体系框架下,治理主体以法治思维和善治思维运用治理机制和治理工具实现治理目标的能力。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点,在于政府行使国家权力时,慎用专断性权力并善用建制性权力。这是中国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中国共产党百年社会治理的嬗变:历史、逻辑与启示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肯定了社会治理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方面的重要作用。追溯党的百年社会治理实践,总结党的百年社会治理经验,探索贯穿于百年党史中的社会治理主线,乃是推动新时代社会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的迫切需要。从社会治理的百年嬗变历程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是一个阶段性与连续性相统一的过程,是一个治理目标、治理主体和治理方式不断科学化的过程。从治理目标来看,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实现了从"革命动员"到"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目标转向;从治理主体来看,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实现了从"一元化"到"一核多元"的主体结构拓展;从治理方式来看,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实现了从单一行政化到"六治融合"的方式结构拓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只有遵循"坚持党的领导"这一百年社会治理主线,才能牢牢扭住社会治理的"牛鼻子"。这就必然要求:一要坚持党的领导;二要坚持"人民至上"的社会治理理念;三要坚持政治、法治、德治、自治、心治与智治相结合的治理体系。     

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与现代大学治理的“内外兼修”

中国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是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现代大学治理体系的重建,这既需要重塑高校与政府的关系,也需要大学自我治理能力的完善。结合中国高校自主权下放的历史考察以及国际经验的比较分析,实现"放""管""服"三者的运转平衡与政策落地,需要高校内外治理的协调创新。就内部而言,要充分发挥大学章程的自我管理能力,加强大学章程执行力的监督与评估;就外部而言,政府放权与服务应更加关注高校的实际需求,通过充分放权来激发高校内部办学活力,而不是把放权视为"抓大放小"的权力游戏。相对于国际教育改革的赋权增能,中国的"内外兼修"体现了一种传统的人文精神,这也是对现代大学治理中国模式的途径探索。     

中国社会建设中的社会资本供给优势与培育——以“两型社会”建设为视角

"两型社会"要求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要符合生态规律,向着有利于资源节约和循环使用、维护良好生态环境的方向发展。"两型社会"建设需要一定的社会资本支撑。社会资本作为以信任等价值观为核心的、有利于促进合作、减少社会冲突、促进社会和谐的各种观念性资源的总和,在节约治理成本、提高治理效能和促进和谐治理方面有助于社会治理,进而促进中国"两型社会"建设。为了提高中国的社会治理水平,社会资本的积累需要从政府示范、公民教育、公民社会成长和公民积极参与等方面进行。     

协同治理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协同治理理论在治理主体多元性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具有客观必然性。为了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执政党要切实转变领导方式,更新管理理念,营造平等、包容、合作的氛围,发挥整合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的核心作用;政府要注重协同合作,努力构建服务型政府;非政府组织则在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自主性的同时,加强与政府的协同合作,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     

苏轼的赏罚观及与其改革思想的内在联系

苏轼认为,赏罚不仅要体现爱民、利民的宗旨,而且要有利于社会道德风气的改善,有利于人自身的不断完善,有利于社会公平原则的体现.联系考察苏轼的政治改革主张,他终身坚持改革社会弊端必须要有利于"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的观点,十分重视立足长远的社会秩序和道德建设的价值取向.从治理国家的角度而言,实施赏罚与推行政治改革在维护社会安定、巩固政权和维持共同道德价值观念方面,其目的是完全相同的.我们从此找到了苏轼赏罚观与其政治改革思想的内在联系.     

“新常态”视阈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实践路径

当下中国已进入新常态,为国家治理的发展和提升带来了机遇。中国新型智库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已经成为影响政府决策、衡量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因素。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必须充分考虑当前我国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同时也要汲取国外智库建设的成功经验。     

县级政府生态治理能力的构成要素及提升路径

生态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县级政府生态治理能力主要包括生态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生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能力、生态监管执法的落实能力和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能力等。当前,"经济中心主义"的片面发展观、现行生态部门的权责不明确、生态法治不健全和政-社互动不足等是县级政府生态治理能力提升面临的现实困境。进一步强化县级政府生态环境责任意识,建立健全生态治理的保障机制,加快生态治理公众参与平台的建设,引导全社会树立生态文明意识是县级政府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提升的有效路径。     

新型农村社区的治理“悬浮”困境及应对理路

新型农村社区是一种半城市化的社区,它容纳了多重身份的社区居民、多种行业的企业组织、多重社会关系、多种利益诉求,并体现出高度的开放性、流动性和异质性。多种原因使基层政府在社区治理中出现了权力"悬浮"的困境。转变治理观念、探索新的治理体制、调动基层政府的积极性、规范公权力的运行、重构官民之间的联系纽带是破解治理"悬浮"困境,实现新型农村社区"善治"的可行路径。     

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中社会组织建设——以山东省实证调查为例

基于山东省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中社会组织的实证调查,探讨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中的协同作用,重点分析社会组织在山东省社会治理创新中的发展平台。山东省社会组织发展实践表明,在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中,要发展社会组织,必须健全社会组织登记制度,提升社会组织自身服务能力,加强社会组织管理建设,完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制度。     

西部连片特困地区县级政府治理转型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启动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以来,经济、社会的转型要求政府治理转型。西部连片特困地区贫困问题和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使得其县级政府治理转型内外交困;国家新的扶贫开发政策,增加了各级政府对连片特困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区域开发合作,对其地区县级政府来说是治理转型的强劲推力,然而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状况堪忧、市场化经济发展程度较低、公民社会不成熟,政府治理转型面临着现实困境,提高西部连片特困地区县级政府治理能力是实现治理转型的有效途径。     

基于协同治理的我国政府与社会组织的策略演化与路径

协同治理是未来公共治理的发展趋势。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通过我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治理的演化博弈分析,认为协同治理能以最小的成本实现最大的社会公共利益,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稳定性主要取决于合作的收益、成本以及社会公信力得失,提出我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治理的路径,即"三种手段+四大平台+一个框架"。     

美国州立大学治理结构及其对我国新型大学治理的启示

我国的"新型大学"与美国州立大学有许多共通和共同之处,不仅都是主要由地方政府出资建设的公立大学,还有共同的"服务"特点,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使命。美国州立大学治理结构对于研究我国"新型大学"自治与政府干预的权力边际以及"新型大学"内部治理模式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美国州立大学的治理结构自下而上分为院系治理、校级治理、州级协调机构治理和政府治理。借鉴联邦政府宏观引导、州政府统筹协调、大学自主办学、社会团体广泛参与的美国州立大学治理体制,我国新型大学应共同治理、分权制衡,完善大学内部权力制约机制;改变政府治理大学的模式,实现大学自治和政府调控的有机结合;鼓励第三部门参与大学治理,提高大学治理的质量与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