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进程中的私权利与公权力

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推进,强调权利本位已是必然趋势。权利本位也即是对私权利的重视和保护。而与私权利相对位的公权力,本应是为私权利服务而存在的,却不时地对私权利构成侵害。因此,在我们强调对私权利保护的同时,私权利与公权力的矛盾冲突也日益受到关注。这到底是由于私权利与公权力的分配不均造成?还是因为私权利与公权力的错位?……我们不得不试着去探求其中的原由以及寻找解决途径,以使得私权利与公权力能够和谐相处,为我国的法治进程顺利前进做出努力。     

公权力与私权利关系的梳理与解读

国家通过立法形式规定或认可公民的私权利,使公民获得国家强制力保障的法定权利。公民权利的行使以不妨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的、国家的公共利益为限度。相对于公民的私权利,国家的公权力显然更强大和更权威,而且更容易导致公权力的行使主体有滥用权力、超越权力、权力腐败等不良倾向。因此,法治社会需要设置有效机制对公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约束,从而保护公民的私权利。     

论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保护

法治国家中,公权力的存在宗旨是为了保障私权利的实现,由于种种原因,公权力常常会妨碍私权利的行使,因此有必要对公权力进行限制,对公权力的限制是为了保障私权利的行使,二者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从民权到人权——清末民初权利（力）理念演化研究

以君权为核心是中国传统的权利模式,至辛亥革命推翻封建专制主义社会发生了质的改变。乘“西学东渐”之风而兴起的“民权”理念,被近代先进的思想家引进、传播,并将其作为否定专制权力的理论武器。近代“民权理念”和传统中国的“民本思想”有着重大的区别,前者强调“主权在民”,是在近代法治基础上的个体本位的权利意识;而后者则是建筑在人治基础上的集体本位的权利意识。从古代的“民本思想”,到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倡导的“民权理念”,再到“五四”民主、自由旗帜下的“人权理念”,近代中国“权利理念”转化的“三部曲”,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环境下,中国人民的思想觉醒与权利理念的演化历程。     

透视重庆“钉子户”事件的表象和本质——对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标准的置疑

重庆“钉子户”的维权斗争是我国目前民众权利意识觉醒的直观体现，对于权利的追求应是权利不被滥用亦不被侵害。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是对受损权利的救济，应当从物质和精神利益两方面进行补偿。     

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中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协调

在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中,如何协调好国家公权力和公民私权利之间的关系既是解决突发公共事件本身的需要,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还是国际人权保护的必然要求。在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中,必须牢固树立法治理念,同时在比例原则、行政公开原则、权责统一原则等一般原则及公权力优先原则、有限行政紧急权原则、有限救济原则、基本人权不得克减原则等特殊原则的指导下,通过建立和完善突发事件分级、公民抵制权、国家赔偿、信息公开等一系列具体的制度,切实协调好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关系。     

增强私法私权观念 防止公权力滥用

法律观念有公法观念、公权观念与私法观念、私权观念。在中国,前者一直占据主要地位。私法私权观念的相对缺失是由于中国传统的集权专制政体,长期以来"重公轻私"的法律传统造成的。我们应摆正公权力和私权利之间的关系,理解私法私权的核心。除了通过制定法律约束公权力,追求公法公权力对私法私权利的尊重外,还应完善私法来保障私权的存在和行使。应该制定完善的民法典来保护私权,重铸私法精神。     

简析公权力与私权利在征地制度中的几点安排

从最小限制与最大促进、法律程序正当、社会整体利益维护与私人利益兼顾、价值衡量原则;公权力在征地制度中公共利益法律界定方面的行使和完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构建农村集体组织的设想和完善补偿安置机制方面提出了公权力与私权利在征地制度中的几点具体安排。     

小议限制公权下的私权保障

人们常说“限制公权以保障私权”。但公权的存在正是为了保护私权,因此对公权的限制便是对私权保护的削弱。掀开这看似矛盾的面纱,其实质是公权力的行使必须不能超过“维护公共利益”的界限,一旦超过了这个界限就是对私权的恣意侵害和践踏。我们就应该对公权力超过的部分加以限制以此来保障私权的正常行使。公权来自于私权,是私权对无法独自维护利益的公共领域的让度,没有公民出让的权利就不会有公权的存在。我们限制公权力超过“维护公共利益”的界限的这一部分权利其实从实质来说只不过是把从私权借来的东西又还给了私权而已,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平衡关系,并不是对私权的削弱。     

传统文化在公民意识塑造中的作用

公民意识是民众在民主政治生活时代必须具备的一种社会意识，具体包括：公民的人格意识、公民的权利、义务意识、公民的纳税意识、公民的自由意识、公民的法律意识。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自由、民主、平等思想，没有公民意识的基因．要培养民众的公民意识．必须客观公正的审视传统文化的影响，借助于西方传统文化，才能塑造出建立法治中国所必需的公民意识。     

试论物权法对我国反腐机制的法律完善—以物权法对不动产权益立法保护为视角

腐败现象的实质是对公共权力的滥用,公权力与私权利在同一法律体系之中能否得到平衡,这是反庸倡廉的关键。而不动产等私权利界定模糊,是导致土地领域内腐败行为的重要原因之一。物权法对公民私有财产的平等保护以及对土地征收制度的规定,对于完善我国反腐败的法律体系有着积极的意义。     

农村宅基地土地发展权刍论

土地发展权概念引自国外,在我国其法律性质尚存较大争议,有公权力说、经济权力说和私权力说。民法学界普遍将其定性为私权利,且应当区别于地上权,属于狭义空间权。农村宅基地发展权基于我国现有的农村土地权利体系,应当确立为独立的土地发展权,该理论有利于解决征地补偿中农民集体和农民利益的分配问题,还可为城乡统筹发展提供理论基础。     

《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私权利保障问题再探讨

现代法治社会的目标之一是限制公权,尊重和保障私权。从私权保障的视野看,《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原《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相比,在立法宗旨和原则、立法内容等方面都发生了质的变化。该法进一步规范和限制了公权力的行使,保护了私权利,较为全面地实现了对公民私权利的保障。但该法相关规定仍存在缺憾,如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没有扩大、立法原则的规定仍有欠缺、对公民权利义务以及警察权力义务限制的不对等等,导致私权利保障不足,有待在立法中进一步完善。     

自然法与西方权利观念的发展

自然法的发展史也是一部人类权利的发展史。自然法与正义观念密不可分。在权利观念的形成过程中，西方的正义观念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世纪以前，权利观念体现于自然法“各守本分，各司其职”的神的正义观念之中。这样的权利观念只能是义务本位的。随着人文主义的兴起，自然法带领着人们寻求自然的正义，指引着西方权利观念向权利本位的转换。这样最终才诞生了现代意义上的权利概念。     

监控系统安装运营中的法律问题研究

监控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报警与监控系统的普遍安装和使用使我们不得不面对监控所导致的法律问题,这也是后现代社会必须面对、思考和解决的问题。通过明确监控系统的安装范围、安装主体、安装要求,规范监控系统运营及信息使用,力争实现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平衡、社会效益与公民权利保护的双赢。     

法治国家中的公权力和私权利

本文首先对法治国家中如何对公权力和私权利进行合理定位进行分析和研究,在此基础上,试图探索出对二者如何实现平衡的具体措施或构想,以促进法治国家的顺利进行,构建一个和谐社会。     

西方自然法学观与中国儒家法律思想之比较

西方古代自然法与中国古代儒家思想是中西法律文化的源头。中国的儒家法律思想与西方的自然法思想及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价值观念上“正义观”与“天道观”的分歧；治国方略上“法治观”与“人治观”的对立；权利与义务关系上权利本位与义务本位的对立；人性分析上“性恶观”与“性善观”的冲突。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建立真正的适合社会趋向的法律制度，必须大力吸收借鉴西方的法律观念。     

从知识产权中的公有领域理论看“山寨”现象

“山寨”现象看似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与知识产权有关的问题,但其本后却隐含知识产权的创新与对已有知识产权产品的使用和学习,另外它更隐藏着权利的背后私权利与公众权利的平衡和公众领域如何发展和保护的深层次问题。本文拟通过从知识产权的公共领域理论对此现象做以法理上的分析,并进行一些深入的思考。     

合同违约补救权利的思考

权利和义务相伴而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当违约方违约责任产生之时,与损方相对应的补救权利却因法律未明确授权而缺失,这既不利于受损方合同利益的保护,也影响了合同法律体系的合理与完善。中国合同立法应当充分考虑民事权利对等性,对受损方的违约补救权利要予以立法上的充分保护、高度尊重和必要限制。合同立法原则应以权利本位代替义务本位,应明确而直接赋予受损方以违约补救权利。     

从政治动员的角度看南京政府时期江西特种教育

特种教育自1933年在江西创制并推行，作为国民党在“收复区”推行的一项重要社会政策，其目标是在发展乡村教育的同时，对民众灌输国家意识及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和道德观念，激励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最终目的是要民众对国民党政权以及各项政策的最大限度的认同。特种教育既是乡村教育运动，又是国民党在“收复区”进行的一场全面的政治动员，而后者显得更突出、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