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仲恺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与各方关系的研究

廖仲恺是近代历史上著名的国民党左派、小资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廖仲恺既是国民党左派的代表性人物,又是孙中山先生坚定不移而又至关重要的支持者,右派势力必欲将他置之死地而后快.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廖仲恺是真诚地与中共携手并进的典范人物,是全力支持工农运动的典范,是孙中山联俄政策的主要策划者和坚决执行者.     

第一次国共合作在日本

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以后，国共两党旅日组织于1924年8月实现政治合作，在东京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党驻日总支部，标志着国共两党在日本的国民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与国内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相比较，国共旅日革命统一战线具有鲜明的特点：第一，由于中共东京党团组织人数较少，人员流动性大，组织机构不固定，因而在驻日总支部的组织领导机构中力量偏弱，难以在重大问题上对总支部的决策产生足够影响。第二，由于受到中日两国相近地缘关系和国民党在日本有着悠久历史渊源关系等因素的影响，旅日国民党左右派之间的斗争异常激烈。1926年初，随着国内“西山会议派”公开分裂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东京的国民党右派也公开进行分裂活动，形成了在东京一地存在左右派两个总支部的对立局面。“四·一二上海清党”和“七·一五武汉分共”以后，第一次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破裂，东京国民党左派驻日总支部随之分化结束，而右派总支部则一分为三，最终沦变成为蒋、汪政治权力斗争的工具。     

李大钊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重大贡献

1924年,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国民党建立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了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第一个革命高潮。在这次国共合作中,李大钊作出了特别重大的贡献。他是促成国共合作的“主角”,巩固和发展国共合作的楷模。一李大钊对制订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策略,确定“党内合作”方针作出了最大的努力,起了关键的作用。     

论国共“党内合作”的思想基础

“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是国共“党内合作”的思想基础。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从“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愿望出发,真诚地欢迎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把国民党改造成为国民革命的中心势力。;中国共产党也诚心希望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为国民革命的中心势力,联合无产阶级和其他革命阶级共同进行旨在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国民革命。正是在“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思想基础上,国共两党的“党内合作”得以实现。     

周恩来、王京岐与国共旅欧统一战线

1923年秋冬,随着国内国共合作进程的加快,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旅欧支部和以王京岐为代表的旅欧国民党组织,在孙中山和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率先实现了政治合作。国共旅欧统一战线建立以后,周恩来和王京岐带领广大旅欧国共党员,积极开展国际性反帝活动,坚决回击“国家主义派”和旅欧国民党右派的破坏分裂行为,确立了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他们两人也在共同的革命经历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论孙中山建立国共合作的目的及消极影响

孙中山建立国共合作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过国共合作改造国民党，以重新确立和巩固国民党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二是通过国共合作获取苏俄的援助和支持。而这两个目的对后来的国共合作产生了许多消极的影响。     

论中共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处于“偏师”地位的客观原因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由于国民党在政治影响和组织力量方面超过中国共产党，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处于劣势；再加上国民党的联共政策，是以国民党为领导、为中心的“容共”、“限共”政策，因而在统一战线中，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采取了限制的策略，客观上使得中国共产党始终处于国民党的从民者、追随着地位。     

国民党历任掌门人

7月16日,现任副主席马美九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主席,成为这个百年老党的新掌门。中国国民党前身为中国同盟会,由孙中山先生在1893年建立的兴中会基础上于1904年创立,领导辛亥革命,建立中华民国1012年改组为国民党,1919年正式称为中国国民党。孙中山晚年在中共帮助下再次改组国民党,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为北伐奠定了基础。1938年3月,蒋介石被推举为国民党总裁。在此之前,国民党中常会党主席由胡汉民和汪精卫担任,但实权一直掌握在蒋介石手中。面对日本侵略威胁,国共在1936年西安事变后实现第二次合作,取得八年抗日战争胜利。但国民党顽固派重新挑起内战。1949年12月国民党中央党部由大陆迁往台北。蒋介石连任总裁至1975年4月去世。蒋介石去世后,国民党废除“总裁”制,改称中央委员会主席,由蒋经国连任至1988年1月去世。在任期间大力发展经济,使台湾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晚年开放党禁、停止戒严、部分开放台胞回大陆探亲。其后由李登辉继任至2000年3月,国民党在台湾“大选”中失败,李登辉被迫下台,后因其台独立场被国民党开除出党。2000年8月18日,连战正式当选为国民党主席,直至被马英九接替。     

两次国共合作之比较

国共两党在中国革命史上曾经有过两次合作。第一次是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两党结成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第二次是从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两党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两次合作实现了北伐和抗日的大业,有力地促进了我们民族的进步”认真研究两次国共合作的历史,探讨其中的经验教训,对促成第三次国共合作,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民国第一清官"石瑛与"汤池训练班"

“民国第一清官”石瑛,是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国民党的创始人之一。他与宋庆龄、冯玉祥等国民党左派一起,为推动两次国共合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抗日战争期间,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崇高威望,主动与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商议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大计,战胜了难以想象的种种压力和困难,“建设厅出牌子、出经费,共产党出教官”,创办了享誉中外、被蒋介石称为“红军大学”的“汤池训练班”,培训了700余名抗日军政骨干,为我国鄂豫边区的抗日战争和新四军第五师的创建,乃至国家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该文对研究石瑛和抗日战争专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浅析航海过失和管货过失

《海牙规则》确立了海运承运人对航海过失造成的货损免责，航海过失可分为驾船过失和管船过失。但承运人对管货过失造成的货损应承担赔偿责任。区分航海过失，尤其是管船过失与管货过失，成为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近百的来，有关于此的争议不同涌现，国际上要求废除航海过失免责的呼声日益高涨，《汉堡规则》虽废除了航海过失免责，但亦未被国际社会所接受。文章探讨了航海过失与管货过失的区分标准，并尝试建立一种新的承运人责任制度。     

论前资本主义时期东西方城市差异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城市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的产物。由于城市发展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民族习俗等的不同,城市本身就出现了发展的不同类型、不同特点。研究发现：东方城市多沿河而建,是奴隶制度及封建王权的所在地,奉行重农主义,而西方城市多沿海而建,呈一定程度的开放性和自由性———奉行重商主义。因而,中世纪后的西方,城市中易产生新的阶级,而东方城市中的臣民却受制于强大皇权的统治,无法形成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而西方城市的持续发展,最终导致了社会革命产生,推动了社会形态发生质的变化。     

从重庆地名看当地的森林变迁

本文从地名角度入手,介绍了地名与森林的关系,通过对重庆森林地名和动物地名空间分布的比较分析,从中挖掘出地名反映的当地森林的变迁情况,对其变迁的原因进行分析.同时从地名产生的机理出发,认为森林地名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界而产生的,是一种社会现象,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森林及动物地名比例大小与当地森林多少不一定成正比.     

智能化电能表及自动抄表系统在住宅中的应用

本文主要论述了智能化电能表及自动抄表系统的组成、特点，以及目前市场上使用的几种主要智能化电能表和自动抄表系统的方式及其发展趋势．     

国有股减持的定价问题研究

就现阶段不同国有股减持方式的减持价格的形成机制进行比较研究，指出国有股的减持价格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提出相关国有股减持的几种有效模式。     

中华学与苗学关系初探

苗族是中国的主要的少数民族之一，也是一个散居于世界各地的跨国民族。苗学研究及其成果有助于中华学体系的建立与丰富，而中华学理论的创立又为苗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和价值取向。中华学与苗学之间相辅相成和互为兼容的互动关系，将为中华民族站在理性的高度“自己认识自己”提供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     

Certainty-equivalence方法对经理股票期权价值的确定以及相应激励效果分析

经理股票期权是一种较为先进的薪酬管理制度,但由于其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使得利用BS模型对其进行定价会偏离经理人员的人力资本,现介绍Certainty-Equivalence方法来确定ESO的价值,使其更接近人力资本。同时,利用博弈的方法确定经理股票期权数量的最佳值,分析了影响经理人员努力程度的相关因素。     

交错级数收敛性的一个判别法及其应用

在判别变号级数收敛性时，往往需要几种判别法同时使用．比较麻烦。本文提出一个较简便的判别法，在解决变号级数收敛性方面比较简单．便于应用。     

19世纪中叶英国霍乱病因之争

1831—1849年间英国先后两次暴发霍乱,造成众多人口死亡和巨大的社会恐慌。围绕霍乱出现的原因,英国社会各界展开激烈的争论,分裂为两派:非传染派认为霍乱不会传染,从道德、阶层、种族等角度进行阐释;传染派认为霍乱通过瘴气或不卫生等方式传染。这场争论加深了英国人对霍乱的认识,推动了公共卫生运动的开展。     

法院调解应适当把握案件事实

法院调解不宜将“查明事实”作为原则;为促进调解,调解人应当在调解自愿、不危及调解优势的限度内,通过职权探知、运用经验逻辑把握案件事实.把握案件事实应排除辩论主义的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