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死刑复核程序理念的实然与应然

长期以来,我国以死刑刑事政策为理念建构死刑复核程序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对死刑复核程序的改造必须首先从理念上实现转变.以程序正义观念代替死刑刑事政策作为死刑复核程序的建构理念、以司法权的运作规律代替行政权的运作规律作为死刑复核程序设置的基础、以权利救济型程序代替政策实施型程序作为死刑复核程序的模式,并走渐进化改造之路,才能实现我国死刑复核程序的根本改革.     

死刑复核程序的诉讼化及其程序正当性构建

死刑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解决的是死刑核准权的归属问题。死刑核准权收归后面临的问题是诉讼程序的行政化、程序内容的空洞化以及程序正义性的缺失从而使设置该程序的目的落空。因此,需要对死刑复核程序进行诉讼化和程序正当性构建。     

论死刑复核程序"秘密性"审理方式的改革

死刑复核程序是把握犯罪人生命权的最后一道关口,因此意义重大。但我国现行的死刑复核程序弊端颇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道程序已经名存实亡。本文从改革死刑复核程序"秘密性"审理方式这个角度提出建议,力求实现公平与正义。     

检察机关介入死刑复核程序的制度构建

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全面收回死刑核准权,对死刑复核程序的改革与重塑已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焦点。检察机关介入死刑复核程序,发挥其作用对理论和司法实践都有着深刻的指导作用。检察机关介入死刑复核程序应坚持双重身份,同时履行刑事追诉职能和法律监督职能。通过赋予检察机关死刑复核程序启动权,最高人民检察院行使死刑复核案件的启动、支持公诉、审判监督等职能,介入死刑复核程序,最终实现维护司法公正、尊重和保护人权的目的。     

从检察监督视角看死刑复核程序的合理设置

《刑事诉讼法》第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根据这一规定,人民检察院当然有权对死刑复核程序进行诉讼上的法律监督,以保障死刑的正确适用,达到逐步控制死刑适用规模的目的。但是,我国目前对死刑复核程序进行监督的途径和措施在立法上尚付阙如。因此,加强死刑复核程序检察监督的理论与实务研究显得非常必要,它已成为刑事诉讼法学界的一个重要课题。     

论死刑复核程序的性质定位及诉讼化改造

我国将死刑核准权收归了最高人民法院,并颁布了相关司法解释对死刑复核程序的运行进行规范但是,现行的死刑复核程序在性质上还具有浓厚的行政审批色彩,是一种诉讼程序与行政审批程序相结合的综合体。根据正当法律程序,我国应对控、辩、审三方主体在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合理调整,把死刑复核程序改造成为诉讼化程序。     

论死刑复核制度中人权保障的困境和出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视角

死刑复核制度是中国法制文化的代表,对于保障被告人的人权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因其依存的文化欠缺人权保障的传统和理念,导致该制度在现实中无法发挥更大作用.若想彻底解决问题,就应该从该制度诞生的文化土壤探究其本质特征,阐述诸多立法弊端给不同被告人造成的人权保障缺失,从而得到可以兼容于我国文化环境的因地制宜的解决方案——多元化死刑复核制度.     

技术侦查中公民隐私权的保护——以2012《刑事诉讼法》修订案为背景

2012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对技术侦查的使用作出了一定的规制,但仍有一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本文试通过对技术侦查的概念与相关法律规定的分析,结合《刑事诉讼法》修订前后的法律变化,对仍然存在的问题给出自己的解决方案。     

死刑独立量刑程序的必要性研究——以死刑案件司法实务为视角

我国当前死刑案件审判的核心在于量刑而不是定罪,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酌定量刑情节在决定是否适用死刑上前所未有地发挥起关键性作用。我国传统以控制定罪为中心、定罪量刑一体化的审判模式及制度安排,已明显滞后于当前死刑案件审判的实践需要及形势发展,构建专门、独立的死刑量刑程序,通过正当程序实现量刑公正已成大势所趋。     

浅议监视居住制度——以新《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等内容做了进一步的完善,可谓是重塑了这一制度,但是学界对监视居住持截然不同的看法。修订后的监视居住规定仍存在不完善之处,如对监视居住的期限、监控措施、住所指定居所缺乏必要的解释等。应重新设定监视居住的执行期限,并作出细致的划分,进一步明确、细化对监视居住期间采取的电子监控、通信监控等措施的规定,强化检察机关的监督作用,赋予检察机关执行监视居住的权力,对住处和指定居所的界限作出清晰的划分等,使监视居住发挥应有的作用。     

对刑事和解适用的诉讼阶段的评析——以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2012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较之以前,更加注重和强调被害人的主体地位,规定了和解适用的案件范围,公检法机关担任和解的主持人,刑事和解适用于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三个阶段,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终于使实践中早已存在的刑事和解"有法可依",有了"名分"。但与国外先进成熟的刑事和解制度相比,仍然存在缺陷,有待进一步完善。     

论《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证据部分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对证据部分作了较大修改,虽有进步,但缺陷也很明显。将证据的定义由"事实说"改为"材料说",这一修改实无必要;增加了证据种类,但对证据的分类不合理;明确了举证责任的承担,但被告人承担举证责任的情形需相关法律进一步完善;关于非法取证方法的规定过于笼统,应尽可能详尽地列举非法取证方法;虽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得以进一步完善,但该规则在实体和程序方面仍然存在不足;在增加"反对强迫自证其罪"规定的同时保留了"如实供述义务",这种相互矛盾的规定显属不当;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证据衔接方面,证据核实主体应包括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建议更换办案人可能导致规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证人和鉴定人出庭不应作出不同的规定。     

中国死刑立法的完善--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为视角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对死刑的适用范围、程序以及死刑犯的请求赦免权和减刑权都有明确规定，而中国有关死刑的立法在许多具体问题的规定上与该公约存在一定的冲突，适用死刑的范围不仅过于宽泛且标准不明，适用死刑的程序也并非严格，缺乏死刑犯的赦免和减刑的请求权的规定等，需要加以完善。     

观看美剧《SHARK》思考中国《刑事诉讼法》的证据收集

本文从美剧《SHARK》出发,结合辛普森杀妻案对美国司法中证据采集做了重点分析,并对我国当前司法实践过程中证据收集提出了合理化建议。     

证据和辩论在量刑程序中的作用——以美国无陪审团参与的非死刑案件为例

证据与辩论在美国无陪审团参与而由法官量刑的非死刑案件的量刑程序中有着重要的作用。美国大部分非死刑案件的量刑听证程序中,包括非法证据在内的各种证据、量刑前调查报告、控辩双方的律师的辩论、缓刑官的量刑建议等对法官公正地量刑产生积极影响。     

高职高专法律专业实践性教学环节的设计研究——以"刑事诉讼法"为例

近年来，在“讲训并重”思想指导下，高职高专院校法律专业开始重视实践性教学。根据高职高专法律专业实践性教学的现状，高职高专法律专业实践性教学的改革方向应当是构建综合实践教学课程与分门别类法律实践教学环节相结合的模式。具体来说，刑事诉讼法实践性教学环节可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实训基地等采取方面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修改完善我国《商标法》的几点思考

针对我国《商标法》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几个问题，本文提出了以下几点立法建议：（１）增加对驰名商标的保护规定；（２）明确商标注册时不得侵犯的在先权的内容；（３）增加当事人在商标争议解决过程中的司法救济途径；（４）增加禁止反向假冒的规定。     

关于婚姻法(修正草案)中离婚问题的几点思考

婚姻法中不应以感情破裂做为判定离婚的标准，而应以理由是否正当做为标准；离婚后由于抚养子女一方独自承担起养育、教育子女的义务，其负担沉重，应给予监护补偿费，同时，无过错方可向第三者请求赔偿；婚姻法中应放宽重婚罪的构成要件或增设通奸罪的条款，以加大对各种破坏婚姻家庭行为的打击力度，真正起到保护正常婚姻关系的作用。     

窥见隐蔽作证制度中的实体真实与程序正义——探究新《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二条的法理基础

时隔14年,我国刑事诉讼法在各方学者、司法实践工作者和立法者的共同努力下得以修订。新《刑事诉讼法》从强制证人出庭、证人保护、证人补偿等方面重构我国证人作证制度,其中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一)、(二)项的规定以立法形式确立了隐蔽作证制度。这是我国刑事审判界与国际司法实践接轨的重大表现。文章试从正义观出发探究该制度应予以确立的法理基础,并对该制度的实际具体操作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