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与"以德治国"

世纪之交，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以德治国”重要思想。“以德治国”是道德与法律关系发展的逻辑结果，还是中国执政党治国思想的完善和发展?是为了进一步加快“依法治国”的进程，还是拯救道德的权宜之计?“以德治国”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间是什么关系?本文试时“以德治国”的意义以及“以德治国”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作初步探讨。     

略论"以德治国"与高校德育建设

“以德治国”思想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的重要治国方略，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高校德育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在高校实施“以德治国”必须重视德育建设，强化德育管理，教育学生学会做人；同时，认真贯彻“以德治国”思想，对于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朱熹德治思想对"以德治国"方针的借鉴意义

朱熹的德治思想是对孔子“为政以德”治国思想的继承。江泽民提出的“以德治国”理论，是对传统德治思想的借鉴和继承。今天，我们要通过研究朱熹思想，联系实际促进公民道德建设，贯彻落实“以德治国”方针。     

论江泽民的"以德治国"思想

“以德治国”是江泽民提出的一种新的治国思想。本文从分析当前我国普遍存在的腐败、贫富差距、社会治安、道德滑坡等诸多社会问题出发，从正确处理“以德治国”与古代“德治”思想和“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辩证关系入手，积极探求实现“以德治国”的道德途径，即实行德政与德教，以期对“以德治国”的现实针对性、科学合理性和操作可行性有一个较为系统的论述。     

关于实现"德治"的几点思考

以德治国的关键在于切实把“德治”落在实处，本从从严治党，从严治政，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及青少年教育等几方面入手，阐述了以德治国的全要性及其实现途径。     

实践"以德治国"推进"以德治教"--兼论高校如何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以德治国”思想,颁发《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得以深化和具体化。“以德治国”是“以德治教”的政策基础。“以德治教”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高校是贯彻《纲要》、推行“以德治教”的重要阵地。加强高校道德主体的道德建设,不断提高高校干部、教师、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才能在高校深入贯彻执行《纲要》,推进“以德治教”,实践“以德治国”方略。     

从古代"德治"思想看当代官德建设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以德治国”方略，蕴含了极为丰富的“德治”传统内涵。当代的官德建设就是对古代“为政以德”思想的超越和发展。“以德治国”，重在治官。官德建设，既要加强对为官者的道德教育，又要开展为官者的道德自律，坚持道德自律与他律相结合；建立健全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约束为官者的行为，提高为官者的道德素质，重塑新时期官德新形象。     

加强青少年德育教育是"以德治国"的基础

江泽民提出“以德治国”，是时代的呼唤，是法制的发展。青少年的德育教育直接关系到人才培养，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大局，所以，青少年德育教育是“以德治国”的基础。而当前学校的德育问题令人忧虑，学校德育工作的不力，少数教师的德育意识不足以及德育教学中的知行脱节等，都将严重阻碍教育事业的发展。因此，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及学校领导要切实转变教育观念，建立和完善德育政策机制，加强德育教师队伍建设和德育研究队伍的建设，认真研究德育的内容。     

论"以德治国"与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以德治国”方略,对于促进我国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章从三个方面论述了“以德治国”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以德治国”为可持续发展找到了一个重要切入点;“以德治国”为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德治国”为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源泉.     

关于"德治"与"法治"的几点思考

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发展，是对国家治理学说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这对于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合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真”、“很”、“太”的多角度分析

副词“真”、“很”、“太”在语义上都有表示程度高的意思,但是三者在语义特征及语法功能上还是存在许多差异。文章从语义内涵、组合能力和语用功能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以期为对外汉语教学者提供一些参考。     

直觉模糊逻辑"与"、"或"算子的研究

在直觉模糊集定义及模糊逻辑“与”、“或”算子的基础上 ,利用 F -格的序关系 ,研究了直觉模糊逻辑“与”、“或”算子 .给出了直觉模糊逻辑 t-范及 t-余范的定义 ,同时给出了两种新型直觉模糊逻辑“与”、“或”算子 ,探讨了直觉模糊逻辑“与”、“或”算子的 t-范及 t-余范所具有的性质 .拓广了模糊逻辑中关于生成子的概念 ,给出了阿基米德直觉t-范及 t-余范的表现定理 ,并对不同算子分别进行了研究 .     

“司马牛之叹”是“叹”还是“怨”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尤其是文学作品中文化意象的使用包含着更为广阔、更为深沉的内涵,这就要求译者不但要译出原作的语义信息,而且还要译出原作内在的文化信息。通过对比分析霍克斯及杨宪益、戴乃迭对"司马牛之叹"中"叹"字的不同翻译方法,说明译者只有正确理解原语词义及其文化意蕴,才能更加全面、准确地传达文本及其蕴含的文化信息。     

《文选》与《玉台新咏》

南朝梁时，萧统、萧纲兄弟分别主持编纂了《选》和《玉台新咏》。论对其编撰目的和体例、作家作品录情况、各自的学观和对后世的影响，一一进行了比较研究，从而见出它们的价值与得失。     

从“shillings”到“铜子儿”——论英若诚译《芭芭拉少校》的动态表演性原则

本文通过分析动态表演性原则在英若诚先生所译的《芭芭拉少校》中习语、活句、文化转换、称谓等方面的应用来论证这一原则在戏剧翻译中的可行性。     

消费需求中的"NEEDS"与"WANTS"

在英文中，消费需求包括“Needs”和“Wants”，有人把它们分别译为“需求”或“欲望”，“需要”和“想要”，也有人用“生理需要”和“心理需要”，或“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来区分，从意义上讲，这些表述都是有道理的，但从“Needs”和“Wants（也有人用‘desires'）”的定义和表述的简洁来讲，本人更愿意把它们表述为“需求”和“欲求”，即消费者“求其所需”和“求其所欲”的意思，从消费需求的发展来看，二者的区别越来越小，甚至可以互换使用；所以，通常情况下，我们只使用“消费需求”这一概念，而不再对二者进行严格的区分。     

历史上的“中国”、“华夏”与“中华”、“中华民族”之关联

历史上的＂中国＂与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在内涵、层次上有所不同。在中国历史语境中,＂华夏＂既可指称古代族群或民族,也可表示一种文化或文明的载体。从历史上的＂中国＂、＂华夏＂到＂中华＂乃至现今＂中华民族＂的发展演变,＂中华＂一词与时俱进,不断地被赋予新的内涵。中华民族的民族过程比中国已经识别的56个民族实体发展缓慢,至今仍然属于＂想象的共同体＂。     

《左传》所载"因""报""烝"考辨

就《左传》的记载来看,“因”并非一种婚姻关系,而“报”并不见容于春秋时期的宗法制度。“烝”是在婚姻伦理形成之初,在宗法制度可以容忍的范围内的一种事实婚姻。它既非群婚或转房婚的遗迹,亦不同于周边少数民族的收继婚。对于这种事实婚姻,不同地区、不同的人所持的态度是不同的,既非毫不犹豫的承认,亦非旗帜鲜明的反对。这种情况反映了春秋早期贵族阶层婚姻伦理的相对混乱状态。     

现代汉语"Ⅴ到"与"Ⅴ进"、"Ⅴ见"、"Ⅴ在"、"Ⅴ着"结构的比较

通过对“V＋到”结构同“V＋进”、“V＋见”、“V＋在”、“V＋着”等相关结构的比较，揭示了它们之间的异同，力求为语言使用者提供最佳选择，同时也对相关问题提供了方言方面的佐证。     

浅议“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与“中国设计”

分析了中国制造业的现状以及与世界制造业的差距,指出中国的设计师应＂为中国制造而设计＂,从而使＂中国制造＂走向＂中国设计＂,最终实现＂中国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