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古书辨伪思想初探

顾颉刚是我国"古史辨派"中心人物,"疑古辨伪"是其主要史学思想,古书辨伪思想又是这一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从其辨伪思想渊源、主要思想以及史学价值等方面进行论述,突出其在中国辨伪学领域的重要地位。     

介绍与批评

顾颉刚古史辨:图一面,卷头语一面,自序一 O四面,目录八面,本文二八立面;北京朴社出版;北京景山书社代售;卖洋甲 种二元四角,乙种一元八角,丙种一元二角。 北京大学顾君颉刚著有古史辨,其第一册现已在北京朴社出版。此书实为近年吾国史学界极有关系之著作;因其影响於青年心理者甚大,且足以使吾国史学发生革命之举动也。其书首为自序,述其自己为学之经历,及其目己著书之志愿;盖其人自幼即有志於史学,且愿作“科学的史学家”者也。原书第一册分为上,中、下,三编,皆辑录其师友与自己往来之论辨。其丰富於怀疑的精神,大抵谓古史多不可信,并言尧…     

顾颉刚疑古辨伪原因新探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顾颉刚先生以大胆疑古和编辑《古史辨》一书而闻名。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顾颉刚的古史研究偏重于破坏伪史，而较少从事建设真史。顾颉刚认为，学术之大，需要分工合作，才能深入和发展，破坏与建设只是分工的不同，破坏是为了建设，辨伪是为了存真和求真。顾之一味疑古辨伪，也是基于此。另一原因是，顾颉刚在考古学素养方面的缺乏制约了他去做建设工作。     

丁山先生宗族与神话的研究

丁山先生早期从事甲骨文字的考释,1930年开始转向古史学的研究,其古史成就中,关于宗族、神话以及氏族方面的研究最为突出。同时他借鉴了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二重证据法"、以及顾颉刚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等观点,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     

试论顾颉刚疑古史观的形成与其性格的关系

顾颉刚“层累说”的基本观点是认为中国传说的古史系统,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由不同的时代“层累地造成”的。顾颉刚的性格和从小所受的家庭教育使顾颉刚选择了一生做学问的道路,并使他形成“学问是目的不是手段”的治学理念和不盲从名人和权威的治学态度,从而为他疑古史观的形成打下了思想基础。     

顾颉刚遭受"中华民国"文字狱问题述论

20世纪初骤起的西化大潮,在1928年全国统一之际,渐趋沉稳。后至1938年,以抗战为界,多数学者的研究方向与主观立场都有明显的转变。古史辨派主要成员胡适、钱玄同、顾颉刚,及其师友傅斯年、冯友兰、钱穆等,亦莫不因时局的巨变而有所折中。1929年顾颉刚所遭受的“‘中华民国’的一件文字狱”,其前因后果及其前后解释中的变化,虽然只是时势变迁中的插曲,仍不失为学术方向抉择与学者自身进退的一个侧影。     

顾颉刚先生“古史层累说”之我见

顾颉刚先生在古史研究方面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就是揭示了中国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他还详尽地论证了战国秦汉学者尤其是刘歆编造古史的过程。这一卓越见解廓清了笼罩中国古史二千年之久的迷雾,恢复了古史原貌,对于中国古史研究实有不没之功。战国秦汉学者编造的古史系统是由上古时代三大部族的祖先构成的:女蜗、盘古属于苗     

论顾颉刚的疑古史观对现代史学的贡献

顾颉刚的疑古史观是我国史学由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变的桥梁。它反对封建意识，运用近代科学研究方法，为中国现代史学的建设提供了思想和方法论基础；它以历史进化论为指导，将历史辩证法运用于史学研究。疑古史观还体现了对史学主体意识和主客体关系的重视，为史学理论的建设做出了贡献。     

顾颉刚论《史记》

在研究中国古史的过程中,顾颉刚对《史记》的评述多散见于他的随笔。虽然篇幅短小、主题细碎,但成果可观,涉及到《史记》的史料搜集、人物创作、文学性、历史观等诸多领域。其中许多创见独树一帜,对深入研究《史记》的精髓具有启发作用。     

钱穆与古史辨派

钱穆先生与20世纪的古史辨派有复杂的关系。他早年受其影响,论著不乏疑古精神,但后来又批评古史辨派,到晚年批评得尤为厉害。原因是对古史辨派的破立观、对神话传说的态度及古史研究方法持有不同观点。钱穆对古史辨派的批评为20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郑樵与顾颉刚

本文讨论郑樵学术思想的特色、顾颉刚研究郑樵之经过和郑樵对顾氏的影响.郑氏在学术思想方面,有博学多闻以求会通、批判传统勇于创新两点特色.顾氏是民国10年(1921)秋冬之间开始辑集郑氏的《诗辨妄》,全书于民国22年(1933)出版.在辑集过程中,又完成《郑樵著述考》、《郑樵传》两篇,刊于《国立北京大学国学丛刊》.至于郑氏对顾颉刚的影响,可分启发孟姜女故事的研究,启发《诗经》研究的新方向两点.     

顾颉刚与民间信仰研究

顾颉刚先生(1893—1980)是现代学术史上的大家，在古史研究、地理学、民俗学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对民间信仰的研究也同时贯穿在上述研究中，他把神话与史料、实地调查所得相结合，把民间信仰纳入到中国思想史、文化史的框架中，目的是把握民众的思想，从中找到中华文化之根，唤醒民众参与到救亡图存运动中来。     

近50年来"古史辨派"研究述评

关于“古史辨派”及其影响的研究，目前国内还没有系统总结的专著。相关研究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古史辨学术研究工作的继续；第二，相关的专题性的学术研究。总的说来，学术界对古史辨派的总结、肯定居多，应有的学术争鸣较少。台港及海外在对古史辨派的专门研究以及相关问题研究上较国内开展得早，不仅有单篇研究论文以及相关研究成果，还出版了较多专著。但也存在明显不足，除意识形态因素以外，主要是缺乏对国内资料的了解，     

《诗经》在先秦之作用再探

《诗经》作为一部诗歌总集,在先秦大约八百年间有着多种正常的或畸形的作用,值得我们重视和探讨。顾颉刚先生《特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一文是《诗经》学上《古史辨》派的压卷之作。此文第一次认真地探讨了这个课题,颇多发现,令人钦佩;但仔细拜读,觉其横向的方面谈得充分,纵向方面有所涉及,但似乎不够完整,不甚系统,以至产生“所可怪的,《左传》记了二百六十年的事,不曾见过,献诗,献曲,师箴,瞍赋’的记载”一类不该发生的感慨。以后又有些学者谈到过这个问题,但总觉存在着若干可商榷之处,所以作此再探。 《诗经》在先秦时代的作用曾发生五次大的变化:先是巨意民风,后变为先王之书,变为外交工具,变为历史文献,最后变为儒家经典。所有这一切正常的或畸形的作用,都与先秦政治形势之变化有着密切联系。兹证如下:     

发挥历史优势 进入学术前沿--《疑古思潮回顾与前瞻》序

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疑古思潮，对现代史学研究影响颇大，但疑古思潮的局限也是十分明显的，其主要问题是文化建设方面不足，造成了古代历史的很多空白，对古代典籍搞了很多“冤假错案”，极需反思。“走出疑古时代”，重建古代历史系统，是目前史学界的共识。由洛阳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主编的《疑古思潮回顾与前瞻》是应运而生的一部学术力作。     

论顾颉刚与崔述的学术关联

崔述的学术思想是顾颉刚疑古思想的重要来源 ,其间也存在日本疑古思想的外来影响 ,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 ,在 192 3年正式提出“层累说”以前 ,顾颉刚还没有见到日本那珂通世本《考信录》。其后 ,他整理编订《崔东壁遗书》 ,是以陈履和刻本为底本 ,并参考了那珂通世的研究成果。关于顾颉刚、崔述与日本学术思潮的关联 ,主要有 :1 胡适“极少数人欣赏 ,多数人不承认”说和钱穆“传矣而不广 ,存矣而不著”说 ;2 王煦华“质的变化”说和邵东方“根本差别”说 ;3 廖名春“可能接受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说 ;4 李庆“中日两国研究互动”说和钱婉约“共同源头”说 ;5 李学勤“疑古思潮在日本也有进步意义”说。     

中国上古史重构与草原叙事

"古史辨派"将"疑古"推向极致,而从中华民族自身发展的逻辑看,重建上古史也是经学观念崩塌之后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自我修复。这种修复不是重走过去的"信古"老路,需要在考古资料基础上重新建构。重构中国上古史,需要接受"我们来自红山先民"的认知,其关键是确立草原叙事视角,真正以民族平等、文化平等的态度合理建构更科学的上古史框架。     

《诗》经典化与古史辨《诗经》阐释的去经典化

《诗经》文本作为阐释学语境下的“历史流传物”,经历了经典化与去经典化的释读变迁,蕴含着丰富的阐释学命题。《诗经》经典的形成与耗散是一个典型的“效果历史”事件,传统《诗经》学致力于《诗经》的经典化阐释,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古史辨》派则对《诗经》进行了去经典化的颠覆解读。所以古史辨奠定了现代《诗经》阐释的范式。《诗经》不再是僵化政治说教和道德说教的表征,而成为活的文学典范。     

《诗经通论》的研究现状

姚际恒是清代众多研究诗经学的学者之一,他的《诗经通论》完成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两百余年后,顾颉刚点校此书并开启研究《诗经通论》的风气。此后更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姚际恒,并掀起了研究《诗经通论》的热潮。     

齐国诸子文献中的古史系统与 齐地特色

战国时期,齐国稷下作为最重要的学术中心之一,吸引了诸多学者来此著书立说。此一时期古史传说极为丰富,尤以黄帝为多,过去学者已经多有讨论和涉及。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百家皆言黄帝"的背景下,学者在传说基础上构建的理论却是"公言"下的"私说",古史传说的阐释和发挥与其学术思想紧密相关。诸子以古帝为依托构拟学说,将古史传说与道术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诸家具有特色的"一家之言"。本文汇总齐国诸子文献中的古史材料,试分析其思想性及齐地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