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王朝文献对少数民族历史的书写——以雍正朝开辟黔东南苗疆的战例为中心

雍正朝开辟黔东南苗疆是西南改土归流的重要内容之一,其目的就是要打通滇黔驿路主干线,以防范漠西蒙古在绕道西南之时驿路受阻,内地与西南不能相互应援之目的。故围绕这一中心,上至朝廷下至地方政府,蓄意夸大当地各民族凶悍难驯,以推动这一历史过程的顺利开展。但在开辟过程中,由于开辟管理无序、藐视各民族习俗,最终引发了持久的文化冲突。     

略论王朝文献对少数民族历史的书写——以雍正朝开辟黔东南苗疆的战例为中心

雍正朝开辟黔东南苗疆是西南＂改土归流＂的重要内容之一,其目的就是要打通滇黔驿路主干线,以防范漠西蒙古在绕道西南之时驿路受阻,内地与西南不能相互应援之目的。故围绕这一中心,上至朝廷下至地方政府,蓄意夸大当地各民族凶悍难驯,以推动这一历史过程的顺利开展。但在开辟过程中,由于开辟管理无序、藐视各民族习俗,最终引发了持久的文化冲突。     

“古苗疆走廊”的提出及意义——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七十

通过对杨志强教授的访谈,探讨了"古苗疆走廊"形成的历史背景、族群文化多样性背后的"国家化"和汉族移民文化的普遍影响、"跨民族"/"跨族群"的地域文化整体性、近年来出现的文化"族界化"现象等问题;对"古苗疆走廊"沿线周边地区的各民族社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一"共生"关系形成的历史过程和特点进行了若干回顾,并对今后中国的民族理论和政策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思考。     

“国家化”视野下的中国西南地域与民族社会——以“古苗疆走廊”为中心

通过"古苗疆走廊"形成过程的追溯,初步探讨了国家力量、汉族移民及文化对西南边疆地区及各民族社会带来的冲击;认为明清时代西南边疆地区所经历的剧烈的社会变迁,其主要特点就是王朝权力依托"国家走廊"自上而下地开展"国家化"整合过程,其地域及族群文化多样性的形成与宏大的"国家叙事"间有着内在因果关联;进而对前近代时期的"国家化"等内涵进行了若干理论梳理与探讨。     

黔东南侗族村寨法律“内化控制”的伦理基础——以南侗《劝世歌》和北侗《劝和歌》为切入点

南侗《劝世歌》和北侗《劝和歌》是侗族民歌中的特产,反映侗族人民的世界观、道德观、法律观、价值观和社会规范的要求。它的广泛传唱对侗族人民的道德内化和法律内化,促进侗族地区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互动,增进侗族人平等互助、团结友爱,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是侗族人民族道德法律"内化控制"民间口头文学文本。     

“三生”视角的长江岸线功能格局演变分析——以重庆段为例

基于土地利用数据,从“三生”(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视角出发,提出了“三生”岸线定量提取方法,并在此基础上采用转移矩阵、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等方法,探究长江重庆段沿线“三生”空间及“三生”岸线的时空特征与生态效应,并运用冗余分析(RDA)研究“三生”岸线变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受自然和区位条件的影响,各地区对长江周边土地的开发利用强度差异明显,呈现西南高、东北低的空间格局;(2)2009-2018年10年间,“三生”岸线中生态和生产岸线减小、生活岸线增加,增长率分别为-3.09%、-4.71%和19.89%;(3)总体上生态岸线保有率较高,但两岸整体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略有下降,其中城市是下降最为明显的区域,乡镇地区则是岸线保护的薄弱环节;(4)地形地貌是岸线开发的限制因素,而社会经济的影响是短期内岸线格局发生变化的主要驱动力,人为开发活动是造成岸线生态环境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     

“律法者”的缺失与“象征界”的症候——1928-1930年旅日时期茅盾创作心理探析

茅盾的创作心理变化,既是独特的个人的心理体验,又是典型的20世纪中国作家的心路历程。在大革命失败后,隐居上海的茅盾的心理变化尤其剧烈,他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象征秩序,此时期他的作品也呈现某种症候性。他从1928年7月到1930年4月旅居日本,集中书写内心的苦闷,但从《虹》开始过渡到重新认可社会网络的重要性。他发现与另外一位女性交往同样无法建立两性间的律法秩序,于是回到上海,加入左联,进行全新面貌的创作,成功地重建了象征界。     

冀北山区“三生”空间识别与演化特征分析——以张家口市为例

以冀北山区中心城市张家口为研究区, 运用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土地利用动态度和景观格局指数等方法, 从空间布局、数量结构、垂直梯度和景观格局4个方面, 剖析1990—2015年张家口市“三生”空间的分布格局和演化特征, 得到如下结论。1) 张家口市“三生”空间分布的区域差异显著, 生态空间主要分布于东部的燕山余脉和南部的太行山区, 生产–生活空间和生产–生态空间集中分布于洋河河谷盆地、桑干河和壶流河流域, 潜在空间散布在中部和西部的生产–生活空间周边。2) 张家口市“三生”空间均有不同程度的相互转化, 其中以生态空间和生产–生态空间的相互转化为主要特征。与1990—2000年相比, 2000—2015年“三生”空间的相互转变更为频繁。3) 在垂直带谱上, 中低山和缓坡区域的“三生”空间类型更加多样性。研究时段的生态空间向高海拔、高坡度地带扩展, 生产–生态空间向低海拔、低坡度地带转移。4) 张家口市“三生”空间的景观格局趋于破碎化和复杂化。5) 自然地理背景是“三生”空间分布的自然基础和空间载体, 工业化、城镇化、社会经济发展和政策因素是张家口市“三生”空间格局变化的主要原因。     

利益集团与美国对华政策——以肯尼迪政府时期的“百万人委员会”活动为个案分析

美国利益集团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参与和影响很大，这一点在中美关系的曲折发展中尤其明显。在冷战年代的中美关系中，美国国内的院外援华集团几乎都持亲台反共的主张，“百万人委员会”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现截取肯尼迪时期“百万人委员会”所从事的一些活动，作为个案来分析在美国的对华政策中，美国国内因素是如何影响政府外交政策的。     

城市边缘区“三生”空间格局演变与驱动因素分析——以北京市朝阳区为例

以北京朝阳区为例,识别城市边缘区的“三生”空间,并借助转换矩阵和空间分析工具刻画“三生”空间格局演变。在此基础上,优选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三生”空间转换的驱动因素,得到如下结果。1)2005—2020年,按照距离市中心由近及远的空间顺序,生产空间规模缩减并集聚,生态空间在城市外围形成绿色环带,生态–农业生产空间和生活–农业生产空间快速缩减,生活–非农生产空间按照点–线–面顺序快速扩张。2)2005—2020年,生产空间转为生活–非农生产空间是首要转换方向,生活–非农生产空间持续获得大量转入,已成为区域内占比最大的“三生”空间类型。3)2005—2010年,在人口、经济与产业因素的驱动下,生产空间转为生活–非农生产空间,同时生态–农业生产空间转为生产空间;2010—2015年,人口与经济因素进一步驱动生产空间转为生活–非农生产空间; 2015—2020年,在政策和产业因素的驱动下,生产空间转为生活–非农生产空间或生态空间。研究结果证实城市边缘区“三生”空间格局演变存在距离和政策驱动效应。     

黔东南苗族婚俗的变化

建国以来,黔东南苗族婚俗发生了较大变化,恋爱方式、婚姻礼仪和费用以及婚姻选择等几方面都与以前有很大不同,这些变化与建国以来黔东南苗族经济、教育的发展以及党的民族政策的实施密切相关.     

黔东南苗族习惯法及其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作用

习惯法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影响,是国际研究的热点议题.本文对贵州省黔东南地区四个苗族村寨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可持续利用相关的习惯法进行了田野调查,对集体林和私有林进行了样带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苗族村规民约对当地的山林树木、动植物资源、稻田和农作物的保护与管理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对山林火灾防治具有重要作用.通过苗族习惯法与国家法律的差异与互补分析,本文建议采取国家法与习惯法相互融合和协调的方式,促进苗族习惯法的保护、传承与发展,以此促进民族地区生物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     

贵州织金页岩制陶粒可行性分析及主要工艺因素探讨

从矿物组成、化学成分等方面论证了利用贵州织金黑色碳质页岩烧制陶粒的可行性并对烧制页岩陶粒的工艺指标进行了讨论。     

贵州省制造业信息化年度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与设计

在阐述我国制造业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指出了我国制造业信息化评估指标体系的不足,并根据贵州省制造业企业的特点与信息化的构建原则,提出了贵州省制造业信息化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18世纪末～20世纪中叶苗族向滇东南和中印半岛北部迁徙的政治与经济因素

18世纪末一20世纪中叶苗族向滇东南和中印半岛北部的迁徙既有政治原因,也有经济原因。就政治原因而言,主要是苗族卷入其中的乾嘉起事、“成同变乱”引发了苗族的大规模迁徙。就经济原因而言,一方面,刀耕火种的游耕农业使得相当一部分苗族人口长期处于向西南迁徙的状态,以不断寻找新的可耕地;另一方面,玉米的引进和推广使得滇东南和中印半岛北部尚未开垦的广大山区半山区成为可耕地,不断吸引着大量苗族人口迁徙而来。     

民国后期"西康省农业改进所"的设立始末及其历史意义--四川藏区农业近代化起源研究之一

在民国时期的边疆开发史上，对西康地区的开发是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西康地区农业技术的改良及推广过程中，民国初年普遍建立的“西康农事试验场”和民国二十九年(1940)成立的“西康省农业改进所”等相关机构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章以四川省档案馆所藏相关档案及近代相关史料为主，在论述这一历史时期“西康省农业改进所”的农业改进活动后，提出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西康省农业改进所”较之“西康农事试验场”又前进了一大步，取得了更多的农业改进的实际成效，它预示了西部民族地区农业的发展方向，是康藏民族地区农业近代化的开始，在中国近代边疆开发史上无疑是不应忽视的。     

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差异评价与调控研究——以湖南西部地区为例

文章建立了区域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和模型,通过对湖南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全面评估发现,该区县域经济发展呈现明显的差异之势,区内已经形成4个水平各异的经济发展区域,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湖南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总体思路和具体措施。     

明清黟县胡氏经济变化探微——以《乾隆黟县胡氏阄书汇录》为中心

明清时期的分家阄书是研究社会生活的重要史料,同时对经济生活研究也有不可或缺的价值。《乾隆黟县胡氏阄书汇录》记载了从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至清乾隆九年（1744）共计180年胡氏家族八代人的财产阄分情况。胡氏家庭经济在明清两代呈现上下波动状况,这与家族经营管理,命运坎坷,人员兴寡有着较大的关系。此份材料向我们展示了明清徽州社会基层家庭生活基本状态,有起有落,影响因素多,使人们得以进一步地了解徽州当时的社会经济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