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阳明心学的内在矛盾与王学讲会活动--以江右王门学派为例

由于阳明心学的“致良知”说在逻辑上存在内在的矛盾，以至于人们难以对“致良知”有一致的理解和把握，王阳明经过不断探索而启动的王学讲会活动是其实现“致良知”目标的合乎逻辑的选择，可以视为阳明“致良知”说的有机组成部分，在阳明心学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一种理论学说的内在逻辑矛盾是难以依赖一种学术思想交流和社会交往的外在形式来化解的调和的，江右王门学派所开展的王学讲会活动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阳明心学无可避免走向自己的末路。     

论阳明心学的内在矛盾与江左王门心学的发展

王向明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心学理论体系，它既符合时代的要求，亦比南宋法学精致和完整，但亦显示出更明显的内在矛盾．所谓“皆能推阳明未尽之意”的江右王门学派在这个矛盾的基础上不断地补充和发展阳明心学，王学正传邹守益详细阐发了师说的社会和认知功能，但没有缝合其内在矛盾，聂豹、罗洪先从逻辑上推出了“致良知”的功夫在于“归寂生静”。但过于玄妙的结论使其在功能上不大切实可用；刘邦采、王时槐重新审视心学的理论前提，提出了“性命兼修”和“透性”“研几”的修养理论。江石王学的“实──虚──实”的发展历程，构成了明代后期学术思想的主旋律．     

唐一庵心学引论

唐一庵心学以融气人心的理本论为基础,接洽阳明心学,发展出以心学方法把握客观之理的新型理学形态。“讨真心”则是实现其理学的工夫论,是实现其成圣的功夫手段,其学术立场是传统程朱理学而非阳明心学的。唐一庵针对阳明后学曲解“致良知”引发的不研实在之理,提出以“讨真心”为研究实用之理的不二法门。这有助于良知学在新的环境下的传播,一定程度上促进良知学的实用主义色彩。     

论明代心学的逻辑发展

心学是明代占主流的思潮，由陈白沙开其端，至王阳明而集大成，阳明后学王艮创立的泰州学派在传播王学时偏离了其宗旨，成为王学思想的“异端”，王学也因此逐渐走向衰落。明代心学的这一发展进路并不是、孤立偶然的现象，而是有它内在的逻辑发展理路，是与它所处的时代分不开的，也与主体的不同境遇息息相关。当然也是理学内部固有的矛盾运动的结果。     

王阳明"心外无物"思想探微

以理、物、事三个核心概念的新阐释为基点论述了王阳明的心学体系,提出王学的体系是基于价值意义关系的建立,进而分析了王学的内在思维特质以及与朱熹理学的关系,认为王阳明心学体系的建立,有赖于其对“理”、“心”、“物”、“事”、“知”、“行”等语词不同于理学而赋予的新阐释。在“心即是理”这一心、理无二的前提下,确立了心所具有的统治地位。在确立我之为我的根基之后,通过“致良知”这一道德践履的方式,将现实生活的“物”与“事”联系起来,主张“知行合一”,从而完成了从个体内心向外在世界的过渡,也为具体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事业提供了一种可能。     

论阳明心学对图书馆员伦理养成的意义

图书馆协会制定的图书馆职业规范有助于图书馆员的管理,但对于图书馆员酌伦理养成仍有欠缺。阳明心学提倡的“致良知”,对于图书馆员伦理养成有启示意义。图书馆员应本着自己的职业“良知”。在职业实践中发用自己的“良知”,从而全面养成自己的职业伦理。     

论阳明后学对“良知即乾知”的诠释及其争论

“乾知”出自《易·系辞上》,汉唐易学多以“知解”“知觉”释“知”,并未将“乾知”看作一词。阳明心学兴起后,浙中王门的王畿使用“良知”这一阳明学的核心概念解释“乾知”,提出“良知即乾知”这一命题。王畿此说的用意在于借助大生广生之“乾知”证明“良知”亦属实体性存在。也就是说,“良知”既是道德领域无善无恶的心性概念,同时也是具有超越性的、宇宙万物的终极实在。这一思路在阳明后学以及现代新儒家处引发了一定争论。如何界定“乾知”与“良知”的关系,折射出学者对“良知”概念的不同理解。     

试比较聂豹与邹守益的“致良知”说

致良知说是王阳明晚年心学思想中较为成熟的一种理论,也是王门后学讨论的重要内容。江右王学是阳明心学的重要流派,此派坚持“由功夫以悟本体”的路向,通过渐修求良知,纠正了“见成良知”的泛滥。但江右王门学者在“寂”还是“感”时“致良知”,以及“良知”与“意念”的区别等问题上,却各自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本文试就江右王学的聂豹和邹守益关于“致良知”理论中的“先天之体”、“未发已发”、“寂感”、“诚”、“明觉”等问题作些比较探讨。     

格物致知观的发展－从朱子学到阳明学

“格物致知”自在《大学》中作为道德伦理修养的命题提出,经“二程”、历朱子学到阳明学,其内涵有了很大变化：在程颢、程颐那里,“格物”即是“穷理”;朱熹则认为“格物致知”即是要探究自然界即伦理道德 现象以求内在规律,在他看来,这内在规律也即“仁义礼智之总名”;“阳明则是把我“心”之“良知”推致到事物上,事物就有了“理”,一切事物之“理”,皆有我心推演出来,从而解决了朱子理论一人无法格尽天下之物和所格之理与心中之理无法统一的矛盾。朱子学与阳明学中格物致知观有很大不同,但都服务于各自的理论体系、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本质却是一致的。     

阳明心学中"良知"概念的道德感情和法则二义分析--兼论其表达方式的缺陷及引起的问题

王阳明的“良知”概念在他的心学体系当中实际上是一个圆融的概念，即包含着道德感情和道德法则二义。但是人们容易只从道德感情方面来理解它，这十分明显地表现在批评者的意见和对于他的学说在误解的基础上加以发展的后学当中。对此加以分析并指出这种误解产生的原因，有利于对阳明心学中“良知”概念的准确把握。     

再论周汝登劝善思想义理及其新时代价值

作为阳明后学的重要构成,周汝登的“劝善”思想既受到阳明心学的影响,又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从“知善知恶”“自讼内省”“改过迁善”“良知之致”四个层面深入分析周汝登的劝善思想义理,从“八士会”“日记录”等存在形式来考察周汝登劝善思想的实践载体,对新时代提升德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地位,增加行善实践在德育评价中的比重,发挥家庭与学校在德育治理中的作用具有现实意义。     

江右族规“禁争讼”文化初探

中国的宗族伦理文化深厚,尤其是江右地区。不同的族规由于历史传统和地域等差异,所立族规各有特色。深受阳明心学影响下的江右族规,创造性地注意到江右争讼中土客矛盾和官民冲突的症结所在,并从"致良知"的角度对症下药,对于加强江右地区的宗族聚合力,缓解基层矛盾冲突,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如果我们能对其做一些分析,研究江右族规关于"禁争讼"有哪些规定,又是如何保障实施的,为我所用,相信对于建设和谐城乡与服务型政府,一定有所裨益。     

略谈王阳明的“良知说”

王阳明是宋明时期主观唯心主义心学集大成者。他创“知行合一”说,对抗程朱的“知先行后”说;创“良知说”,对抗程朱的“即物穷理”说。在程朱理学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里,他独树一帜,与之对抗。尽管这是唯心主义内部主观唯心主义与客观唯心主义的斗争,但表现了王阳明大胆探索,蔑视权威,敢于向权威挑战的积极进取精神。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一、“良知说”产生的背景 王阳明的“良知说”,是他晚年的主要教学内容。根根年谱记载,他在贬谪到贵州龙场驿     

晚明修身日记与阳明学的发展

晚明时期涌现了大量的修身日记,这和阳明学有较强联系。阳明学内部、士人社群在中晚明出现新变化：第一,阳明的“良知”属于形而上学部分,落实到现实层面需要外在形式加以表达。第二,阳明学的心一元论引起“道德严格主义”的倾向,儒者也需借助具体手段修习。第三,儒者本身有互相规过的传统,再加上中晚明士人群体意识觉醒,儒者组织大量的讲会、省过会。上述原因促使阳明后学积极采用修身日记。修身日记的使用,也促进阳明后学道德的精进。     

王门后学王龙溪与罗念庵工夫论之比较

王龙溪与罗念庵往复多年的思想争议,其分歧在于对良知不同体悟背景下的各说各道,二人分别发挥了阳明致良知教顿悟与渐修的两个方向.同时,随着念庵致知工夫的不断深入,他超出了中期的"主静"说,对阳明学体用一源、即用见体的理路逐步认同.晚年渐趋化境.表明致良知教的顿、渐两大路径殊途同归,通向同一个天德流行之化境.     

从生死考验到道德觉悟

龙场的经历和宸濠忠泰之变是王阳明人生经历中的两件大事,王阳明的思想在这两次事件之后都发生了变化:龙场悟道后,阳明开始发展自己独立的心学思想;宸濠忠泰之变后,阳明"始揭良知之教"。这两次事件对于阳明来说都可以看作是"生死考验",而在这样的"生死考验"之后,阳明均实现了某种意义的"道德觉悟",这一顺序似与一般人的理解不同。分析生死考验对于阳明思想发展的意义,从阳明对生死问题的理解上来看阳明的学术发展,尤其是从这一问题入手,丰富对阳明"良知"的理解,即阳明的"良知"实包含德性之外的丰富内容。对于儒者阳明,并不存在独立于道德问题的生死问题,阳明对于生死问题的思考,是内化于其道德修养之中的,对于生死的超越,是阳明道德觉悟的契机,也是道德觉悟的直接体征。     

顾应祥理学思想引论——以《惜阴录》为中心

顾应祥针对阳明后学16世纪中后期陷入虚寂和缺乏真实功夫的困境,在晚年猛烈批评阳明心学。特别是其作为阳明门人的身份从心学阵营内部对老师的思想进行批评令人寻味。在其看来,王阳明放弃了性善论导致诚敬功夫的缺乏,使天理丧失德性的浇灌,容易使读书人走向功利主义歧途。王阳明的天地万物一体观也与爱有差等的传统礼法秩序相悖。分析顾应祥的学术思想,可以发现部分阳明后学是如何向传统程朱理学回归的,也可以了解他们是如何批评阳明良知学的,这有助于增进对阳明学的了解。     

生命行动的哲学──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

王阳明的一生,无论思想或行为,都是要实现"圣人"理想。因此,他的心学也可称为圣学,"圣人之学,心学也"[1]。在阳明那里,"心"是圣学的本体论,"圣"是心学的终极目的,通过不间断的精神修炼和道德实践成贤成圣,则是心学主体性要求下的终极承诺和终极托负,当然也是心学或圣学的修养论或功夫论。圣人代表了人生境界的究竟和人性实现的完满,成圣的本体依据就在价值创造之源的内在本心（良知）的自觉,成圣的终极目标则不能脱离生活世界时时处处的当下道德实践。圣人之学就是尽心之学,尽心之学就是实践之学、超越之学。以"心"为出发点,…     

求心理合一以自得的儒家圣人之学——青年王阳明的作圣之功述评

以往哲学界对阳明心学的研究多集中于哲理的层次，而于其重工夫践履的特色则把握不够。本其工夫体验之所得以成说立教，是儒学发展的重要途径，阳明心学亦不外是。阳明之心学确立于龙场悟道，而龙场之悟则直接源于其青年时期的作圣之功。他早年以儒家圣人为志向，以究心性命为旨趣，经反复体验探求，终于悟到心与理一、自得的“心学”宗旨及其工夫途径。了解了青年阳明的这一作圣工夫历程，对领会其龙场所悟之道及其整个心学理论之归趣均大有助益。     

理学与心学“成圣论”的分歧及启示——以朱熹、陆王为中心

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家继承了孔子的圣人观,认为圣人全知全能,凡人难以企及；以陆王为代表的心学家继承了孟子的圣人观,认为圣凡之异在于能否“发明本心”.对圣人不同维度的认识,导致了两派在成圣方法与成圣体验上的差异：程朱一系强调“格物致知”“即物穷理”,知识完备是道德修炼的重要途径,追求“克己”意志；而陆王一系则强调“发明本心”“立乎其大”“易简功夫”“致良知”等,强调“求乐”体验.整体看来,他们“成圣论”的核心都是道德教育,对当今教育依然有诸多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