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晋代的史学与政治

晋代的政治环境既与这一时期的史学发展及其地位提高有着直接的关系，又与这一时期史学思想的多元发展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政治地位决定晋代史家的历史认识，政治环境决定晋代史家思考历史的立场与角度，政治得失成为他们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我们只有将晋代史学与政治结合起来考察，才能正确认识其发展特色。     

新史学研究的又一本好书——读李勇教授《中国新史学之隐翼》

李勇《中国新史学之隐翼》,具有中西史学结合看问题的视阈。它分"欧美史学在中国""大陆世界史学界""台湾历史学界"三编,分述中国新史学中常常被忽略的内容。其对于"中国新史学"的提法新颖,令人信服;关于"隐翼"的界定恰当、明晰;运用"两只眼睛"思考史学问题,注意借助于西方史学方法论解决中国史学相关问题;在鲁滨逊和梁启超新史学的关联、李大钊与西方史学思想、张贵永欧美史学研究等一系列问题上多有创见。     

屈原的历史思想

屈原具有深厚的历史思想，在中国史学史上本应占有一席之地，但是，我们当前的史学史研究却没有给予其足够的重视，对于其历史思想鲜有提及。屈原的历史思想主要表现为：反天命、重人事；主张历史在变化中向前发展；重视以史为鉴；具有浓厚的君主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当代中国史学理论的新发展

从高度重视史学研究在以史鉴今资政育人方面的重要作用、推动当代中国史学理论创新两个方面,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史学思想对当代中国史学理论发展的重要贡献,阐明当代史学研究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史学思想做了概括,将它的要点归纳为以下五点:(一)坚持判断社会历史是非得失、兴衰成败的客观标准,把握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二)坚持"以人为本"理念,充分体现和尊重人民群众在创造人类历史、推动文明进步中的主体地位;(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两个历史决议为依据,科学总结历史经验,正确对待历史和历史人物;(四)科学阐明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基本历程,深刻总结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基本经验、基本规律,提高对"三个选择"必然性的认识;(五)全面认识祖国传统历史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略论先秦诸子“通变”的史学思想

“通变”思想滥觞于先秦史官，而作为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则初步形成于先秦诸子。先秦诸子“通变”的史学思想的内涵非常丰富，它包括通、变、通变、变通的四层含义，他们以“通”的眼光来看历史的变化，承认变化的趋势性，重视变革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通变”思想，反映出先秦诸子史学思想的重要特色。     

李大钊史学理论研究

李大钊史学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一部分,始终是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工作者关注的重点之一,他对于中国史学史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在史学理论研究和教学的实践中,李大钊形成的史学理论对当代历史研究者有着不可忽视的启迪意义。本文将从李大钊史学的性质、特点、研究对象、史学内容以及史学方法这几方面分别论述李大钊对史学理论研究的贡献,以及李大钊对辛亥革命、孙中山等历史事件人物的评价、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贡献、李大钊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历史理论和现实意义、李大钊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与陈独秀、瞿秋白等人的比较,进行分析和阐述。     

关于史学传统继承问题的思考

本文通过论述中国史学传统中“春秋笔法”及“会通思想”的中断和继起、揭示其社会历史原因和文学自身发展的原因，从而对中国史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问题作一些探索。     

论梁启超与“新考证学”思想

梁启超在近代史学界占据很高的地位,其史学研究内容也包罗万象。梁氏在继承乾嘉考据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扬弃,并吸收西方实证主义的思潮加以学习,将两者融合开创了梁氏的"新考证学":内容上,在史学目的方面求真资鉴,在史料方面正误辨伪,在史籍方面去粕留精;形式上,"新考证学"的"新"在于中西学的融合、传统的继承发展、敢于怀疑的精神。梳理与理解梁启超的"新考证学"对当今的史学研究有其特殊意义。     

藏史学的传统研究与时代特征

章认为藏史学的形成和发展经过了不同的历史阶段，产生了一大批佛学兼史学的名大师。留下了卷帙浩繁的珍贵史籍。他们的述真实地反映了各个时期藏族社会的历史，也不乏反映藏、汉民族团结，西藏地方与中央关系发展的历史进程。藏史学的研究具有浓郁的时代特征。研究方法独具一格，各领风骚。藏史学的学习和研究正是加强藏学基础性研究的一个必要方面。也是弘扬藏民族优秀历史化的一项重要课题，讨论藏史学在藏学中的定位、特点和走向，意义深远。     

新思维史学观的倡导者：根敦群培与东噶·洛桑赤列——访当代著名藏族学者仲布·次仁多杰

根敦群培和东噶·洛桑赤列是近现代国际藏学界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师级人物,他们有深厚的藏族传统文化功底,但不拘泥于传统思想的限定,用新思维史学观开创了现代藏学研究新天地,为我国藏族历史研究从传统经院式封闭史学跨越到现代人文科学化史学的探索做出了重要贡献。文章根据仲布·次仁多杰对根敦群培与东噶·洛桑赤列的相关研究,针对两位大师的生平与新思维史学观等问题进行了采访与探讨。     

2002年中国现代史若干问题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在中国现代史研究领域，由于近年来新的历史资料的发掘和利用，学人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学术观点，推动了史学研究的深入，也促进了史学思想和史学观念的解放。而由此．又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现代史研究乃至整个史学研究领域的活跃和良性发展。     

台湾史家杜维运与清代史学史研究

杜维运先生是海峡两岸史学界的重要桥梁，其以中西比较史学颇具盛名，然而对杜先生清代史学史的研究却藏于冰山一角。实际上杜先生早年就与清代史学结下不解的姻缘，继而成为其研究中西史学的重要窗口和基石。杜先生对清代史学的研究拥有独特的路径与方法，以点到面，重视比较；另外杜先生于清代史学研究又别具一格，创获颇多，不仅讲究方法、简明高雅、评论精审，并且能言他人未发之言，具有浓厚的学术史色彩。     

论顾颉刚的疑古史观对现代史学的贡献

顾颉刚的疑古史观是我国史学由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变的桥梁。它反对封建意识，运用近代科学研究方法，为中国现代史学的建设提供了思想和方法论基础；它以历史进化论为指导，将历史辩证法运用于史学研究。疑古史观还体现了对史学主体意识和主客体关系的重视，为史学理论的建设做出了贡献。     

简评形修昔底德与朗克的史学成就

修昔底德与朗克均为史学界的泰斗，他们严谨的治学态度，客观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后世影响深远。作为一代史学大师的朗克从修昔底德处吸收了许多史学思想和治史方法，如重视历史的重训作用、批判精神、求实态度等。由于所处时代不同，因此，其宗教观、政治倾向、写作方式和结构又迥然相异。     

郑樵的会通思想和求实创新精神

在中国史学理论的发展和实践过程中,南宋的郑樵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他鲜明地提出了“会通”思想,这在中国史学理论的发展史上是独树一帜的。他对“会通”思想的阐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他在当时空谈义理、不重实学的社会风气和学术氛围中,大力提倡“求实”的学风,并将其付诸修史实践,是难能可贵的。而他强烈的创新意识,使中国史学研究的内容扩大到前所未有的地步,从而为史学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开拓从理论和实践上奠定了基础。     

英国“新左派”史学对20世纪英国史学文化的影响

20世纪英国史学文化的历史现状及特征既归因于国内社会政治、社会心理思潮及学术文化机制的影响,同时与英国传统史学理论及方法论的历史渊源也是分不开的。英国“新左派”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以其“史政结合,关注现世”的史学理路、价值取向及成就斐然的学术研究逐步塑造着英国史学文化的面貌。概括地讲．它借鉴欧洲大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优秀史学思想成果,通过理论引进、学术争鸣、拓展研究领域等方式对英国的史学研究和史学观念产生深远影响,开创了当代英国史学学术文化发展的新气象。     

略论司马光的礼学思想与实践

司马光是宋代著名的礼学家,其礼学思想是其史学思想与政治思想的基础.他以礼学思想为基础广泛地研究历史,评论历史人物,同时以礼学思想为基础,参与北宋的政治实践.     

论因时通变与历史盛衰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通变的含义是多方面的:既是华夏哲人对于宇宙万物存在形式的认识,又是他们因应环境变化行为处事的方法与原则;既是有作为的政治家治国兴邦的施政理念,又是思想家、史学家反思历史、考察盛衰的史学思想。因为一切事物处于永不停息的变化之中,人的行为必须顺应时代,人的思想应该随时变通,所以治国施政要随着时间推移并顺应环境变化而变化,探讨历史应该运用通变思维揭示出盛衰转化的必然性。通变思想与历史盛衰考察密切相关,蕴涵深刻的辩证思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试论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发展

邓小平同志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实事求是”进一步完善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哲学基础和思想方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丰富了生产力的理论，“改革是解放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论；“开放与独立自主”补充了世界历史 的整体性和多元性的理论。     

论梁启超的史学思想

梁启超不仅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家和政治家,而且也是中国近代历史学的创始人。梁启 超,作为资产阶级的史学领域的拓荒者,他的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一样,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曾经起过进步的作用; 但是当时的历史观和政治上的改良主义,又决定了他不可能对科学历史做出真正的科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