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故意的明知内容：社会危害性认识还是违法性认识

苏联解体后,在俄罗斯、部分东欧国家以及我国,响起了一片倒社会危害性之声,仿佛它是破坏法制的“万恶之源”。与此相联系,国内一些学者在犯罪故意的明知内容上主张用违法性认识取代社会危害性认识。其实,在犯罪故意中,行为人明知的社会危害性是对狭义社会危害性的认识。所谓的狭义社会危害性,是指对法益造成的实际危害或现实威胁,即李斯特倡导的实质违法性,它不包括犯罪主观方面和行为人的自身情况。这样的概念并不模糊,正如贝卡利亚所言,它是“任何中等智力的人都能够理解的”。在我国当前的国情条件下,坚持社会危害性认识说,仍是必要的、合理的。     

论罪刑法定原则下犯罪的规范标准--兼析我国刑法第13条

我国刑法第13条关于犯罪概念的界定,采用了形式与实质相统一的规范标准,其中,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实质特征,刑事违法性是犯罪的形式特征。在我国刑法推崇罪刑法定原则精神的前提下,以社会危害性作为犯罪的实质特征是不妥的,而应以刑事违法性作为犯罪的实质特征,并从“事实犯罪”、“法定犯罪”两种角度考察、界定犯罪的概念。     

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关系新探

我国刑法以综合式定义模式确立了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中犯罪概念的坚实地位,并且建构了二者的内在统一。然而,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开始陆续质疑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的关系,认为二者是冲突不可调和的,并认为应当将社会危害性驱逐出注释刑法学领域。在刑事一体化视域中,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之关系进程是行为事实与价值评价相统一的进程,其关系则演绎为经由初始的紧张走向一体的和谐。     

浅论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的冲突

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存在着冲突，常常表现为两种情况：行为具备刑事违法性而不具备社会危害性、行为具备社会危害性而不具备刑事违法性。本文从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角度讨论了怎么解决此类冲突。     

我国刑事立法中有关被告人诉讼权利的缺失

随着世界各国诉讼机制的日趋成熟，国际社会对人权保障问题越来越关注，我们可以看出在我国刑事立法中对于保障被告人诉讼权利的规定存在不足。根据目前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几种严重问题，我们应从立法上明确保障被告人所享有的诉讼权利。     

刑事辩护律师的执业困境与权利保障

中国传统社会,律师一直是个边缘化的角色,是末流的知识分子.受到中国封建传统思维惯性的影响,刑事辩护律师一直得不到社会公众的认可与赞赏,甚至长期以来被大多数人视为罪犯的帮凶和犯罪的摇篮,是泯灭良心和助纣为虐的坏人.一方面,刑辩律师的工作得不到各级政法机关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与理解,反而受到他们的误解与打击;另一方面,刑辩律师的固有权利在法律上得不到应有的声张和保护.因此,刑辩律师也常常被外界称为“在夹缝中艰难生存的人”.     

我国刑事悬赏制度立法的构想与现实

刑事悬赏是刑事司法领域中的一项制度,近三十年来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起着辅助刑事司法机关追究和惩罚犯罪的重要作用。刑事悬赏制度应当在立法层面上确定其程序法的地位,从而完成该制度从法律空白化到具有现实性的法律化。当前,我国刑事悬赏制度法律化问题重重,必须进行该制度的立法体系设计,以期将立法的构想转化为现实。     

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救济制度的立法规定及存在问题

我国对刑事被害人权利救济主要规定在刑事诉讼法、法律援助条例以及国家赔偿法中。从这些法律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救济制度还存在控告权救济手段弱化、法律援助体系不完善、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缺失、被害人诉权不完整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揭示为我国建立和完善自己的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指明了方向。     

我国宪法权利保障的问题与对策

宪法权利的保障是宪法的永恒主题。我国近年来在宪法权利的保障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由于各种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我国的宪法权利保障还存在内容缺失和权利虚置等不足,需要从完备宪法权利文本规定、健全宪法权利保障机制等方面进行完善。     

我国社区矫正的性质反思:从刑罚到刑事政策

在我国,社区矫正诞生于刑事司法实践。社区矫正的早期试点被视为回家服刑,社区矫正的性质被认为是一种非监禁性刑罚执行活动。对此,我国学者质疑之声不断,一种新的观点应运而生,即从社区矫正教育改造罪犯、预防犯罪和防卫社会的视角出发,主张社区矫正是一种社会防卫或保安处分措施。但前者存在拘泥于传统刑罚的强制性、严厉性之嫌,而后者又有社区矫正被泛化、扩大的倾向和司法实践操作难题。因此,理性的社区矫正性质界定应基于刑事政策的视角,即我国社区矫正是一种刑事政策。     

我国社区矫正的性质反思：从刑罚到刑事政策

在我国,社区矫正诞生于刑事司法实践.社区矫正的早期试点被视为回家服刑,社区矫正的性质被认为是一种非监禁性刑罚执行活动.对此,我国学者质疑之声不断,一种新的观点应运而生,即从社区矫正教育改造罪犯、预防犯罪和防卫社会的视角出发,主张社区矫正是一种社会防卫或保安处分措施.但前者存在拘泥于传统刑罚的强制性、严厉性之嫌,而后者又有社区矫正被泛化、扩大的倾向和司法实践操作难题.因此,理性的社区矫正性质界定应基于刑事政策的视角,即我国社区矫正是一种刑事政策.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既有理论学说之反思——一种国家治理策略的新视角

针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执行难问题,我国在一些地方试点进行了刑事被害人的国家国家补偿制度,在这一背景下,审视既有的发端于福利国家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理论的学说．可发现相关理论不足以解释我国推行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初衷以及实践。从国家的角度出发,从国家对社会进行政治治理这一实践样态出发来进行思考,寻求新的、合理的解释理论才能为试点制度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我国公民生存权保障存在的问题与原因探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权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但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当今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公民的生存权保障问题十分突出,面临着人口、资源以及法律、经济、文化制度压力的严峻挑战。公民生存权保障得不到有效的保障,既有政治体制原因,也有法律和思想意识方面的原因,但制度问题具有根本性。     

行刑社会化与完善我国非监禁刑的思考

随着现代社会日益走向开放的法治社会,民主、人权、人道主义越来越深入人心并受到国家的重视,体现在刑罚的执行问题上则是传统的监狱不再是关押罪犯改造罪犯的最佳场所,刑罚的执行从某种意义上说开始走向社会化。在这种趋势下,我国的非监禁刑理应进行相应的完善以适应社会进步的需要。     

法律保障原则——关于我国图书馆立法的思考

要进一步落实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必然要求制定图书馆法,对图书馆管理体制,经费投入,服务标准,专业人员任职资格,文献资源共享,知识产权等方面加以规定。依法治理图书馆,这也是时代的需要,是历史赋予的职责。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公民——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与当代中国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凸显了公民(或公民团体)的主体地位及其内部的能动交往活动。该理论对于当代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启示作用,对我们思考中国公共领域和公民问题的外部和内部条件等方面也有极强的借鉴作用。公共领域和公民作为当代中国社会的两大要素,对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直接的构成性意义,如何保持公共领域的独立性,如何调动公民积极理性地参与公共生活,并从中实现公民之间的团结与认同,是当代中国和谐社会构建的关键所在。     

我国信息安全立法的现状与对策

在现代社会的腾飞中,科技和法律是缺一不可的＂双翼＂。信息安全不仅给国家信息化进程带来现实挑战,更给国家与国家之间带来新的竞争关系,直接影响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要想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要依靠技术本身的进步,另一方面还需通过法律手段加以规范和约束。信息安全立法不仅是落实信息安全策略的基本保证,更是将信息安全具体要求法律化、制度化的重要实践。     

残疾人权利保护的地方立法研究——以《江苏省残疾人保障条例》为例

残疾人群体在社会生活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权利容易遭受侵犯。我国《残疾人保障法》的规定原则性、概括性强,但操作性弱,因此,各地方通过制定实施《残疾人保障法》的下位法以完善残疾人权益的保护十分必要。以《江苏省残疾人保障条例》为例,通过其与《残疾人保障法》和《残疾人权利公约》的比较,提出完善地方立法对残疾人权益保护的对策,以期推动残疾人权利保护向更高水平发展。     

试论我国工作环境权的理论基础与立法建设

工作环境权是一些国家在劳动安全卫生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项新兴权利.工作环境权的确立体现了体面劳动的理念和对劳动者心理健康的关注,并且与环境权的发展相契合.我国应当加强工作环境权的立法工作.促进劳动者生命安全、身心健康和人格尊严的全面保护.     

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障多元化责任分担——基于治理理论的视角

在改革开放的30年里,为我国的建设贡献了巨大力量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生事物“农民工”,他们的社会养老保障问题随着我国老龄化的到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治理与善治的理论要求我们应该从政府、企业、社区内的非营利组织以及家庭和农民工个人层面来共同分担农民工养老保障的责任和风险,从而解除他们在工作生活中的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