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论战”中的皮尔逊

卡尔·皮尔逊[1]（KarlPearson,1857-1936）是英国著名的哲人科学家、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著有科学哲学名著《科学的规范》（1892）。皮尔逊的思想在本世纪初应运而来,通过中国科学社的《科学》杂志的介绍、科玄论战和《科学的规范》的翻译在中国学术界广为人知。本文着重论述在科言论战中,以丁文江[2]为首的科学派对皮尔逊思想的引用。介绍、理解及引申,和以张君劢为首的玄学派对皮尔逊思想的反诘、批评、误解与曲解,对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这一独特的插曲作了某些探讨。作者从中看到：1．本世纪初叶,批判学派对中国科学界、思想界和学术界的影响超出了人们的想像;2．当时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对科学哲学和科学精神的理解远远超过50-70年代的学人,在对科学文化意蕴的把握上乃至高于今人。     

论认知主义科学哲学的出路

当代西方科学哲学正在朝着认知主义发展,它们在理解科学本质时仍存在内在论与外在论、自然化与社会化的争论。本文认为,要正确认识科学的本质问题,就必须把认识论置于“文化建构论”之上。以文化建构论为基础,辩证地理解认识的形成、发展、认识的标准、科学的本质等等。     

"三位一体"展现科学形象

在我们看到的以自然科学整体为对象的著作中,由马来平教授等著述的<理解科学--多维视野下的自然科学>(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比较引人注目.它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中国科学社的兴亡——以《科学》杂志为线索的考察

中国科学社最初依靠革命的报刊网络来出版发行《科学》杂志,归国后则借助江浙地方实力派、立宪派的资助建立图书馆和生物研究所。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得益于与国民党的密切关系,它初步实现了发展中国科学的计划。在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科学》杂志积极配合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开展宣传工作。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科学社还是最终宣告解散。通过对中国科学社发展历程的重新描述,本文试图阐明中国科学社在推动中国科学职业化和专门化的进程中,其发展历程与国内的政治变迁和社会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同时也受到了国际因素,特别是来自英美两国的影响。另外,随着中国科学职业化的发展,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也被迫不断地调整自身的角色与功能。     

北大-日本东大"科学与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北京大学哲学系与日本东京大学哲学中心联合召开的“科学与文化”主题学术研讨会于2005年10月10日在北京大学举行。来自日本东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协《自然辩证法研究》编辑部等单位的近30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与会专家围绕“科学与文化”相关主题的报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2014年的科学展望

我们已经迎来崭新的2014年,作为国际顶尖的科学类综合期刊,英国《自然》杂志对新一年内科学各个领域可能将会取得的重要进展进行了预测和展望. 转基因猴子 目前国际上有几个研究组,其中包括由日本东京庆应义塾大学遗传学家佐佐木惠里教授以及干细胞生物学家冈野荣之教授领衔的一个研究组,这些科学家们希望通过转基因方式得到具有先天性免疫系统缺陷或大脑异常病变的灵长类动物.     

自然辩证法可以称"联系科学"吗?——从《自然辩证法通讯》的副标题说起

《自然辩证法通讯》（以下简称《通讯》）一直是我喜爱和敬重的杂志之一。但《通讯》也和其它自然辩证法类杂志一样，处在“大口袋”的困惑之中。这一点，集中体现在杂志的副标题上，例如《科学技术与辩证法》有副标题：“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副标题为：“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技与社会”；《通讯》的副标题则是：“联结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纽带，沟通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桥梁”；     

库恩在科学哲学中首次使用了"范式"(paradigm)术语吗?

10年前，我发表了一篇论文《库恩在科学哲学中首次使用了“不可通约的”术语吗？》。在那篇论文中，我对所提出的问题做了否定性的回答。因为爱因斯坦在1946年撰写、1949年发表的“自述”中，马赫在1905年出版的《认识与谬误》、可能在1895／1896年的系列讲演“探究的心理学和逻辑”中，都曾经在科学哲学的意义上使用了“不可通约的”（incommensurable，inkommensurabler）术语——先于库恩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在本文，我拟通过手头的资料论证，库恩也不是在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意义上首次使用“范式”（paradigm）术语的人。     

先秦科学思想管窥——以《诗经》与《楚辞》关于"天"的认识比较为例

《诗经》与《楚辞》中对“天”这个哲学范畴有很多的论述,它们分别在具有人格意志的主宰之“天”、表示道德法则的义理之“天”,以及代表自然万物、自然规律的自然之“天”等方面表现出了不同的理解,显示了南北科学思想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