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心体之 重复思绎——朱熹经典解释方法研究之一

“以心体之”是朱熹一向所倡导的经典解释方法。根据朱熹的论述看，这是一种通过心理移情来理解和把握经典文本意义的方法。在经典解释实践中，朱熹经常是自觉地运用这一方法，实现了对经典文本的深刻理解。     

民国时期的朱熹教育思想研究

民国时期对于朱熹教育思想的研究,涉及朱熹的教育原理、教育目的、教育制度、教育方法以及朱熹的读书法和学习法等诸多方面;而且,不少学者从中国教育史的角度展开研究,对朱熹教育思想予以肯定,进一步确立了朱熹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重要的是,民国时期对于朱熹教育思想的研究,是当今进一步研究的学术基础,应当成为必需追溯和吸收的学术资源。     

略论朱熹对浑仪的研究

宋代理学家朱熹研究过天文学，而且有充分的史料证明“朱熹家有浑仪”。朱熹对浑仪的发展历史以及浑仪的结构有过深入的研究，并作了详细的描述。更为重要的是，他运用浑仪研究天的北极、北极星以及其它天文现象，以诠释儒家经典中的天文知识，从而表现出朱熹既是理学家又是天文学家的双重身份。     

论颜元在人性论上对朱熹的批判

颜元对朱熹人性论的批判,是以实事实行作为着眼点的。从三个方面来加以讨论：第一,颜元以＂气＂为人性的本原,加上＂理气融成一片＂的理气观,批判了朱熹的以＂理＂为人性的本原,这是对朱熹人性论批判的开端;第二,颜元以＂人欲合理＂来驳斥朱熹＂存天理,灭人欲＂以及＂变化气质＂的要求,进而指出＂气质之性＂是人唯一的本性来批判朱熹的将人性分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又以恶由＂习染引蔽＂而产生来批判朱熹的＂气质有恶＂,使＂气＂的人性本原得到了体现,并为修炼注重实行与践履的修心养性工夫提供了理论根据,是对朱熹人性论批判的焦点;第三,颜元以＂习动＂来批判朱熹的＂主静＂和＂死读书＂,而主张人们成为既对自己又对天下有利的人,正是他对朱熹人性论批判的归宿。颜元对朱熹所作批判,把对人性论的着眼点从形而上的东西转移到了形而下的东西上来,具有鼓动人们在实际事情与行动之中以践履来求道并修养自己身心的意义。     

朱熹《舜典象刑说》的刑法思想

朱熹《舜典象刑说》主要涉及刑法产生理论基础、恤刑及赎刑思想。心情阴阳学说是朱熹刑法思想产生的法理学理论基础，并将此学说与理气观相结合建构成更深广的理论；朱熹的恤刑观并非是轻刑宽恤，而是体现了圣人制刑止刑的严刑宽民思想，朱熹认为赎刑必须严格控制其适用范围，不唯贫富，反映了朱熹适用法律的平等思想     

有朋自远方来——澳门特派员公署寻宝记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用朱熹的上述诗句来形容近年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的文化建设，     

我校成立“朱熹教育思想研究小组”

为承担中国教育学会下达给江西分会的研究朱熹教育思想的科研任务,我校教务处从中文科、政教科和教育理论教研组等单位挑选了讲师鲍元、江燮亮、黎心祥,文学硕士张玉奇,助教韩钟文等五人,成立了“朱熹教育思想研究小组”,并设立了办公室。研究小组于八三年二月正式成立,鲍元同志担任组长。目前,研究工作进展较快,大家力争能早日拿出具有一定研究质量和学术水平的科研成果来,为开创发掘、整理和     

关于朱熹反《毛诗序》问题的探讨

今人认为朱熹《诗集传》废《毛诗序》不用，直接从文学角度求之于《诗经》。而《诗集传》对诸诗的题解。有近三分之二沿袭《毛诗序》，故“废《毛诗序》不用”的说法不能成立。朱熹反《毛诗序》的言论主要集中在“淫诗”和《诗经》尤其是“小雅”诸篇的写作时代两点上。“淫诗”说为朱熹承袭《论语》及《礼记·乐记》之说而来。但朱熹的推论犯了逻辑方面的错误，其“淫诗”说缺乏可靠的依据。《诗序》作者离开《诗经》写作时代下限不远、其所说时世较为可信。朱熹反《毛诗序》的主要目的，一是认为《毛诗序》为汉儒或村野妄人所作；二是认为《毛诗序》有害于温柔敦厚之“诗教”。其反《毛诗序》的根本目的，是想借解《诗》来为其理学思想服务。     

朱熹对儒家朋友之道的理学诠释

在宋代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朱熹对儒家的朋友之道进行了诠释，将朋友关系拉回到五伦体系之中。朋友关系和其他人伦关系一样，均是天理之义，是天叙的存在秩序，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特点，且在五伦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五伦的基石。通过对诚、忠等概念的辨析，朱熹详细地阐释了朋友间相处的“信”这一道德规范，并分析了朋友之间为何要以“信”为交往的准则。朱熹重视朋友相处在人格完善上的重要意义，将其视为变化气质、圣贤人格养成的重要途径。孔孟所确立的朋友之道在朱熹的诠释之下，具有了成熟而完备的理论形态。     

融会贯通 辨异求新——《朱熹教育思想研究》评述

《朱熹教育思想研究》是我校青年学者韩钟文的一部“海内学者多有赞誉”的力著,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获得全国首届优秀教育理论著作奖。(见《光明日报》1989年10月4日)该书洋洋大观,全书四十余万字,广收博引,议论纵横,既通古今、融中西,又掘精华、立新意,在科研方法上为我们开拓出一条融会贯通、辨异求新的新路子。我国著名学者张岱年以“提要钩玄,发微阐幽”八字高度评价了此书,毛礼锐教授也以“昔贤今彦,交相辉映”来表达自己对此书叹美的心情。(见《朱熹教育思想研究》“张岱年序”和“毛礼锐序”)在对朱熹教育思想进行全面探究中,《朱熹教育思想研究》(以下简称为《研究》)的最大特色就是集教育与哲学,社会学、美学、伦理学,心理学以及历史学等为一体,融会贯     

政、教之间的心路徘徊——论朱熹教育思想的政治诉求

对朱熹教育思想的探讨应当重视外缘研究。朱熹的心路一直徘徊于入仕从政和退隐从教之间,二者形成一个巨大张力,极大影响到朱熹的教育观念。入仕从政是儒者定位、士大夫身份和时代背景所赋予朱熹的首要使命;以道进退、学政分离、育才化俗则是退隐从教的不得已;＂格君心之非＂、教育立国、＂庆元党禁＂充分证明朱熹教育思想的强烈政治诉求,在政治与教育之间的出入徘徊构成朱熹教育思想的底色。     

试论朱熹的历史人物评价法

朱熹对历史人物评价的特点是采用了双重标准，一是义理标准，二是功业标准。前者是朱熹评价历史人物的出发点与归结点，这包括从正统论立场去评价历史人物、以公与私为标准来评价历史人物、以气节来评价历史人物，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虽然其中不乏理学的说教，但他仍然比较着重与自己所生活的历史时代相联系，反映其关心时事的心态。后者主要是歌颂狂狷者而批评乡愿，强调士大夫为政要关心时事，以天下国家为己任，肯定做出功业者而批评生事扰民者     

活水源头辨文心─—评吴长庚先生的《朱熹文学思想论》

冯流君曾说过：在中国古代哲学家中，只有三个人是真能懂得文学的，一是孔子，一是朱嘉，一是王夫之。在中国文化史上，朱熹素以哲学家、思想家著称。他在理学领域里的成就令人高山仰止，反倒忽视了他的同样深厚丰富、博大精深的文学思想。对他的文学思想，似乎除了一些道学家的陈腔滥调外，无甚可取。在世界性的朱子学研究中，对朱熹文学思想的探讨始终是最薄弱的一环。长期以来，人们多从否定的、负面的、批判的意义上谈到朱熹的文学思想，并且主要只抓住他的文道论大做文章，把他的文学思想简单归结为干瘪的文道论，从而也就把他简单地划…     

论朱熹的老学思想

朱熹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虽以儒学为正统,但对道家思想也有深入的研究。通过对《老子》的理解与评价、老子与释道、朱熹哲学与《老子》等几个方面分析朱熹的老学思想,可以发现老学本身的理论活力并进一步彰显道家思想在朱熹哲学体系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朱熹文学思想论》序

《朱熹文学思想论》序张立文１９８７年秋，厦门大学召开国际朱熹学术研讨会，吾有幸与会，结识吴长庚先生，相叙甚欢。１９９０年，我们再次相逢于纪念朱熹诞辰８６０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他以他的专著《朱熹文学思想论》的油印打字稿相赠。我觉得就朱熹思想进行微观的...     

朱熹语录中的民俗文化词

朱熹语录是朱熹讲学内容忠实而传神的记录，是一种“活泼泼”的语言形态，文白参杂。为使深奥义理明白晓畅，多方设喻，不避俚俗，信而有征。朱熹在致力于学术思想传播的同时，饱含着他对文化传承的高度责任感，也体现了他对社会生活的高度关注。今选释其中部分疑难词，以凸显宋代生活的真实。     

理学与朱熹的史学思想

作为一个理学家,朱熹要建构自己的理学体系,离不开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思考。在经史关系上,朱熹反对两种思想倾向,一是重经而弃史,二是重史而废经。他把历史研究当作格物穷理的手段,主张先悟透经书义理,然后再阅读史书,研究历史。其论历史人物,特别强调义理在历史人物身上的体现,兼顾“资质”和“本领”,坚持道德判断与事实判断相结合,重义理,亦重功业。从天理的角度出发,朱熹把史书编纂的目标定为明正统、正纲常,强调用书法义例来达到昭鉴戒和明人事的目的。     

朱熹德治思想对"以德治国"方针的借鉴意义

朱熹的德治思想是对孔子“为政以德”治国思想的继承。江泽民提出的“以德治国”理论，是对传统德治思想的借鉴和继承。今天，我们要通过研究朱熹思想，联系实际促进公民道德建设，贯彻落实“以德治国”方针。     

朱熹的道德观对家庭美德建设的意义

朱熹的道德观对“家庭美德”建设的意义有三：一，朱熹孝道是每个家度成员讲道德的起点；二，朱熹修身之道是提高家庭成员道德素质的有效途径；三，朱熹的恕道是处理邻里关系最基本的道德准则。朱熹道德观对当前我国提倡“三德”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河南清水源 做好水文章

<正>"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清水源,化用南宋诗人朱熹的名句而来,却在此基础上赋予其更现代的意义。"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清水源,化用南宋诗人朱熹的名句而来,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