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人类学思考技术的第三条路径——奥特加·加塞特如何建构面向生活的技术哲学

哲学人类学是现代西方主要哲学思潮之一,以"人是什么"问题为轴心,围绕人在本质上是"工具制作的动物"或"理性、精神的动物"展开争论,形成了"工具论"和"理性论"两大传统。奥特加·加塞特提出人并非天生的"工具动物"或"理性动物",人的本质并非即成的、被给予的,而是需要通过专属于人的技术活动不断获取;人通过技术在建构自身存在的同时,也创造了人类生活。但技术并非人的本质属性,而是生活中"第二性"的创造活动。在人的本质问题上,奥特加追问的是"人做什么",而不是"人是什么",由此超越了传统哲学人类学的争论,从人的存在出发思考技术,并面向人类生活建构技术哲学。     

"言语行为"的社会学分析--一个语言学和社会学结合的尝试

"言语行为"把言语看作行为,更是一种社会行为,它的提出有社会学背景,语谓、语旨、语效尤其五种语旨行为与社会动机、社会行为分析紧密相关,"言语行为"具有社会学上的优缺点.     

德瓦尔论七种人猿界线说及人在动物界的地位

德瓦尔以大量事实证明:猿类也有理性、语言和文化,也制造和使用工具,也搞政治,也能创作具有一定形式美的艺术品,也有道德意识和准则,因而,理性论、工具论、语言论、政治论、艺术论、文化论和道德论的人猿或人兽界线论都是不能成立的。人与其他猿在各方面都只有程度上的差异而没有性能种类上的不同,人是与其他猿相比各有长短又在某些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的潘属猿中的裸猿。     

论技术理性研究的哲学路径

实践哲学突破了传统哲学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狭隘理解,提出理性思维有"认知型"和"筹划型"两种思维方式.人的"筹划型"思维方式所形成的实践理性在技术哲学领域恰恰是技术理性.技术哲学必须以理性思维的"筹划型"思维方式为切入点,才能找到技术理性研究正确的哲学路径.只有这样才能使技术哲学研究真正地从"边缘"走向"内核".     

技术的社会责任与生态使命

从存在论上,萨特将责任看作是人的绝对自由的逻辑要求,海德格尔将责任看作是此在生存的一种"缺欠"所致,其目的都是消除人与责任之间的外在关系。马克思从人的现实性出发,强调技术的社会责任在于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强调人对自然的责任关系。在当今社会发展中技术具有生态使命,目的是要探索人与自然之生态关系的生态阈值,以此科学地寻求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适度关系。在生态问题上,盲目的保护与盲目的开发一样,都不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本质要求。     

转基因技术本质特征的哲学分析——基于不同生物育种方式的比较研究

本文借鉴技术哲学"经验转向"的研究策略,对传统生物育种技术、转基因技术特征进行了分析比较。传统生物育种技术可以看作是手工工艺技术,顺从自然,通过"做""培育出"生物,属于海德格尔的前现代技术范畴。转基因技术则是由分子遗传学理论引导的现代技术,理论基础更深,具有"制造"和"座架"的本质特征,属于海德格尔的现代技术范畴。两者具有本质的差别。     

设计与科学的关系:基于方法论的考察

设计是人类的理性活动,它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特征之一。今天设计与科学高度融合,科学知识已经成为设计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设计本身的独特性决定了将"设计"彻底"科学化"的构想行不通。尽管科学方法论对于设计方法论有借鉴作用,但设计方法论仍是与科学方法论不同的新学科。     

医患关系中的工具理性主义及其克服

工具理性源自西方古希腊理性主义传统,是启蒙精神、科学技术和理性自身演变和发展的结果,也是人类行为手段与最终目的、事实与价值相分离的产物。医患关系中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和价值理性的退场,导致人自身、人际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进而出现了:基于"超然模型"的"去情感化"的医生、基于交换的"物化"的医患关系和基于"简单化约"的"医学万能"观。克服医患关系中的工具理性主义并不要求全盘放弃工具理性,而是要让它回到自己的合法范围内,最终重建:基于"人是目的"的"情感回归"的医生、基于"信任委托"的"对话"的医患关系和基于"敬畏自然"的"医学有限"观。     

从内外史论到朗基诺的语境经验主义

围绕着理性与社会性,知识论领域越发分裂为两个阵营,并在传统科学哲学与科学知识社会学之间发生了激烈的论战。当代,科学哲学家尝试着消解或弥合知识论层面理性与社会性之间的对立,尝试将两者纳入统一的理论框架之中,朗基诺便是其中代表。然而,朗基诺的知识论路线充满折中主义意味,并不能解决理性与社会二元对立问题,反而掩盖了知识的正当性悖论。基于不同的"知识"定义,两种知识论体系对峙起来,它们一方将知识看作是世界的映像,另一方将知识看作是集体信念,进而使科学知识与日常知识的正当性难以共存。站在科学共同体的立场上支持科学知识的正当性,或站在社会大众的立场上支持日常知识的正当性,成为两大阵营的理论切入点和分歧所在。朗基诺的语境经验主义并不能解决相关理论分歧。     

"器官投影说"的现代解说

技术哲学创始人恩斯特·卡普于1877年出版的<技术哲学纲要>一书,提出了"器官投影说",即人类在制造工具和其他物体时通常使它们与人体有结构上和(或)功能上的相似性.卡普运用"器官投影说"解释了当时已知的各种技术现象.在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结合现代高新技术对"器官投影说"进行哲学反思,仍有重要意义.     

论技术进步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辩证统一

技术是"存在"的.它不是物又离不开物,它不是由人的大脑自生却又离不开人的大脑的理性思考;技术是人类主体不断探寻与技术容体逐渐外显过程中的一种契合;技术进步既体现出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需要的目的性,又体现出技术自身进化的内在的必然性;技术的进步是合乎人的主体目的性与技术自身进化内在必然性的辩证统一.     

理性行为的博弈延伸

文章在“结构——主体”关系困境的基础上，解释个人有目的的行动与其所可能达到的结果之间的理性联系。提出理性选择要获得新的发展，真正需要解决的难题并不是研究的工具和技术方面的欠缺，而是“理性的社会选择”何以成为可能的问题。理性选择假设的前提是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可以按照符合自己利益的偏好做出选择。但社会个体始终是依赖于社会生活中的群体，个体生活要依赖社会选择的理性才得以延续和发展。     

强互惠：一个影响深远的经济学术语

1.什么是强互惠 强互惠(strong reciprocity)系指一种超越或突破"经济人"与"理性人"假说的人类行为模式.2004年2月,美国<理论生物学杂志>发表萨缪·鲍尔斯萨缪·鲍尔斯1和赫伯特·金迪斯2的论文<强互惠的演化:异质人群中的合作>,认为人类行为具有超越"经济人"和"理性人"假设的"强互惠"行为模式,即超越"利已"动机,为公平公正可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而不惜付出代价.     

虚拟技术与主体认知能力的提高

虚拟技术是一项以人的感觉、感性、感官为基础并强调感知能力的新型认识工具。它极大地提高了主体的感知能力，虚拟技术使得认识活动感性和理性相结合，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并用，有力地推动人的认知能力的提高。     

解读技术起源的一种生态理论

用可供性理论解读技术的起源带来了一个全新的视角。首先,可供性知觉关乎动物的生存,因此构成了技术认知的起点。其次,可供性暗含人与环境的契合以及行为可能性,发现并建立事物之间的联系是理解技术起源的关键。再有,创造并使用工具是技术的最主要特征,可供性内涵的知觉-行为原理也提供了技术起源的具身说。     

鸟类为什么会使用工具

以前,我们普遍认为人类与动物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人类会制造和使用工具。但自从1960年,简·古多尔发现了一群会用树枝伸进树洞中觅食白蚁的黑猩猩以后,这种理论显然就站不住脚了。后来,科学家又相继观察到很多动物都会使用工具,并希望能弄清各种动物是怎样掌握这种技能的——是与生俱来的本能,还是通过相互间的模仿学会的?德国马克斯·普兰克行为生理学研究所的萨拜因·特比奇,希望能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     

关于技术理性及其批判的几点思考

技术理性是一种特殊的、综合的和典型的理性形式.一方面,技术理性是基于人与自然关系基础上的人类理性,是一种扎根于人类物质需求及人对自然界永恒依赖的实践理性和技术精神.追求物质目标、满足物质需求是技术理性的永恒的和第一的旨趣.技术理性的这种旨趣标志着人的一种敞开状态,标志着人与自然的"交往"和主客体的统一.     

“自主的技术”与“建构的技术”——雅克·埃吕尔与托马斯·休斯的技术系统观比较

雅克·埃吕尔与托马斯·休斯都将技术看作一个系统,但由于"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的研究范式的"分立",两人的技术系统观尽管存在着相似性与互补性,在研究起点和研究进路上却各具特色。可以将休斯"技术系统方法"的历史分析框架视为埃吕尔自主论的技术系统观的一种反动,只是休斯矫枉过正,从理论的一极走向了另一极。正是以技术的社会建构理论为中介,技术哲学在寻求经验基础的过程中,向跳脱经典技术哲学决定论的渊薮迈出了坚实步伐。     

人工智能之伤:人的存在与意义缺失难题——马克思实践哲学批判向度解读

人工智能的诞生证明时代最大的变化是变化本身的真理性。然而,当"共感式参与"缺失的技术负面直击内心深层情感,人在沉浸于技术欣喜之余却无法把握与人工智能的相处模式,并全然陷入"人类越强大,社会越趋非人化"的怪圈。技术在确立人的生存本质的同时又遭遇使人的存在意义缺失难题,主要体现在人工智能彰显物质自由与遮蔽情感原欲的矛盾中。马克思的辩证实践思想为人工智能难题的开解提供启示。实践本身是具有丰富内涵的概念,生存论意义上的劳动与确立人类本质的实践并不具有同一性,合理把握实践的张力才能弥合人的存在与意义缺失的裂缝,坚持人工智能应用的人本原则是技术合理发展的应有之义。     

“悟性技术”与“理性技术”——对轴心时期中国与西方技术特点的比较分析

以轴心时期中西方经典技术文本的代表《考工记》与《建筑十书》为切入点，借助技术哲学的分析框架，发现中西方工匠技术主体虽然都是“人”（工匠），但中国工匠技术是在礼乐、阴阳等文化规训下，工匠凭借经验，依靠身体技术与工具技术，以实现制器造物的“悟性技术”，区别于古罗马在古希腊人文、神学等文化影响下，建筑师以“理性技术”制导工匠“悟性技术”，以实现科学化、标准化等造物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