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日食的地方性记录

通过现代计算程序的全面计算和与清代正史日食记录的对比,对清代日食的1100余条地方性记录的特性作了分析和讨论.546条记录与正史完全相同,少有错误.与正史不同的记录错误率达到54%,其中正史中此日期未见有日食记载的记录少有正确,地方见全食或近全食的记载比较丰富.     

“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考证

“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是《竹书纪年》中的记载“日食说”提出后,它成为西周年代学研究的一条重要线索,文章考察了这条记录在古书中的各种来源;讨论了它作为天象记录的可靠性,评述了近人对这一问题的提出和研究,并提出进一步研究的方案,对于“郑”的地望,文章在简述前人的工作后提出它与“日食说”有关的种种线索。     

中国古代日食的宿度记录

统计和分析我国古代日食的宿度记录。有宿度的正史日食记录主要集中在两汉、唐朝、宋朝和清朝。这些宿度记录显然是事先或事后通过计算得到的。明清两代某些地方志追溯了过去朝代发生日食的宿度,但所记当代的宿度却大多是错误的。通过与现代计算结果的比较,发现两汉的宿度记录是按照太阳的平运动来计算的,唐代日食记录对太阳不均匀运动作了改正。通过与古代历法中计算结果的比较,探讨了两汉和唐代日食宿度记录的来源。     

《左传》日食观念研究

<左传>是一部对中国历史影响巨大的先秦古籍.本文通过对<左传>中的日食记录的研究,分析了其对于社会、礼制、政治等方面的影响,探讨了<左传>及其日食记录在科学史上的地位,提出<左传>是中国古代日食占测政治化的重要推手,是日食占测模型化的始作俑者.     

《大衍历》交食计算精度

将《大衍历》的日、月食预报方法编成计算程序，以其分别计算了刻历留有记录的书经日食、《诗经》日食、《春秋》日食和《大衍历》使用期间的全部日、月食，并与现代计算结果进行了比较分析。     

夏代仲康日食记载再读

仲康日食大约发生在公元前２０世纪。由于古代文献的真实性方面疑点颇多,记载信息不足,难于确定其发生年代,有时还引起对这个记载是不是日食记录的争议。目前,虽然根据其它可信文献趋同于认这它是日食记录,但确定其发生年代就有１１个不同的结论。     

夏仲康日食年代确定的研究史略

夏仲康日食年代的确定工作，已经进行了１３００余年，得出了１４个完全不同的结果，相互间差异很大。文章介绍了每个结果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方法，并逐个进行了评价，指出这个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文章提出了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的三个基本出发点：（１）认定它是夏代的一次日全食观察记录，至少它是大食分日食的观察记录；（２）必须利用现代的日月历表，对于公元前第２０至２２世纪之间３００年，在洛阳可见日食重新全部计算出来，并     

阴阳历食限为何不等

中国古代历法中的日食食限和视月亮到视黄白交点的距离有关,它是历法家为了判断日食和计算食分而给出的数值。在《大衍历》以后的历法中,通常会给出阴历食限和阳历食限,分别用于阴历和阳历的日食判断和食分计算。通过构造中国古代日食食限的理论模型,证实中国古代历法中的日食食限应该与月亮视差有关,而且日食的阴历食限和阳历食限并不相等,二者之差近似等于日食时差最大值的2倍,由此澄清了学术界长期以来对中国古代历法中日食食限的争论和批评。     

日全食的轨迹

<正>日全食轨迹人类从古至今都是依据太阳的东升西落规律界定每天的时间,但日全食现象将打破这一规律,由于月球从地球与太阳之间经过,三个天体大体处在同一条直线上,因此月球会遮挡部分或全部的太阳表面就形成了日食,整个日食过程从开始到结束的时     

中国古代的日食食分算法

中国古代的日食食分算法自北魏张龙祥<正光历>始有设计,此后成为隋唐宋金元历法交食计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视差对日食计算的影响,使得日食食分算法比月食食分算法显得更加复杂.通过对中国古代历法中日食食分算法的系统解读,阐明了该算法的造术方法及特征;廓清了历代日食食分算法的沿革;并根据各时期日食食分算法的不同特点,以刘焯<大业历>、徐昂<宣明历>、姚舜辅<纪元历>为关节点,将中国古代的日食食分算法划分为四个阶段;同时,详细讨论了<宣明历>之前视差理论在日食食分算法中的应用.     

明清之际确定日月食方位的几种方法

东汉之后,有关日月食方位的记载,一直是我国传统历法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但是这些记载多是基于观测的实录,直到明末才开始对日月食方位进行定量的计算和观测.<新法算书>分别给出了计算和观测日月食方位的方法;王锡阐在<晓庵新法>中详细介绍了计算日月食方位的全部过程;梅文鼎和<历象考成>给出了确定日月食方位的作图法.文章在研究和比较这些方法的基础上,指出它们之间的相同与不同之处;解释王锡阐在计算日月食方位过程中所使用的"泛向"、"次向"、"定向"的具体含义;追溯导致很多学者认为王锡阐确定日月食方位用的是日面、月面坐标,<历象考成>之法实本于王锡阐这一历史误读的原因.     

中国古代恒星亮度及其变化记录之研究

在对古代典籍中关于恒星亮度、亮变记载全面整理的基础上,对恒星亮度梯度记录作了详细的分析,证明中国古代也有类似6等级的亮度分级方法;对古代所有提到"消失"光变描述的星官,作了现代变星的对比证认,证明这些记载描述的都是大气消光现象,而非古人注意到了星官中有变星存在;对全天三大变星--大陵五、造父一、蒭藁增二的古代光变描述的全面分析,证明中国古代对这三颗最著名的变星都没有明确的光变记载;经全面分析古代记录,得出中国最早的变星记录出自<明史·天文志>载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井宿七的光变记录,其时代虽然较晚,仍然比西方最早的变星记录早了200年.     

医药化学学派初探

该文追溯了医药化学学派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代表人物在化学上的重要贡献，分析了他们在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上的特点，阐明了医药化学在古代化学向近代化学过渡中所起的重要桥梁作用，并通过史实剖析了医药化学学派在近代化学的形成、确立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广泛而浣的影响。     

清代三个时段钦天监所观测的流星记录研究

本文讨论了清代流星记录的时间换算方法，并给出其太阳平黄经和拟合辐射点以寻找其群归属 。     

邢云路测算回归年长度问题之再研究

按照文献记载，明末邢云路在兰州通过6丈圭表实测晷影，得到了中国传统历法史上最为精确的回归年长度值。通常认为这一精密回归年长度值的取得是由于他使用了中国传统历法史上最高的圭表，从而减小了观测的系统误差所致。该文通过分析发现：邢云路所留下的影长实测值的误差实际上是非常大的，他之所以能得出如此精确的回归年长度值，完全是因为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事实表明，早在他进行立表测影的十多年前，他已经掌握了与这个值精度相当的回归年长度值，据此揭露了官方历法系统的误差并立呼吁改历。在他的改历建议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增强自己见解的说服力，他着意安排了这次测影活动。但是，由于他所处年代特殊的天文条件，他所用的由测量表影来推求回归年长度的方法本身的可靠性有限，所以，他最后对测影结果进行了调整，使之能够导出他想要的最终结果。至于他最初是如何得到如此精确的回归年长度值并确信其可靠性的，这仍然是一个有待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现存最早的一部尚有地图的图经—《严州图经》

图经也称方志，不过它是方志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秦汉时候，记述地区情况的史志，增加了地图，遂有图志或图经之称。关于图经的解释，大都认为经就是地图的文字说明，此说值得商榷。最早的一部图经是汉代的《巴郡图经》，惜已亡佚。今存唐代，（沙州图经》残卷、（西州图经》残卷和《元和邵县图志》，因图均不存，无从探讨经文与地图的关系。南宋的《严州图经》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尚有地图的图经。虽然仅存一、二、三卷，幸而所附地图都在卷首，这是探讨经文与地图关系的珍贵史料。根据这三卷经文的记述与所附地图进行比较研究，可以认为经文不是地图的文字说明，而是记述地图所绘的地区之情况。     

指南针理论在中国历史上的演变

指南针产生以后,中国学者对指南针之所以能够指南,从理论上做过探讨.这些探讨大都是从阴阳五行学说出发,结合当时人们对大地形状的认识而展开的.万历年间,传教士来华,带来了西方的指南针理论、地球学说以及相关的科技知识,在这些知识的影响下,中国学者开始从新的视角探讨指南针理论问题.在这些探讨中,阴阳五行的作用淡化了,而从力学角度做的分析却增加了,这是前所未有的.在传教士中,南怀仁的指南针理论最为系统,但他的理论仍然局限在古代科学的范围,并非吉尔伯特的磁学理论.南怀仁的理论在中国影响深远,直到19世纪中叶,仍有中国学者用南怀仁理论解释指南针问题.     

九华山唐代炼铜炉渣研究

考古调查已认定九华山古铜矿冶遗址年代为唐代。通过对６７个渣样的理论分析和模拟实验，笔者对九华山唐代的冶炼技术进行了复原。九华山有高钙和高铁两种冰钢渣，二者在随机取样时出现的比例约为７．４：１。高钙渣是熔炼脉石含钙的含铜黄铁矿（经焙烧）得到品位约为２５％的冰铜的炉渣，高铁渣是将品位为２５％的冰铜焙烧后熔炼成品位的４０％的冰铜的炉渣。物料平衡计算揭示的冶炼流程显示，含铜约６％的手选矿石要经历两次部分脱硫焙烧、两次鼓风炉熔炼，才能先后炼成品位为３５％和４０％的两种中间产物冰铜。九华山古铜矿冶遗址的研究表明，宋明时期文献《大冶赋》、《菽国杂记》所记载的使用“硫化矿—冰铜—铜”工艺冶炼低品位含铜黄铁矿的技术在唐代就已存在并已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