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印度地轮—水轮—风轮—空轮说在中国

印度古代关于一个小世界的结构的理论，至迟在西晋（265-317年）时期便已随佛教的东来传入中国。这一理论认为：大地（即地轮）浮在水体（即水轮）之上，水轮依托于风轮之上，而风轮则有广漠的虚空承托，于是各自得以不坠落，从而论述了天地结构的稳定性，也表述了大地乃是在虚空中之一物的观念。从西晋到唐代（约7世纪）至少有5部佛经提及地轮、水轮、风轮的各不相同的具体尺度，这说明这一理论在古代印度有不同的流派存在。这一理论在佛教信徒中广为流传当无疑问。它也为一些道士所接受，并被改造成易为中国人理解的观念，载于若干道家的经典中。由于这一理论同占主导地位的张衡浑天说存在较大差异，又由于有关佛经对这一理论的具体描述各异而造成的混乱，致使这一理论在较长时间内并未产生更大的影响。一直到五代时期（约10世纪），这一理论的基本思想才得到重视，并成为对张衡浑天说进行重大改造的推动力。     

中国天文学史上的地中概念

地中概念是中国古代宇宙结构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人认为地是平的,而且其大小是有限的,由此导致了地中概念的产生,有关地中位置的说法很多,其中对天这有较大影响的是盖天说“北极之下为天地之中”的主张以及浑天说的洛邑地中说和阳城地中说。地中概念在帮助浑天说战胜盖天说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     

论中国古代的村落规划思想

该文认为，中国古代村落与古代城市一样，也存在着着规划思想，具体表现在：（１）原始聚落中已有明显的功能分区；（２）村落形态和空间布局普遍受到宗族礼制、宗教信仰、风水观念、防御意识、诗画境界等人文理论的支配；（３）各地村落的均强调人与环境的和谐统一。文章最后对古代村落与古代城市的规划思想作了系统的比较。     

中国古代关于空间无限性的论争

本文回顾了中国古代存在着关于空间无限性的论争，指出：中国古代存在着空间有限与无限两种认识，古人在探讨空间有限与否这一问题时，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他们对空间性质的认识，达到了相当的深度。中国古人对无穷空间结构的探讨源于先秦，后来受佛教影响，形成了广为人知的“天外天”说，即认为在我们生存的天地之外还存在无穷多类似的天体系统。这一理论得到了后世学者的广泛赞同，但也受到了一些质疑，尤其是受到了元代思想家史伯深刻而又尖锐的批判。     

三谈《周髀算经》中的盖天说

本文同迄今为止的流行观点相反，认为盖天说比浑天说先进。这是因为：盖天说已经识破天地相连的假象，发现天地相互平行，因而有利于发展地圆观点；已知知道天上和地面上都有北极、赤道和南北回归线，因而有条件提出地理地带的概念；已经发现地面分为白昼区和黑夜区，并且力图解决白昼区的大小问题，凡此都先进于浑天说。     

试论我国先秦时代生态环境保护思想

生态环境保护思想，我国早在先秦时代就已产生。它大体经历了三个认识过程：（1）对人类在天－地－生（人）系统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2）对生态环境结构的认识；（3）对保护生态环境重要性的认识，并提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保护生态环境的具体措施。     

中国古代对滑石的认识和利用

该文运用近３０年来出土的文物资料，并结合文献资料，论述了中国古代对滑石认识与利用的水平和历史规律。全文分四个部分：（１）滑石利用的发展曲线；（２）滑石的用途；（３）滑石的品种和地理分布；（４）文献中记载的滑石资料。     

大学理念与国家创新体系——民国高教史给我们的启迪

面象知识经济时代，中国的大学担当着崇高的使命，理应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重大的作用，但中国的大学体制有三大弊端：（１）大学欠缺尊严；（２）大学的理念偏狭；（３）大学的操作僵死。     

中国古代没有生物进化思想吗?——兼与李思孟先生商榷

在区分“生物进化思想”与“生物进化论”这两个既相关又有别的关键概念的基础上，本从理论和实例两方面都得到了与李思孟先生“中国古代没有生物进化思想”相反的论据和结论－即中国古代特殊的人（特别是有机自然观的科学思想传统）和地理（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农作物及家养动植物的起源地之一）环境，不仅有助于而且可以产生丰富的生物进化思想，这些生物进化思想在激励和指导中国古代遗传育种的伟大实践中反过来又被进一步充     

甲骨文中蕴含的天人关系思想及其哲学影响

甲骨文中的天人关系思想以“天、地、人”（“ ”）与“从、比、北、化”（“ ”）两组古文字而体现的，其中蕴含了一个博大精深的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体系，对东方传统文化的形成具有重大的价值。甲骨文中的“天、地、人”与“从、比、北、化”若加以简化便是“化”字，“化”字孕育了太极图，形成了《易经》；《易经》又成为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专家、学者在探讨东方管理哲学时往往仅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轴心时代”开始探究，忽略了中国文化的“前轴心时代”的思想源头，更没有挖掘甲骨文中所蕴含的智慧。通过研究发现，甲骨文中蕴含的天人关系思想是中国文化“前轴心时代”、“轴心时代”思想的出发点，并对东方管理哲学的形成产生重大而独特的影响，以太极哲学、中庸哲学、和合思想、人本思想、变易哲学为核心的东方管理哲学正在彰显世界性意义。     

中国古代的宇宙膨胀说

１３０４年，林辕在《元气说》一文中认为，宇宙万物起始于一小点元气，后逐渐扩散成直径为百里的混地，后混沌又被胀破，形成天地，后天地又以１０８００年为周期，间歇性地向外延伸或不断增厚，是为中国古代朴素的、思辨的与精彩的关于宇宙膨胀的学说。     

中国古代的异常天象观

异常天象在中国古代受到高度重视，是历代天文观测的一项重要内容。象人类对所有事物的认识一样，中国古代对异常天象的认识也是以最初自发的直觉认识为开端，形成异常天象的概念，在阴阳说、五行说、元气说等关于自然的理论形成以后，对异常天象的解释随之产生。此外，按照占星术理解异常天象是中国古代异常天象观的一个重要侧面。     

试论中国传统农学理论中的“人”

中国古代农学家在探讨农业技术的同时,始终要考虑人的因素。他们认为,天、地、人三才之中,人是农业生产中最重要的因素,而人的因素又是由“人和”及“人力”构成,人和需要靠道德来维系,人力又包括智力和体力两个部分,于是三才中的人又可分解为德、智、体三个方面。传统农学理论中有关“人”的论述方面,虽然认识到了“智力”或“知识”的作用,但尊重知识并没有成为一种社会的共识。重体轻脑、重德轻艺的片面认识,阻碍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也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反过来又强化了体力和道德的作用。     

梅文鼎的日月五星左旋说及其弊端

在中国古代日月五星左、右旋之争中，左旋说到了明清之际已几成沉寂之势。清初，受到传入的西方天文学特别是其多重天说的影响，梅文鼎又提出了一种新的左旋说。梅文鼎的左旋说，是建立在“天”有重数且是一个整体等说法基础上的——故承载日月五星甚至恒星的“各重之天”不得不在外层“动天”的掣动下一起左旋；同时，梅文鼎还有一个重要的辅助创见，即认为起制动作用的“宗动天”的枢纽是北极，而日月五星甚至恒星所在的“各重之天”的枢纽是黄极。这样，就解释了日月五星等在东西向的视运动之外还存在着南北向的视运动以及它们视运动迟疾的差异问题。此外，梅文鼎的模式尽管较诸传统的左旋说更具自洽性，在力学机制上也有所长，但与右旋说尤其是黄百家的右旋说相比，则具有更多的缺陷——主要是论理、实测和应用方面。最后，还探讨了梅文鼎左旋说的思想根源及其影响。     

黄百家与日月五星左、右旋之争

关于中国古代日月五星左、右旋之争 ,继清初的王锡阐之后 ,不但没有平息的迹象 ,反而由于传入的西方天文学特别是其多重天说的影响 ,至少与王锡阐同时或稍后的梅文鼎 (持左旋说 )、黄百家 (持右旋说 )等人又以中西会通的视角 ,重启论争。黄百家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 ,站在一个全新的高度 ,即主要以当时在中国最先进的西方第谷“准地心体系” (特别是其多重天说 )及其测定数据 ,对左旋说进行质疑 ,同时使传统右旋说克服了致命缺陷——日月高下与一重天之间的矛盾 ,而且还自然蕴含着左旋说在天体层次观念等方面的所长 ,从而又将传统的右旋说升华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指南针理论在中国历史上的演变

指南针产生以后,中国学者对指南针之所以能够指南,从理论上做过探讨.这些探讨大都是从阴阳五行学说出发,结合当时人们对大地形状的认识而展开的.万历年间,传教士来华,带来了西方的指南针理论、地球学说以及相关的科技知识,在这些知识的影响下,中国学者开始从新的视角探讨指南针理论问题.在这些探讨中,阴阳五行的作用淡化了,而从力学角度做的分析却增加了,这是前所未有的.在传教士中,南怀仁的指南针理论最为系统,但他的理论仍然局限在古代科学的范围,并非吉尔伯特的磁学理论.南怀仁的理论在中国影响深远,直到19世纪中叶,仍有中国学者用南怀仁理论解释指南针问题.     

世界最早的天文观象台——陶寺观象台及其可能的观测年代

2005年在山西襄汾陶寺镇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天文观象台遗址——陶寺观象台,它呈扇形结构,主要由1个观测点和东侧的12条观测缝组成。为考察其作为古观象台的必要条件,借鉴现代实测方式,采用计算机系统对其在BC 3000—BC 1000年间作日切山顶的模拟观测,结论是该观象台可能的观测年代应早于BC 1500年,且最佳观测年份为BC 1956年,12条缝能观测21次,平均每缝的观测误差为0°.11,最大误差0°.7。观测日期与邻近节气的平均误差为4.5日。指出:观象台的观象目的可能是对陶寺文化中特定的时节(也许是处于萌芽状的节气)进行观测,亦或用以提供进行祭祀等重要活动的时刻。但由于该遗址的地表部分不存,已知信息有限,故难作准确推论。     

论日本汉医古方派创始人后藤艮山的学术思想

后藤艮山是日本江户时期的著名医学，因提出万病源于“一气留滞”的疾病观和对中国医学的反思，对日本汉方医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被称为日本汉方医学古方派的真正创始人。文章从以儒学的“仁”为基础的医学伦理观和以儒学的“一元气”为核心的医疗理论两个方面介绍了后开脱     

王充对天地相对尺度的认识

在对天地相对尺度的认识上,中国古人传统上认为地的大小可以与天相比拟.但东汉王充通过对在不同地点观察太阳出没时的大小及北极星方位的变化情况的分析,却明确提出了"地小居狭"的主张.王充的论证方法与托勒密是相通的,而思想根源则与其重视量的概念的思想方法有关,但他的观点长期被人们所忽略,未能对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