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忆与民族国家想象——从《我的团长，我的团》看“新新中国”的历史叙述

大型历史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之让人摸不着头脑，与其个人化叙述有关，而这种叙述呈现的其实是新的现实下关于中国的新的想象（或曰“新中国”的想象），这种想象必须在历史、个体和民族国家民族之间展开，《我的团长，我的团长》显然提供了这样一种丰富的想象图景。     

战时中国形象的想象与书写——以解放区文学为例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乡村叙事实际上是关于民族国家的想象,是关于中国形象的建构过程。在战时解放区这块中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试验田里,文学与民族国家建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胶着状态,文学甚至作为一种重要力量被纳入民族国家建制方案之中。解放区作家通过书写新的人物和新的生活来表达新的民族国家认同,农民遂以中国形象代言人的身份浮出历史地表,对中国形象的想象与书写呈现出明朗刚健的壮美风格。     

人性神话与国家想象——论第五代的民族战争题材电影

新时期以来，大陆的战争题材电影因为第五代的出现而发生巨大变化，民族主义诉求通过与启蒙主义理想的结合，使电影体现为一种以普遍人性论为基础的新民族国家想象。伴随对个人主体性的话语塑造，第五代的战争题材电影也完成了民族国家的新想象：基于阶级斗争原则的社会主义的民族国家认同过渡到基于资本／市场原则的“现代化”的民族国家认同，而作为新“想象的共同体”基础的普遍主义人性观迎合了资本／市场对于个人的身份要求。     

商品镜阵中的女性身体——论“月份牌”女郎

月份牌是现代商业文化的产物，它塑造的美丽性感的摩登女郎形象代表了其时人们对现代女性乃至现代生活的想象。这种想象方式虽然基本上受制于消费文化的逻辑，但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当时占据主流的民族主义话语的影响。在消费文化、民族国家政治以及传统文化规范的多重缠绕中，月份牌呈现出复杂的文化意蕴。对月份牌这种视觉文化形式进行分析，将有助于我们对中国现代性问题获得更深入的理解。     

"自由话语"的引进——翻译对中国形象的构建及对中国现代性的影响

晚清到五四期间,中西文化全面接触、交流、融合,西方＂自由＂话语以及西方现代个人观念的一些基本要素或理念先后被引入中国,西方＂自由＂话语被译介到中国时,怎样作为一种话语策略参与了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这一新的主体形象建构？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如何操纵个人主义这一＂西方＂话语来建构他们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理论的？     

“自由话语”的引进——翻译对中国形象的构建及对中国现代性的影响

晚清到五四期间,中西文化全面接触、交流、融合,西方＂自由＂话语以及西方现代个人观念的一些基本要素或理念先后被引入中国,西方＂自由＂话语被译介到中国时,怎样作为一种话语策略参与了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这一新的主体形象建构？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如何操纵个人主义这一＂西方＂话语来建构他们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理论的？     

民族国家想象视野中的《林海雪原》人物形象

革命文学是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人物形象想象性的描写,充分展开对民族国家的想象,完成了新中国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对意识形态的要求,《林海雪原》就是这样一部作品.     

“从香港想象中国”的实践——《文坛生态的演变与现代文学的转折》研究路径刍论

侯桂新的《文坛生态的演变与现代文学的转折》以＂从香港想象中国＂为切入点,返回并重构了1937—1949年间香港＂南来作家＂群体＂香港书写＂发生的历史现场,围绕文学运动、现代媒体和作家个案的梳理和论述三个层面,将客体实践、中介实践和主体实践贯穿于中国现代作家在其＂香港书写＂中展现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为＂南来作家＂群体拟定了基于文化生态和文学史转折的全新经纬。     

民族表象与文化实践:以云南傣族孔雀舞为例

通过剖析傣族孔雀舞的事例来研究中国政府的文艺政策是以何种形式与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相结合,并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如何参与展示民族形象的。认为中国共产党为了使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形象化,所以想通过民族舞蹈改变人们对少数民族既存的形象和想象,并期待民族舞蹈对展示的"想象的共同体"发挥积极的作用。     

女性人格与现代民族国家想象——《新青年》的"女子问题"探考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曾经特别强调民族的“想象”品质,强调先有想象,后有国家;先有想象,后有民族。在一个国家危亡的时代,当先驱者重新建构现代的民族国家时,女性问题往往成为其中的一项重要指标,由此导致的另一种结果是:女性身体解放的私人性一面往往被忽略,而其与国家利益相关的公共性一面则被凸显出来和刻意强调。《新青年》中的“女子问题”讨论,男性论者更多地申述民族自强、国家独立对于女性的要求,彰显女性意识与国家思想相交融的一面。女性成为在场的缺席者,导致女性身体解放的私人性的一面被遮蔽。     

1930年代反帝抗日文学综论

由于受现代中国社会矛盾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及作家对这种阶段性特征的认识等因素制约,中国新文学反帝主题的萌芽生长、兴衰起伏也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1930年代的反帝抗日文学,经由革命文学的倡导时期到"九.一八"、"一.二八"事变的爆发、再到东北作家群的兴起,不断拓展和深化,最终上升为中国现代文学占主导地位的文学创作之一。民族独立与阶级解放主题的交叉融合、不同政治倾向的作家的共同民族情感的艺术表达,构成了1930年代反帝抗日文学的鲜明特征。     

“审美-实践”文学：阿英“文学-政治”批评模式的考察（一）

在阿英看来，文学与政治（政治理念）不是非此即彼的对抗状态，不是一方压倒另一方，而是统一于对“理想中国”的想象之中。从“想象现实观”出发，阿英完成了“文学-政治”批评模式的思考探索。这种批评模式，倡导“审美-实践”的文学范式，认为文学与政治的链接是通过“想象”——对人类自由美好生活的想象，肯定人的价值，肯定文学的审美特性，肯定文学的实践价值，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重要收获。     

“审美-实践”文学：阿英“文学-政治批评模式的考察（二）

在阿英看来，文学与政治（政治理念）不是非此即彼的对抗状态，不是一方压倒另一方，而是统一于对“理想中国”的想象之中。从“想象现实观”出发，阿英完成了“文学一政治”批评模式的思考探索。这种批评模式，倡导“审美一实践”的文学范式，认为文学与政治的链接是通过“想象”——对人类自由美好生活的想象，肯定人的价值，肯定文学的审美特性，肯定文学的实践价值，是马克思主义丈论中国化的重要收获。     

"西南边疆当代文学"研究的基本价值与理路

西南边疆当代文学主要是指中国西南地区以云南、广西、贵州为主的边疆省份的当代文学。这是一个被主流学界忽视的文学范畴。研究西南边疆当代文学的价值在于发现其存在与发展的权利与潜力,为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学理论建设提供更多民族化的、原创性的文学支撑材料。西南边疆当代文学的研究要紧扣西南边疆文学独特的民族意识与现代性问题两个方面进行,做到西南边疆当代文学概念的理论厘定与文学形态梳理相结合,当代文学现象的横向共时比较和纵向历史回溯相结合。     

象征诗艺与民族寓言——论师陀的《果园城记》

师陀作于抗战时期的小说集《果园城记》是一部有着深刻象征含义的文化反思型小说，民族的灾难使师陀客观冷静地反省着中国的命运和前途，完成了对于乡土中国的想象和批判：它既指向中国传统文化，更指向乡土中国进入现代后的文化生存困境。无论从整体还是局部象征上，作家都实现了此种目的。     

蔡锷的军国民主义及其深远影响

蔡锷感愤于近代中国对外战争的屡战屡败,认为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中国国民缺乏日本、欧美等国的军国民精神,并从教育、思想学派、文学艺术、社会风俗、体育锻炼、武器等八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弱不堪战的原因;并大声疾呼要在中国实行全民皆兵的军国民主义,其核心就是陶铸＂国魂＂,以新的＂国魂＂振奋全民族的军国民精神。蔡锷以军国民主义为基础,在近代革命战争实践中所形成的一整套近现代革命军事思想与国防建设思想,对中国近现代革命战争与一大批杰出将帅的培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江南文化与中国新文学的唯美主义审美理想

中国新文学唯美主义审美理想的生成,与江南文化有着内在的关联。江南文化那独特的精细坚韧、柔美飘逸,而又略带浪漫、伤感的审美气质及其诗性审美意识,触动着现代中国人的精神隐忧,反映出现代中国由文化冲突而引发意义危机的现实境况,抒发了由文明失落而带来的民族苦难情怀。新文学的唯美主义审美理想,承历史的积淀演化而来,又不断地糅入时代的情愫,成为新文学区别于旧文学的鲜明标志。     

批判与重构:陈独秀的国民想象

"国民"话语是近代以来中国启蒙思潮演进的主题.如何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框架内,培育具有现代民主意识的新国民,凝结了数代中国知识精英的智慧与探索.陈独秀在批判反思中国国民性问题的基础上,勾画了一幅现代公民的精神图像,提出了重构现代新国民的多重维度,开启了中国国民性论争的新篇章.     

论文学的商业化道路

在中国这个拥有几千年农业文化传统的国家,商业被标上"投机行业"的标签始终无法登上大雅之堂,而文学作为仕途正道与商业一直保持着相当的距离。然而随着宋元以后市民阶层的崛起,市场需求的出现以及近现代市场经济的概念被引入中国。随着改革开放,作为传统的贵族文学已经不符合中国的国情,而文学在向大众文学挺进的道路上就必须借助商业的力量。从文学本身带有商品特性的方向论证来看,文学创作完全具有走商业化道路的潜质,尽管有作品质量质疑、创作态度质疑的存在,都无法阻挡文学走市场化、商业化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