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和秩序的重建——对《白蛇》叙述策略的分析

本文通过对严歌苓的小说《白蛇》的叙事策略分析,论述了该文本采取了多种叙述视角及复调的叙述方法,并通过文本与民间故事《白蛇传》之间的互文及反讽效果的分析,折射了故事中的人物对自身身份的焦虑,以及对于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渴望,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权威的消解和追求重建自我的主题。     

论格非小说的“神秘性倾向”

青年作家格非曾经由于叙述的独特性而被划入到先锋作家的行列,这既与格非的小说观念有关,同时,也与格非小说叙述的独特性有关。本文选择“神秘性倾向”这一视角进入格非的小说世界。通过观念转变和叙述上的“空缺与断裂”、“镜像与迷宫”以及创作的延续共四方面的论述,得出“神秘”是造成格非小说具有引人入胜之故事性的重要原因。     

《补玉山居》的叙事策略解读

《补玉山居》是旅美作家严歌苓2012年推出的作品,小说借由一个名为补玉山居的客栈窥伺来往的各色人物,书中写了四组人物的人生及情感历程,以珠串式结构链接,叙述视角采用零度聚焦和内聚焦结合的方式,不断在当下与过去之间闪回,小说结尾并未完整交待四组人物事件的发展结果,呈“空缺”状,开放式的结尾带给读者更多的想象与回味。     

小写的历史与大写的人性——论严歌苓小说《金陵十三钗》的叙事伦理

《金陵十三钗》叙述了十三名风尘女子在“南京大屠杀”中舍生取义的故事.严歌苓摆脱了传统的道德评判,通过独特的视角,在“小写的”历史里凸显出“大写的”窑姐,从而在多种叙事策略中引发读者对历史与人性的思考.     

“戏拟”：隐藏在经典背后的另类人生——试论严歌苓历史题材作品的人性

严歌苓小说独特的历史叙事方式既是对现实的一种隐喻,同时又表现了作家自己对现实的理解,表达了她对个体生存价值的追求和她对人性的期盼。严歌苓的历史题材小说,向内寻求叙事规律,向外诉诸历史示范。其创作目的是要定位于人性本体的思考,回归对现实世界的体认,营建精神家园。借用“元小说”中“戏拟”概念,可以揭示严歌苓历史题材作品中历史背后的异常特性和隐藏于细节中的人性。     

叙述的张力——从《人寰》看严歌苓小说的叙述特色

本文从探讨《人寰》的叙事策略人手，通过对具体文本中的时序、视角的分析，发现故事时间和叙述时间的内在一致性，分析严歌苓小说异于传统的先锋叙述特色；探究特异的视角，具体阐述作者、人物、叙述者的语态关系，发掘严歌苓创作中时常存在着的经历者和叙述者的双重声音。从以上角度对《人寰》的叙事结构做出整体性认知，并对严歌苓小说的叙述特色及其带来的文本张力进行分析。     

试论米兰·昆德拉《玩笑》的叙述视角

《玩笑》是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第一部小说。独特而高超的叙事技巧是这部小说的成功之处,而其精湛的叙事技巧主要体现在“叙述自我”与“经验自我”的交替、多角度第一人称内视角以及叙述视角的越界现象等三方面。     

倾听另一种声音--《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叙事方式与意义结构分析

香港作家西西的短篇小说《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是一篇叙事方式独特的作品，作家在运用“自知观点”讲述故事的同时，对“自知观点”叙述本身予以潜在的“自我颠覆”，从而制造了小说的多意义结构，使小说获得了悲剧性与喜剧性的双重统一。     

发现叙述者

叙述是一种方式和技巧，它体现小说的审美价值。研究叙述的学科称叙述学。从叙述学角度进行作品鉴赏与解析，另有一番情趣和天地。本从叙述学中叙述的角度重读十九世纪法国作家梅里美的名《高龙巴》，通过寻觅叙述，剖析梅里美的思想，分析叙述本身的魅力；并探讨叙述对高龙巴的叙述方式，得出“《高龙巴》显示了故事体小说向性格体小说演进的痕迹”之结论。     

由严歌苓的小说《扶桑》谈第二人称叙述

本文通过对严歌苓小说《扶桑》的文本分析来探讨西方叙事学理论中第二人称叙述视角的运用，具体把握第二人称叙述在提升主人公行为乃至主观世界的表现力、提高读者的阅读地位上所起的作用，并观照多层次人称叙述的融合与互补作用。     

时代悲情与美学变奏——略论历史视野下的“文革电影”

“文革电影”给历史留下了充满争议的文化背影.作为特定时代语境下诠释主流意识形态的工具,“文革电影”不幸成为被“极左”政治扭曲和异化的艺术个案,在历史坐标中留下一抹悲情的色彩,它又在新中国电影美学的流变中演绎出一段耐人寻味的变奏,对其进行历史视野下的反思应能对当下电影创作提供某种积极的警醒或启示.     

简述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现代性”

“现代性”是20世纪后期西方哲学所广泛关注的概念,对于“现代性”的界定,学术界至今未能达成统一的认识。中国的有识之士在引入“现代性”这一概念时,即是为了实现启蒙国民,救亡图存的目的;然而,由于中国的实际情况与西方相差甚远,以至于“现代性”在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出现了严重的断裂;在“文革”之后,人们开始了一系列的反思,以求在中国实现理想的现代性。     

邓小平"75整顿"的哲学思考

十年"文化大革命"是新中国历史上特殊的历史时期,而作为"75整顿"的领导人邓小平为扭转"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制止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从哲学的角度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从而取得了不斐的成就,为最终结束"文化大革命"打开了坚实的基础.     

邓小平根本否定“文革”与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等扯起“两个凡是”的大旗,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在1975年整顿中因否定“文化大革命”而被第三次打倒的邓小平复出后,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反对“两个凡是”,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带领人民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分为前后两大阶段.前一阶段包括三小段,后一阶段包括两小段.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同时,党和国家实行了一系列的针对“文化大革命”弊端的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新政策,邓小平将其概括为改革开放.在改革开放的探索中,邓小平得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结论.自此,中国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开拓前行.     

试析李广田散文朴素美的传统根源

李广田散文的朴素美与中国古代文学创作朴素的审美追求在重视主体情感的纯真表达和文学语言的本色自然及艺术形式的质朴无华却蕴藉丰厚等方面存在着潜隐的精神契合,这一契合是李广田受到传统文学影响的产物。他散文的这一特色客观上使传统朴素的艺术精神在现代文学语境中得到了潜在的传承。     

大学文化的自觉——“孔颜素业在李杜斯文长”识小

孔子颜回李白杜甫这四位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巨匠，其实是拥有崇高人生理想并为之锲而不舍地追求人生价值的平凡之人。孔颜之素业，李杜之斯文是我们为之自豪和骄傲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文化自觉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是深刻的文化思考、广阔的文化境界、执着的文化追求，是具有高度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的文化理念，是一切国人持久并引以为豪的一种无形的思想品质和自觉行动。     

论西藏现代高等美术教育的发展与现状

西藏现代高等美术教育始于20世纪70年代。由于十年动乱,百废待兴,当时国家从内地委派了援藏美术教师,在西藏开始了现代美术教育的历史。70年代末国家恢复高考制度,西藏学生又陆续考入内地大学学习美术,80年代开始还有部分西藏画家到国外进行学习和交流,这些艺术家返藏后继续进行艺术教育和艺术创作等工作。与此同时,西藏传统美术教育纳入到了现代高等美术教育体系中,使西藏的现代高等美术教育形成了独具民族特色的、较完善的现代美术教育体系。但是,在现代化的建设过程中,西藏的现代高等美术教育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问题,需要不断解决,以适应新的社会发展的需要。文章以西藏大学艺术学院美术教育为案例,对西藏美术高等美术教育的历史沿革,学科建设情况以及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进行了分析和论述。     

“文革”时期的“极端词语”及其使用

“文革”时期，各类“极端词语”的使用几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尤其是“最”和“大”的使用。     

“文化大革命”下限界定

对“文化大革命”分期问题的探讨是对“文革”进行史学研究的基础，三十年来，间或有学者对此发表不同的观点，尤其是对“文革”下限的阐释上。从当前学界和党中央的有关精神来看，两年“徘徊”时期似应划归“文革”时期。     

智性的讲述--解读阎连科《坚硬如水》

新时期的文革题材小说创作中,绝大多数作家都热衷于从权威的政治视角出发,批判"文革"时期的错误路线,叙述范式较为单一.阎连科在他的近作<坚硬如水>中提供了另一种审美表现方式,作品摆脱了以往道德审判的惯例,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诠释"文革"那场动乱的原因,也为小说的文革叙述开启了一个新的视野.作品消弭了早期文革题材作品的悲痛,消弭了小说叙述者过多的情绪,进入到一种智者的叙述、理性的思索和历史哲学式的观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