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与风险社会的三维预警

大数据作为新的科学技术,从最终意义上决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推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生量和质的改变。大数据在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人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来相应的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和文化风险,使风险社会增加了新的变数和变量。政治制度风险、社会治理风险和社会极权化风险是大数据带来的三个主要风险。警惕和预警大数据给社会带来的风险,寻找防范其风险的基本路径显得尤其重要。确立并坚持良好制度最高权威原则、个人尊严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大数据利用公开并告知同意原则、利用大数据承担责任原则。构建大数据制度、个人隐私及其个人尊严立法体系、对个人隐私进行脱敏处理是应对大数据挑战的基本举措。     

防止电气误操作风险分析与提示在变电运维专业的应用研究

本文介绍了一种适用于电网企业运行管理单位，以预控理念为主导的防误操作风险分析与提示方法。本方法的核心内容是：以本单位工作任务、停电计划为切入点，结合生产作业安全风险管控要求及员工承载能力，强调在停电之前主动完成对操作任务和安全风险的量化分析与辨识，然后根据风险程度的不同，预先制定出应对风险的有效措施，形成月度、每日操作风险提示并提前下发，告诫有关运行管理人员注意并引起操作人员的重视，从而确保运维人员倒闸操作行为处于安全状态。本方法为电网企业预先辨别倒闸操作风险、主动有效控制风险提供了一种可操作手段，具有普遍推广价值。     

高科技风险与社会责任

随着高科技的发展的社会化、政治化和经济化,其本身的不确定性的后果以放大的形式在社会范围内扩展,使人们生活在一种风险社会的情境之中。实际上,风险既是一种人们的自身行为与其后果之间的可能性因果联系,又是一种社会建构过程。为了应对高科技风险可能对社会产生的威胁,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社会责任伦理。     

风险社会中的科技伦理:问题与出路

风险社会是全球化时代不可避免的境遇,风险社会中关于科技伦理的理解发生重大变化,也使科技伦理本身的发展面临重大问题与困境.导致这种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认为,基于人类整体的和未来的根本利益具有普世意义的科技伦理价值观应当成为我们不懈的追求,科技伦理与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循环、对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分裂与对立的历史性批判是走出困境寻求出路的根本思路.     

社会实验:作为一种技术治理路径——以氟氯烃的社会引入为例

在科学与社会的传统契约视角下,技术或技术产品的社会应用等同于确证知识的社会应用。然而随着现代科技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增加,新技术社会引入的实验特征越发凸显。对新技术的社会引入进行系统考察,综述了技术社会实验理念的提出与发展,总结了其基本特征,提出了技术社会实验的分析框架,并将之应用到"氟氯烃"社会引入实验的考察之上,验证了分析框架的适用性。最后提出了社会实验理念对新兴技术治理的一些启示。     

试论科学认识的不确定性与可接受风险

本文系统分析了科学认识的不确定性,结合科学认识的工具性以及认识与实践的关联性,进一步揭示了接受科学认识可能存在的风险,在此基础上,以主体对科学认识的理性评估与寻求合理性作为对科学认识不确定性与可接受风险的解决之道,为拓展科学认识的合理性内涵提供了新的视角,也对基于科学认识的社会决策提出了新的伦理思考。     

合成生物环境释放的风险管控

合成生物技术不仅具有广阔的科学价值和应用前景,也带来一些不寻常的潜在风险。合成生物作为一种人工合成的新颖生命形式,环境释放后可能会以不可预知的和有害的方式进化,从而加剧其不确定性的风险。合成生物环境释放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生态风险、人类健康风险和社会伦理风险。厘清合成生物环境释放的风险旨在呼吁审慎戒备的态度以及建构合理的管控对策。     

风险决策背景下的预警原则争议及启示

风险预警原则能否作为风险评估中的决策规则一直存在争议。尽管表述不确定性和决策专断性成为风险预警原则主要缺陷,但在风险不确定情形下,以科学为基础的评估方法却导致理性悖论。风险评估的社会建构性,揭示出风险预防是一个多元、开放、协商的过程。风险预警原则的政策含义在于,将风险不确定性这一难题转换为可以协商的话题,以形成共识。     

科技时代的社会风险和政府管理——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及其对政府危机管理的启示

贝克以现代社会的高风险为其深刻的现实基础,侧重于制度层面,并与其现代化和全球化理论密切关联,来研究风险和风险社会问题,建构其风险社会理论体系。这一理论对转型期我国政府的危机管理具有重要启示: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政府应高度重视风险防范和危机管理;通过加强风险教育提高全社会的风险和危机意识;通过制度创新和政府再造建构和健全危机管理体制;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和引入全球治理理念提高风险防范和危机管理能力。     

吉登斯风险社会及其解决方案的生态维度

疯牛病、密集型农业、核裂变、水源污染、空气污染、杀虫剂等风险社会生存困境表现出来的生态危机已成为现代政治核心地带,需要给予风险同样多的关注,这是我们能够从生态问题中汲取的主要教训之一。预防原则、大胆积极行动、风险预警机制、保险、福利国家等规避风险路径的建立和完善,对于有序规避风险并防范某些灾难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而反思性现代化、世界性民族主义、世界性民主和全球统理结构、风险评估体系、科学技术管理、人类风险意识增强等风险解决方案,虽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对当代社会发展仍具有深度启示和借鉴价值。     

科学技术发展中的文化因素与建设

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具有同构性,这为揭示文化对科学技术的作用机构提供了新的视角。文化因素对科学技术的作用表现在：观念文化对科学技术的选择与导向作用,制度文化对科学技术的保证与制约作用,器物文对科学技术的载体与基础作用。     

科学技术与民主政治二重关系

科学技术对民主政治的效用问题素为学界争论，且意见不一。我们在此也试做探讨，并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只是民主政治的有利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过度强调科学技术的决定性作用只会导致唯科学主义和人类理性的自负，其结果必将摧毁民主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把民主推向不归之路。理清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并提出相应对策，将对中国的民主建设大有裨益。     

世界军事科技发展对我军的挑战

本文从世界军事发展的必然趋势入手，深入分析我军当前科技人才匮乏、素质亟待提高，科技练兵科技含量不足和军事科研活动滞缓的机制及其文化成因，并提出管窥之见。     

关于中国科技思想库建设的伦理问题思考

中国科技思想库为政府和企业提供政策和重大决策咨询,事关国计民生,对其伦理道德要求应极其重要。科技思想库的人员组成,学者们的道德原则、道德要求、道德监测和道德教育等需要给予关注;应在思想库之下设置一些专门的道德机构,监察学术的纯洁、维护学者的权益;最后,切实的制度设立是思想库良性发展的有效保障。     

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意蕴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科学技术不能仅对生产力发展这样一个价值信息做出反应，还应充分关注应运而生的意识形态后果。对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意蕴的科学认知，有助于科学技术自身的健康发展，摒弃片面的“单向度”式的科学技术发展观。     

基于国家科学技术奖的高等院校科技实力分析

当前,国家科学技术奖是衡量一个单位或个人学术水平高低和社会贡献大小的重要评价指标之一,因此各高等院校非常重视科技奖励工作。由于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和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每年授奖的数量不同,单纯用获奖数量并不能合理反映高等院校科技实力的相对变化情况。为此,本文提出"院校率"的概念,专门用于定量表征高等院校的科技实力。研究结果表明,近几年高等院校在国家三大奖的获奖能力上有明显提高;在我国,一流大学几乎都具备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和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能力;在理论基础和应用基础领域内,原始创新能力建设是成为一流大学的必要条件。     

客观性与科技的价值性

客观性是科学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而从客观性的概念分析来看，客观性是对事物对象本质的普遍性把握。以往把科学仅仅理解为工具性技术，这是时科学技术本质的遮蔽。科技价值的客观本质是对人的存在方式的展示，是人的科学。科学技术是人的存在方式之一种，不是惟一的方式。     

论风险观念视野下的科技观

风险观念视野下的科技观立足于对“技术公害”等现实问题的反思,揭示了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的复杂矛盾。这对于我们超越传统科技观,富于启发意义。但这种科技观的后现代主义消极立场,决定了其诸多的局限性。本文意在表明,我们应当把化解风险危机作为现代化发展的动力,作为新型科学技术发展的契机,切实实现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计算机科学史的轨迹:逻辑与技术

计算机科学史的研究忽略了计算机技术细节,根植于可计算理论的逻辑基础。可计算理论是计算机科学发展的基础核心,逻辑与工程技术的竞争与合作建构了计算机科学史发展的轨迹。     

技术风险的成因机制研究——基于技术使用不确定性的分析

技术使用不确定性与技术风险之间主要是因果关系,前者是因,后者是果。技术使用不确定性主要通过四种机制形成技术风险。技术成因机制是制约技术功能;制度成因机制是干扰技术决策;心理成因机制是滋生侥幸心理;文化成因机制是淡化风险责任。探究技术风险的成因机制是规避技术风险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