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西方流星、彗星观念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

西方流星、彗星观念在中国的传播是明末耶稣会传教士在华传播科学知识的一个案例,由此可以观察到晚明来华传教士对西学的传播模式和中国学者对西学的接收模式。通过梳理和解析相关著述文献,可以发现,西方流星、彗星观念最初是作为气象学知识被引入中国的,但第谷大彗星的发现使得西方天文界对彗星的理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教士们的传播内容也随之发生了改变。明末学者熊明遇等人在融合中西传统自然哲学的基础上接受了作为气象学知识的西方古典流星、彗星观念,建立了一套独特的解释自然的方式;而重归天文学领域的西方彗星观念却并未在中国学者中产生很大的影响。     

明末传华的水晶球宇宙体系及其影响

水晶球宇宙体系是明末西方传教士最早介绍入华的宇宙结构学说,与天主教义紧密相关.文章全面梳理了明末传华的这一理论及其西方来源,以及在明清之际所造成的反响.利玛窦根据丁先生<(天球论)注解>所译介的水晶球宇宙体系最为系统,影响也最大.水晶球宇宙体系虽是当时欧洲正在被淘汰的理论,但因它较早传入中国,对当时的士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就是在西方天文学大规模传入中国之后,对那些追求宇宙真实结构的人而言,依然深有波及.水晶球宇宙体系对明清之际中国人宇宙观的塑造产生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奇器图说》中的杠杆知识初探

明末中国学者王徵与传教士邓玉函编译了《远西奇器图说录最》。这部介绍西方机械的专著传入了西方的杠杆力学知识，包括杠杆原理、杠杆平衡计算问题以及杠杆原理在分析简单机械上的应用等。《奇器图说》的杠杆平衡计算问题与明末《算法统宗》的杆秤平衡算题在出题方式、问题种类、算法、复杂程度等方面有显著区别。     

王徵与邓玉函《远西奇器图说录最》新探

明末学者王徵与传教士邓玉函根据多种西方书籍，共同编译了《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专门介绍西方静力学、各种简单机械及数十种较复杂的专用机械，其中一些内容对中国人来说属于新知识。这部书也反映了东西方技术和技术观的差异。但技术背景等方面的因素当时限制了这部书的影响。     

明清中国与近代科学革命擦肩而过

明末以来。出现了几次西方科学技术向中国传播的浪潮。正是在第一次传播浪潮中，邓玉函和王徵因偶然的机缘而成就了世界上首部将力学原理与机械技术合而为一的著作——《奇器图说》。     

论明清西方力学知识在华传播的特征——以对《奇器图说》的受众分析为例

明清西方力学在华的传播是研究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关键。《奇器图说》是中西力学知识会通的里程碑式作品,对于研究明清西方科学知识在华的传播极具代表性。在比较明末中西力学传统的基础上,分析明清西方力学知识在华传播的不同路径;以明清学者对《奇器图说》的认知为例研究受众群体对西方力学的认知特点,并分析明清受众特质对其影响,揭示出明清西方力学知识在华传播的特征。这些特征反映出力学知识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动力与阻碍,及传播模式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利玛窦《舆图志》佚文考释及其他

文章辑出明末江西人朱谋《异林》中征引的利玛窦《舆图志》12条佚文,并在与利玛窦世界地图、艾儒略《职方外纪》对比后,对佚文的内容进行考释。利玛窦在江西编印、传播的世界地图志,对江西士人产生很大影响。另外,利玛窦在江西还被当成海外飞仙的传说在明末流传很广,这也使我们理解为何利玛窦的《舆图志》被当作志怪之书。     

《几何原本》的传日及其影响考述

明末《几何原本》不仅影响了中国传统数学,传播到海外,在日本等东亚国家产生了较大影响,对此尚未有详细论著出现。甚者,一些珍贵抄本的存在也未被中日学者所关注。本文考察欧几里得几何学的传日,通过大量的实地调查全面了解到珍藏于日本各地图书馆和文库的明末《几何原本》版本,介绍了未被学界关注的几种珍贵的抄本,探讨了其学术价值。一些日本学者认为,日本传统数学"和算"中没有证明的观点,所以江户时期的人们无法理解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公理化体系和演绎体系,传日的《几何原本》没有产生任何影响。文中笔者对此观点提出质疑,通过考察和研究指出了《几何原本》在德川幕府"禁书令"颁布前后均大量传日,上到掌权的幕府官员或皇室成员,下到平民百姓,广泛收藏各种版本,一些学者也认识到演绎证明的重要性,学习和研究西方几何学的历史事实。     

晚清学人对伽利略的科学史书写

伽利略被誉为“近代科学之父”,为普罗大众所熟知。在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的文字中,他零星地出场过,但随即销声匿迹。直到19世纪后期,基于晚清学人对他的科学史叙事,他才真正被中国的知识阶层所接受。同时,通过书写科学史中的伽利略,他身上附着的科学知识被介绍到了中国,并得以传播,构成了近代中国引进西方科学的一种独特方式。     

西方对“中国—园林之母”的认识

１００年前，英国园艺不者威尔逊来到中国 ，在湖北和四川工作了十多年，为英美等西方国家引去了大量的观赏植物，被西方称为“找开中国西部花园的人”长期的园林工作实践，使他认识到，中国花卉对世界园林艺术的发展作出极其巨大贡献，因而写下了《中国－园林之母》这样一部颇有见解的著作。他的这一观点，立刻得到西方的普遍认同。而且时间的推移，以及我国传出花卉观赏植物的增多，威尔逊观点的依据还在不断被加强，充实，如今，     

明末熊明遇《格致草》内容探析

熊明遇生当明清鼎革之际“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时刻。他的主著《格致草》广被时人以至遗民征引和称颂。作为明末东林党的成员之一，熊氏对耶稣会士抱持开明的态度，并跟他们建立良好的友谊。正如书名所示，《格致草》的撰作，毫无疑问是继承了宋明理学“格物致知”的传统。《格致草》当中，具见熊明遇从耶稣会士的译作中节引西学所函盖的多个领域，如天文学及相关科学仪器、气象学、世界地理及绘图、灵魂学说和创世理论。然而，约从清初行禁书之令后，《格致草》一书便销声匿迹，而国人也不复知此书仍存于天壤之间，熊明遇研究西方科学的成果又多被其门人游艺征引；游氏著作《天经或问》传入日本后，当中提及第谷学说和熊明遇的观点，对江户时期的日本天文学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从“会通以求超胜”到“西学东源”说——论明末至清中叶的科学家对中西科学关系的认识

“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的明清之际诞生?”人们对这个问题作过不少的探讨。本文仅从明末至清中叶(以下简称明清间)的科学家对中西科学关系的认识来分析这个问题。明清间的西方传教士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传入中国。中国当时的绝大多数科学家都注意到学习和吸取先进的西方科学,提出“会通”中西科学的主张,并付诸实践。因而李约瑟认为在这一时期,“中国和欧洲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已经没有显著差异,它们已经完全融合,浑然一体了。”(《世界科学的演变》)但是,明清间中西科学的会通,没能够改变中国科学落后于西方的总体格局。相反,中西科学的差距正是在这期间增大的。造成这一历     

明末度数之学及其在历法改革中的应用

明末开始兴起的度数之学源自《几何原本》前六卷的翻译。度数之学在古希腊有其历史渊源,后在中世纪的欧洲重新改写,主要反映在天文学和数学等领域。明清之际在历法改革方面对之进行一系列学术实践和应用,重点分析了对西方天文测量、比例规及几何模型知识的内化过程中度数之学的作用。     

关联、分离与重申:十七八世纪中朝西方科学、基督教与儒学关系流变

东亚儒学世界与西方首次真正意义上的智识相遇,发生在明末东来耶稣会士以及与其晋接的精英儒士之间。耶稣会士携来的基督教福音与西方科学,深刻影响了近世东亚儒学的知识与信仰世界。耶稣会士与东亚儒士以不同的方式关注、回应西方科学与基督教,申明他们对西方科学、基督教及其与儒家传统间互动关系迥异且变动不居的观念。本文试图清理涉及那些要素纷繁复杂的观念,意在勾勒一个用来理解涉及大量人物与漫长时间跨度内复杂变化情势的模型。这一模型突出了论题中关联、分离与重申三个关键词:先是西方科学与基督教的"关联"、"混淆";进而"分离";紧接着是教会与儒士的"反馈",最后衍变为对中国科学传统的"重申"。     

明末中西认识论观念的会通

明末中西学术会通不但在知识层面上展开，而且，在认识论观念层面上展开，提出了格物穷理原则。作为一般认识论观念，格物穷理原则不但接受了中国传统格致要求——“即物穷理”和诉诸直觉的认识方法，而且还接受了西方对于概念和命题的明晰准确的要求以及通过演绎推理获得涵义明晰准确的概念与命题的方法。由格物穷理原则产生了直觉认识方法和演绎推理方法。在具体的运用中，前一方法不能形成通用的具体规则，难以使用，而后一方法则被广泛使用。格物穷理原则在当时的知识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认识论指导作用。     

是谁逼反了吴三桂

明末名将的故事中，恐怕最被文学家、戏剧家宠爱的便是吴三桂了。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冲冠一怒为红颜，一直是妇孺皆知的典故。但说来说去，总离不开那点儿香艳的味道。     

西方对“中国──园林之母”的认识

１００年前,英国园艺学者威尔逊来到中国,在湖北和四川工作了十多年,为英美等西方国家引去了大量的观赏植物,被西方称为“打开中国西部花园的人”。长期的园林工作实践,使他认识到,中国花卉对世界园林艺术的发展作出极其巨大贡献,因而写下了《中国─—园林之母》这样一部颇有见解的著作。他的这一观点,立刻得到西方的普遍认同。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我国传出花卉观赏植物的增多,威尔逊观点的依据还在不断被加强、充实。如今,原产我国的奇花异草和风景树木在世界各地的园林和风景名胜争奇斗艳,呈芳溢彩,为美化各国人民的生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该文就西方在华的花卉植物引种,及以威尔逊为代表的此种认识的产生和日益为人们所认同的过程作简要的论述。     

《泰西人身说概》与《人身图说》研究

《泰西人身说概》和《人身图说》是明末耶稣会士翻译的两部西方解剖学著作，也是中国最早的西方解剖学译著。以往国内学者一般认为这两部著作是古罗马盖仑体系之下的旧学说，没有反映文艺复兴时期以维萨留斯为代表的新的解剖学成果。文章分析了两部译著的文本内吝，认为这两部书都不是完整的解剖学著作，二者合起来才构成一部完整的西方解剖学著作。通过与维萨留斯《人体构造》进行比较，认为《泰西人身说概》和《人身图说》不但在内容上吸收了维萨留斯及其以后的解剖学新成果，而且二者的合编在篇章结构、体例方面也与《人体构造》有一致性，是维萨留斯体系的解剖学译著，基本反映了16世纪西方解剖学的概貌。     

李自成神秘失踪猜想

李自成,字鸿基,又称李闯王。陕西延安府米脂县人,是明末农民起义军最主要的领袖之一。崇祯三年,李白成在陕西米脂揭竿而起,聚众起义,后来又率众投奔了当地的另一股农民军高迎祥。崇祯九年,高迎祥被俘之后,李自成被推为闯王,成为明末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先后攻陷了很多明朝州府,并进入四川,击杀了明朝总兵侯良柱。崇祯十年的冬天,李自成率众围攻成都失败,后又在梓潼遭到明朝总兵左光先的伏击,几乎全军覆灭,李自成率部将刘宗敏等十八骑逃入陕西的深山之中。     

科学的创造者与文化的迷失者——徐光启历史角色新探

徐光启墓前的石坊上,镶刻着一副对联: 治历明农百世师,经天纬地; 出将入相一个臣,奋武撰文。人们历来认为,对联恰如其分地概括了徐光启不平凡的一生。就徐光启一生的科学活动与仕宦生涯而言,这副对联确实不失为一个精练的概括。但是,这只是对其事业的表层描述,若是探索徐光启一生事业的深层文化意义,便会有另一种颇为不同的评价:徐光启既是科学上的创造者,同时又是文化上的迷失者,二者恰成鲜明的对比。徐光启生当西方文化开始大规模传入中国的明末。当少年时代的徐光启,因经受过灾荒的困扰而产生浓厚的农学兴趣,又因感染过父辈对倭寇的仇恨而萌发强烈的军事意识,成年以后的徐光启,又因与西方传教士的密切交往而深谙西方近代科学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