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氏父子文艺观杂议--求新变、尚美文、能宽容

萧氏父子四人皆好文艺,以帝室之尊影响了一代风尚."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是<文选>收入"史"之"赞""论"的理由,看作选录标准之一未可厚非.他们重视文学活动任性愉情的一面以及对物态美的感受和表现力,肯定艺术个性的价值.其追求虽对细腻温婉的柔性美有侧重,有偏于轻靡之不足,但包含着对文学的重新认识,以及对文学特征的再发现和再肯定.其文艺观有求新变、尚美文、能宽容的倾向,体现出南朝文学的时代精神.     

嬗变的当代城市形象——关于“苏州”的文学表达

文学与城市的亲密关系使得文学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记忆了当代城市的变迁,这在以标举传统与现代兼具的苏州无疑是有代表性的.当代文学中的"苏州"经历了从周瘦鹃、陆文夫、范小青到叶弥、荆歌、朱文颖等几代作家的描写和叙述,政治与人文、传统与现代、共性与个性呈现出变幻的姿态特征,但对"人"的关注却是文学对苏州这座城市在历史变迁中的不变的记忆.     

人·个性·文学--论周作人早期的文学观

周作人的文学观包含两部分一是以灵肉一元观为核心的自然人性论;一是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社会--道德理想.他认为"人的文学"就是灵肉一体,利己又利他的文学.在<人的文学>一文中,周作人的个性主义已初露端倪.此时,他对文学的认识是建立在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基础上的,而人的问题乃是文学的核心问题,文学旨在通过艺术的方式,表现人的个性、人的价值、人的欲求.     

时代、个性与中国现代文学——"五四"个性解放文学主题失落原因之分析

众所周知,个性解放是"五四"时期文学所表现的重要内容,它曾经有过灿烂的繁荣时期.个性解放文学的出现、发展和繁荣,是伴随着"五四"那辉煌的历史时代的."五卅"以后,大规模的政治性群众运动渐渐成为过去,"五四"时期那种各种社会思潮交替传播、发展的时代局面也统一于社会革命的一体化潮流之中.个性解放文学似乎完成了它特定的历史使命,很快便失落了"五四"时期的那种蓬勃生机.     

浪漫主义对"五四"婚恋小说的影响

以强调感情、个性与理想的浪漫主义,对"五四"时期青年作家的创作观念影响很大.个性意识、女性意识、性爱意识纷纷萌芽、苏醒,开始深入作家的思想、灵魂,最终影响到作家的创作.他们的婚恋小说也呈现出明显的浪漫主义文学特征.由于当时作家大半和社会处于矛盾对立,其作品一般富于感伤忧郁的情调;在表现现实上,多运用幻想夸张的心理描写来展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在形式上,多采用自传自述的形式,与作家的生活与情感经历密切相关.     

创造社“异军突起”的再思考——从前期创造社期刊创办谈起

创造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异军突起"的文学社团.创造社有别于同时代其他文学社团的方面并不仅仅体现在文学创作风格上,以<创造>季刊和<创造周报>为代表的前期创造社期刊的创办过程、创办时间、栏目设置、人员构成等各个方面都体现出鲜明的特异个性.     

昨夜的星空——《父辈的世界》与纽约文人

具有相似文化背景的"纽约文人集群"是美国文化界的一批知识权贵,他们对20世纪的美国文学,尤其是文学批评产生巨大的影响。作为被拉塞尔·雅各比称之为"最后的知识分子",他们"书生意气,挥斥方遒"。这里,笔者将从文学与历史的角度去阐述早期东欧犹太人的艰难历程.从而揭示以欧文.豪为代表的纽约文人的思想与文学的根源以及他们之间的传承关系。     

鲁镇、未庄与S城:鲁迅小说建构的文学世界——从越文化视野看鲁迅的《呐喊》与《彷徨》

在《呐喊》《彷徨》中,"鲁镇"、"未庄"、"S城"是以鲁迅的故乡绍兴为原型建构起来的一个充满浓郁的浙东水乡色彩的文学世界。鲁迅一方面揭示了闰土、阿Q、祥林嫂等越地底层农民在沉重的封建压迫下形成的精神病态,另一方面也力图去发掘他们追求解放的精神力量,从而开启与贯通了我们民族走向解放与新生的可能。由狂人、疯子、魏连殳等组成的知识分子形象系列——"狂人"形象谱系凸显了越地异端知识分子谱系的镜像。他们争取个性自由与解放的冲动延续了越地异端知识分子的精神血脉,同时又贯通了与底层民众的精神联系。他们致力于整个民族的觉醒与解放的愿望使他们在绝望中抗战而更加坚韧顽强。     

论文学审美与法律人正义信念的养成

通过文学欣赏,文学审美为法律人正义信念的养成提供了最富感染力的伦理教化与人文熏陶,能够大大提升法律职业者的人格魅力。然而,文学爱"美",法学求"真",二者在讲究个性还是立足共性、结果正义还是过程正义等方面又龃龉不合。     

新时期秦地小说中民间原型的运用及现代启示——以《白鹿原》为例

在我国八十年代文化热的背景下,寻根文学成为主流,中国当代文学出现了"浙军"、"陕军"、"川军"等具有地方特色的地域化文学.当时作家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积极寻找文学创造的源泉,借本土文化的力量拯救当时的文学,并将写作目光投向了历史,将文学置身于民族文化土壤.作家们开始重视日常生活以及相关地域文化,认识到地域民俗风情和普通民众日常生活是艺术的土壤,野史、传说、民歌、民情风俗等也蕴含了丰富的文化精华,他们寻找到了民族文化的"根"与文学的契合点,为处于"伤痕"之中的文学找到了皈依之处.     

试论苏洵"风水相遭"说对写作学的启示

苏洵在《仲兄字甫说》中提出的“风水相遭”说具有丰富的内涵,对现代写作学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即写出平淡自然的学作品有两种可遵循的方法。     

论北宋诗人胡宿的“平淡”诗观

胡宿是北宋时期的一位诗歌创作极富特色的诗人,被清人视为“西昆后进”.胡宿天圣二年(1024)登上政坛、文坛,治平四年(1067)去世,这四十余年间正是北宋诗坛处在新旧诗风转换时期,因此,胡宿无论是诗风还是诗学思想均呈现出复杂多样的一面.在诗学思想方面,胡宿除主张华实并重外,已有“平淡”之论,是北宋诗坛较早提出“平淡”诗论的诗人,同时,他还赋予“平淡”如古乐一样平和雅正的意义,这与他诗文中多次提到的“正始之音”所包含的“雅正”含义一致;另外,与此相应,他还推动了“清”这一美学范畴在宋代的发展,充分体现出后期昆体诗人在对西昆体接受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文学观的复杂性和独特性     

细和渊明诗，穷年一笑适——从“和陶诗”中看东坡与渊明的对话

苏东坡所追和的一百零九篇“和陶诗”，是他“师范渊明”乃至“我其（渊明）后身盖无疑”的心迹呈现，这些诗作集中展现了东坡对渊明的浓厚兴趣。在“和陶诗”中，东坡紧扣渊明的深情，在儿孙、兄弟乃至乡友之情三个方面与渊明进行了跨越时空的交流。情有所通，趣亦相同，渊明爱酒东坡取意，渊明好读书东坡不释卷，在疑义的辨析中，消解了二人的时空阻隔，取得了精神世界的高度默契。情趣相一致，理念更相投，以真对真，以心隐酬身隐，是东坡对渊明的旷代回应。在情、趣、理的层层对话中，遣散了东坡的孤独，朗畅了东坡的心情，并为他安然与舒惬之心境的最终形成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从政治审美到文学审美——论苏曼殊的翻译

苏曼殊是清末民初重要的翻译家。其早期的翻译呈现出强烈的政治审美气息，而其后期的翻译则倾向于文学审美。笔者通过对苏曼殊文学翻译从政治审美到文学审美审美变化的分析，体现了苏曼殊的翻译观念的变化及审美追求。     

读苏东坡的四部传记

《东坡先生墓志铭》是苏轼之弟苏辙的亲笔墓志,苏辙用平实的语言,真实再现了苏轼的一生。元代脱脱的《宋史.苏轼传》在墓志铭、笔记史料的基础上加以润色而成,中间穿插有不同时期苏轼上表的疏、议,内容详实,前后连贯。林语堂本《苏东坡传》和王水照、崔铭本《苏轼传:智者在苦难中的超越》都是可查可考、资料详实、内容丰富的人物传记。     

他们在一无所获中等待未来--苏童"香椿树街系列"中的少年形象

苏童的“香椿树街系列”是一组以作家的童年记忆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小说．它记述了六、七十年代游荡在古老的香椿树街上的一个个少年的故事。在一个封闭、孤独、阴郁、糜烂、“大坑”般的环境里,一颗颗扭曲、骚动、茫然、困惑的心灵正在一无所获地等待未来。本文分析了这批少年的生存状态,心理活动轨迹,指出现在的叙述者是站在地面上回首昔日的“大坑”的,因而,既有对当初无助无望生活的真切体验,也有站在一定距离外的深度反思,同时指出包含在这种回忆中的某种超然性,多少也减损了作品的人文关怀．     

政治无意识下乡土抒情的迂回———以苏金伞的诗歌创作为例

从现代时期始，许多诗人都纠结在文学与政治如何平衡的冒险中，并因此形成了一种充满博弈色彩的文学特色，最终影响了创作所可能达到的高度。本文以苏金伞的诗歌创作为例，通过对他早期在乡土精神展开抒情与描绘时总是不自觉地掺入革命话语，在文艺为政治服务要求写作一体化时又力图呈现生活与情感的真实，在晚期重获写作自由时却不再介入现实等现象的分析，察看一个诗人在文学与政治的不平衡中找寻新的艺术支点时诸种微妙且具有冲突性的心理和行为，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对其文学成就的影响。     

至情至性,呕心泣血--对苏轼哀祭文情韵流变的透视

在苏轼大量的散文作品中,有一类“哀祭文”多年来不太为人关注,相关的研究成果也较少。本文拟从苏轼“哀祭文”的情韵流变、情感意绪角度,去评析其作为古代应用文体的独特审美价值。苏轼“哀祭文”既是北宋散文的一朵奇花,也是古代散文中的“至情至性,呕心泣血”的文字。     

“以理遣情”与苏东坡

“以理遣情”是士人常用的一种排遣痛苦的方法。自西汉的贾谊之后,很少有人在创作中充分体现。苏东坡特别善于“以理遣情”,并多次将此心灵历程完整地记录下来。他在苦闷不堪的时候,都是用“以理遣情”的方法获得精神解脱的。其诗、词、文各体都具有超脱旷达的风格,此种风格形成的根本原因正在于他善于“以理遣情”。     

解析苏轼《代侯公说项羽辞》及其在古代朝鲜的受容

苏轼《代侯公说项羽辞》一文言辞犀利、分析透辟,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朝鲜李朝时期的文人赵龟命、崔有渊受其影响也作了两篇侯公说项羽辞。与苏轼拟辞相比,赵文可称为一种"叛逆式接受",在文章结构、论说立场、中心观点上都体现了革新精神;而崔文在文章框架、核心论点上对苏文都有所借鉴,可称为一种"支持式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