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共同体研究和工程社会学的开拓——"工程共同体"研究之三

本文简要地回顾了科学社会学发展历史的两个阶段,对科学共同体与工程共同体进行了比较分析,简要地阐述和分析了开拓工程社会学与研究工程共同体的重要意义,指出工程共同体主要由投资者、管理者、工程师、工人和其他的利益相关者组成,工程共同体有“工程职业共同体”和“工程活动共同体”两个基本类型,着重分析了维系“工程活动共同体”的四种主要纽带。文章最后分析了若干有关的方法论问题。     

再论科学的规范结构

发现科学共同体和社会之间的契约关系是理解科学规范结构的关键。近代科学职业化过程中形成了科学共同体与政府、社会之间以生产公共知识为使命的“集体契约”，学院科学也成为科学的主要表现形式。默顿提出的科学规范结构理论体现了科学共同体维护这种“集体契约”的自觉意识。随着“后学院科学”的产生和发展，科学共同体正在发生分化，科学家与政府、社会之间开始形成多样化的契约关系，并进而形成服务于不同契约关系的多元化的科学规范。     

工程共同体的本性

不同于“科学共同体”和“技术共同体”，“工程共同体”是现实工程活动所必须的特定人群共同体。该共同体是有结构的，由不同角色的人们组成，包括工程师、工人、投资者、管理者等利益相关者。从工程共同体的类型来看，可以分为“工程活动共同体”与“工程职业共同体”，前者比后者更为基本，没有工程活动的共同体，也就没有工程职业共同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相对于工程活动共同体，工程职业共同体就是亚共同体。从工程共同体的组织形式来看，工程共同体的组织形式或实体样式因其类型不同而异，即“工程活动共同体”的组织形式或实体样式为各类企业、公司或项目部等，它们是工程活动共同体的现实形态，并以制度的、工艺的、管理的方式或者以“物流”为基础的“人流”，表现为一定的结构模式；“工程职业共同体”的组织形式或实体样式则为工程师协会或学会、雇主协会、企业家协会、工会等，其显著的功能在于维护职业共同体职业形象和内部成员的合法权益，确立并完善规范，以集体认同的方式为个体辩护。从工程共同体的特征来看，则表现在组织性质、动力机制、结构分层、主体构成、获得承认的路径、制度性目标等多个方面。     

"科学家的社会责任"问题的由来与发展

“科学家的社会责任”问题是在科学的社会影响加大，科学与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互动增强情况下，由活跃在科研第一线的科学家提出来的。在科学自身和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科学家的社会责任问题有着不同的内涵，反映了科学共同体对科学的社会功能的认识的不断提高和加深。     

现代科学哲学的基本进路

作为一种理智探索活动，科学哲学从古希腊业已开始；但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科学哲学则是20世纪的产物。“科学哲学”（PhilosophyofScience）这一命名方式既揭示了该学科的研究对象是科学，也揭示了该学科的学科类型是哲学。在科学哲学共同体内，对科学作了三点至关重要的区分：（）一般科学与特殊科学的区分；（2）经验科学与形式科学的区分；（3）科学理论体系与科学探索活动的区分。按区分（l），科学哲学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般科学方法论（狭义的科学哲学）和特殊科学（如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的哲学问题研究。按…     

“科学共同体”在近代中西方的形成与比较

该文首先对西方科学哲学家托玛斯·库恩提出的“科学共同体”概念作了分析,然后讨论了“科学共同体”在近代西方（欧洲）的形成以及它的作用,同时对这一时期中国与西方的情况进行了比较,进而指明“科学共同体”未能于明末清初出现是中国科学技术在近代落后的内在原因之一,最后以中国科学技术在20世纪10～40年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例,得出“科学共同体”是将科学技术向前推进的有力杠杆的结论。     

科学和技术：天使抑或魔鬼？（一）——理智的魔鬼抑或狂妄的天使：科学是否需要监督和制衡？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地导致腐败。”阿克顿勋爵的这句名言,在当代绝大多数发达国家中,差不多已经成为标志政治正确性的基本共识。然而在科学占据现代社会话语霸权的今天,如果说技术活动需要外部力量的监督和干预,已经成为常识的话;那么对于科学活动是否需要监督和权力制衡,却远远没有达成共识,这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思考和讨论。从当代科学活动的性质和特点,以及现代民主体制的基本精神出发,我们认为科学共同体关系到社会公众利益的决定,应该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和审查;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知识应与其他文化传统平等地、自由地开展竞争…     

科学传播中的逻辑维度：辩护一种批判的理性主义精神

从逻辑维度而言，科学传播的本质是改变思维方式。在每一种科学传播的背后，都隐藏其活动本身所具有的思维方式。传统科普关注科学知识，其背后是演绎主义思维；公众理解科学关注受众态度，其背后是面向公众的修辞学思维；反思性科学传播关注传播机制，特别是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其背后是元认知的批判性思维。大科学视域下的科学传播新时代，要求把公众作为平等的理性对话者，从以一方为中心的“缺失”模型演进到以论证为中心的对话模型，以期实现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的“反思性均衡”。为此，科学传播必须超越绝对的理性主义和相对的修辞学，秉持一种批判的理性主义精神，才能建设一个良构的科学传播共同体。     

新著《科学价值论》最近出版

“科学价值”与“科学的价值”具有不同的含义。后者是一个以科学为价值客体的概念，指“科学（对于人和社会来说）有什么意义，它包含了科学的多种可能的价值系列或集合。“科学价值”则相反，它是一个以科学为主体的概念，是以科学的需要和尺度为标准所作的价值判断，其确切涵义应该解释为“对于科学的价值”或“在科学上的价值”，即（包括人和社会的活动在内）任何事物“对于科学来说的价值”或“在科学上的价值”，即（包括人和社会的活动在内）任何事物“对于科学来说有什么意义”，它们“是否适合于科学的尺度、满足科学的需要、为科学服务”。     

网络环境下当代科学共同体的虚拟重构

网络技术环境下的当代科学共同体呈现出很多新特征,文章从科学知识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科学共同体社会属性的变迁两个角度分析了当代科学共同体虚拟重构的方式和路径;进而在批判反思网络环境下当代科学共同体新变化的基础上,指出:网络空间中的有用信息仍是稀缺的,稀缺的信息内容已成为科学共同体新的学术资本,并将科学共同体科层化为现有状态,当代知识生产活动已同化为掌握前沿科学信息的学术权威驱动下的科学共同体的集体行动。     

论科普的立场与科学传播的信条

科学技术普及除了国家立场和科学共同体立场外,还可以设想一种个体公民立场,这三种立场与三种科普模式有大致对应关系,其中传统科普对应于国家立场,公众理解科学对应于科学共同体立场,而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对应于个体公民立场.作为科普新形态的科学传播,也有自己的若干信条.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群体共同特征探析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是科技领军人才的杰出代表。他们具有共同的特征:从科学影响上,均做出开创性的科学贡献;从出生地域上,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从出生家庭上,大多出身良好家学渊源;从科研时间上,时间跨度大,终身超常的勤奋;从求学经历上,求学名校师从名师,大多有海外留学经历;从个人品质上,具有把国家需求作为科研动力的爱国主义精神,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无私奉献精神。     

论“边界对象”对“第三阶段科学传播”的拓展功能

在"第三阶段科学传播"提出至今的近二十年中,尽管元理论得到广泛认可,但其现实感召力和现实到场的程度仍存在局限;同时,纵观国内现有的三种科学传播研究范式,均未能真正回应"第三阶段"的内在诉求。文章认为,为缓解这两大问题,可引入"边界对象"的概念。文章主要论述此概念如何拓展"第三阶段研究"的方法论、理论与"第三阶段科学传播实践",以及如何使三种已有研究范式体现出具有"第三阶段意味"的"整体性特征"。以此,为拓展、推进"第三阶段科学传播"提供一种思路。     

从视觉文化论太空美术与科学传播

太空美术是建立在太空科学与宇航学发展基础上的美术形式,同时具有科学与艺术的特质。它把科学知识融入了图像世界,成为我们了解太空世界的重要方式之一,太空美术和太空摄影相近,但又是不可代替的两种视觉语言形式,太空美术在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思想和科学文化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且给现时期的科学传播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模式和启示。     

中美科技类博物馆科学传播的若干对比研究

传播什么是科学传播的首要问题。结合两阶科学传播理论,对中美六家有影响的科技类博物馆网站进行内容调查,量化分析其科学知识、科学理论、科学研究过程、科学工作心得、科学研究之社会意义五种类型内容。统计结果显示,中美科技类博物馆网站在内容的丰富程度和科学传播内容类型上差异较大。美国科技类博物馆网站在实践上较好地达到了两阶科学传播观念层面的传播,对我国科学传播内容构建有借鉴意义。     

十九世纪末对假想火星文明的科学探索及其影响

本文通过发掘天文学历史上未被关注到的大量文献,对19世纪末一些科学人士尝试探索假想火星文明,以及这样的尝试在当时科学界所引发的争论,对科幻作品创作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和分析。这些考察除了具有科学编史学的意义之外,也是对科幻作品的科学史意义进行探索的有益尝试。     

国内科学传播研究:理论与问题

近年来，科学传播日益引起国内学者的重视，相关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这些研究更多的是注重传播内容，而忽视了本来就是传播学最重要内容的对传播机制的研究。另一方面，简单地以科学传播替代传统的科普概念也是存在问题的。有关这些问题的讨论，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科学传播是有意义的。     

Values in pure and applied science

In pure science, the standard approach to non-epistemic values is to exclude them as far as possible from scientific deliberations. When science is applied to practical decisions, non-epistemic values cannot be excluded. Instead, they have to be combined with (value-deprived) scientific information in a way that leads to practically optimal decisions. A normative model is proposed for the processing of information in both pure and applied science. A general-purpose corpus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with high entry requirements, has a central role in this model. Due to its high entry requirements, the information that it contains is sufficiently reliable for the vast majority of practical purposes. However, for some purposes, the corpus needs to be supplemented with additional information, such as scientific indications of danger that do not satisfy the entry requirements for the corpus. The role of non-epistemic values in the evaluation of scientific information should, as far as possible, be limited to determining the level of evidence required for various types of practical decisions.     

传统宗教意识和中国科学发展

冯友兰提过一种看法：中国哲学家不需要现代科学。这种观点从未得到过学术界的讨论。本文旨在通过对中国自然观念的存在分析来进行这样的考证。文中以《庄子》和《中庸》为基础，对道家和儒家中国式的存在关怀以及它们为何对现代科学观念下的科学研究不感兴趣进行考察，并支持这样一种观点：这两部著作中包含了一种终极关怀；这种终极关怀与作为现代科学基础的终极关怀完全不同。为了佐证这一观点，文中对徐光启和伽利略进行了简要比较，并提出这样一个议题：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我们不得不透视作为现代科学基础的宗教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