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八仙”

林语堂提倡幽默并创办《论语》,一个时期里论语派作家颇有影响。上海《逸经》第28期(1937年4月20日)列出《瑶斋漫笔》三则,第三则为《新旧八仙考》。此文勾勒了一幅“论语八仙”图。这“八仙”是:吕洞宾——林语堂、张果老——周作人、蓝采和——俞平     

从《忆周作人先生》看梁实秋笔下的鲁迅

从《忆周作人先生》看梁实秋笔下的鲁迅梁实秋在《忆周作人先生》一文中一方面对周氏的“晚节不终只有惋惜，无法辩解”，但另一方面却又从“人性”的角度来解释周氏的仕敌并顺便把鲁迅拿来作陪衬，梁氏曰：“一个人的妻子，如果她能够勤俭持家相夫教子而且是一个‘温而正...     

林语堂与"论语派"的幽默小品文

林事堂标举幽默闲适小品文，在30年代的中国文坛独树一帜并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论语派”。幽默、性灵和闲适是林语堂文艺思想的三个支点，他企图通过幽默来改变中国现实，继而改变中国人的苦闷人生；他提倡性灵就是主张在文学上发挥个性，表现真思想，真情感。“论语派”的小品文思想和艺术上的特征非常明显。较之于五四以来的散文所具有的感伤、浪漫、矫情、教化色彩，“论语派”的小品文便显得从容睿智，轻松自然，它对于现代散文审美领域的开拓是人类所共见的。其最大的局限性是有意超离现实，缺乏当时的主流文学对现实的批判力度。     

从民俗看周作人的生活观

本文从民俗学角度来探讨周作人的生活观。笔者认为，在周作人民俗学研究的背后有着更为深层次的思考：即以此来探求中国人理想的生活方式。周作人的生活观由两个层面构成：一为“自然地简易地生活”；一为“微妙地美地生活”。前者注重平民趣味，后者带有传统士大夫情调。在周作人看来，二者都是中国人的理想选择。     

“三味”探源

鲁迅有一篇著名的散文,叫《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三味书屋是鲁迅幼年时求学的场所。何谓“三味”,历来意见不一。1、周作人在《鲁迅小说中的人物》一书写道:“经如米饭,史如肴馔,子如调味之料”。2、三味书屋先生寿镜吾的儿子寿洙邻在《我也说说鲁迅的事》一书中写道:“三味取义,幼时父兄传说,读经味如稻梁,读史味如肴馔,诸子百家如醯醢”。3、大多数人取前人说法,认为“至于三味,前人把经书、史书、子书比喻作三种食     

小品文的流变

小品文始于魏晋，盛于明清，在数百年中形成了以真、趣、活、畅、小为特征的传统。在五四时期，这一传统被否定，小品文将向何种方向发展?于是周作人提出美文说，之后又有鲁迅的Essay说、胡梦华的Familiaressay说、梁遇春的小品文说、周作人的性灵小品文说、林语堂的幽获小品文说等，他们所作的全部努力聚焦于一点，那就是使小品文回归传统并具有现代意识。     

周作人对日本文化的误读

周作人是日本“人情美”的崇拜者，在《日本的人情美》一文里，他赞同日本史学家内藤湖南的学说，认为日本固有文化里没有忠君的观念，忠君观念来自中国，因此不能将忠君看作日本的永久不变的国民性；在此基础上，周作人推出另一种与之对立的日本国民性——人情美，并劝人们“觇日本，不要去端相他那两柄双刀的尊容，须得去看他在那里吃茶弄草花时的样子才能知道他的真面目”。     

周作人小品散文中的“情趣”和“随手征引”

周作人在现代散文史上的地位是因小品散文的成就而确立的。他的小品散文的最大特点是“情趣”和“随手征引”。“情趣”使得他的文章有一种引人入胜的神韵，可以陶冶人的性情；“随手征引”源于周作人的博学，它不分雅俗，左右逢源，使文章极富知识性。     

周作人小品散文中的“情趣”和“随手征引”

周作人在现代散文史上的地位是因小品散文的成就而确立的。他的小品散文的最大特点是“情趣”和“随手征引”。“情趣”使得他的文章有一种引人入胜的神韵，可以陶冶人的性情；“随手征引”源于周作人的博学，它不分雅俗，左右逢源，使文章极富知识性。     

受鲁迅影响而“贡献了文艺”的台静农

鲁迅怀着“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一九三○年三月十六日致章廷谦信),“想闹出几个新的创作家来”(一九一九年四月十六日致傅斯年信),于是兢兢业业、辛辛苦苦地办社团,出刊物,育新苗,费尽了毕生的心血。因受鲁迅影响而“贡献了文艺”的台静农,便是卓立在三十年代文坛的一名“英俊”。(一)台静农一九二四年到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当旁听生,次年参加“未名社”,从此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他的第一篇小说《懊悔》就是先由鲁迅审阅,经过“细心的改”后,发表在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四日《语丝》第四十一期上的。鲁迅给台静农写的第一封信(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就是告诉他《懊悔》出版的消息:“《懊悔》早交语丝     

鲁迅"战法"举隅

“精神界之战士安在?”“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这是鲁迅的呐喊和喟叹。可以说，鲁迅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自入世以来特别是去东瀛之后，鲁迅即以一个斗士的形象行走在大地上。其始也，以整个封建专制为其锋芒所向；其继也，以军阀和民国为其攻击的靶的；其末也，则混战在“同志”、“友人”之中。战学衡、战新月、战太阳社、战现代派、战论语派、战第三种人、战民族主义；战顾颉刚、战张资平、战邵洵美、战高长虹、战施蛰存、战杨村人、     

相背与相向—论周作人与成仿吾对文学艺术性追求的坚持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周作人与成仿吾似乎有着完全不同的艺术追求。在文学的内容与形式表达上,周作人由人生关注转向艺术园地,成仿吾则由艺术之“美”走向人生之“善”之“真”;在文艺的表现自我上,周作人由社会大我而一己小我,成仿吾则由小我而转向大我：两人相背而走,殊途亦不同归。而且在追求道路上,两人好像作了一个方向上的置换,似乎是对自己前期选择的一种背弃。然而,深入表象下的本质,我们发现的是他们对艺术追求的坚持。     

从"草木虫鱼"看周作人创作心态的变化

从20年代到50年代，周作人以草木虫鱼为题材创作了一系列小品文，以搭建自己的文学园地。从其二十年代、三四十年代、五十年代三个不同时期的草木虫鱼创作中窥探隐藏在文字背后的真实，可从中反观周作人不同时期创作心态的变化。     

周作人与林语堂散文“言志论”比较

周作人与林语堂是现代散文"言志论"的两大主将,"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是他们共同的美学追求。他们都致力于个人言志探源,力图为现代散文寻求历史依据。尽管同为提倡散文的个人言志,周作人与林语堂对于散文"言志论"的理解和建构还是存在一定差异的。周作人主要侧重于言志之"道",以"道"明"志";而林语堂除了提倡自我的言志外,还进一步强调了个人言志之"术",并以此探索现代散文文体风格的变革。     

中国现代作家的生存环境与现实选择

中国现代为通过社会革命建立一个现代的国家政治制度提供了良好机遇，从这一生存环境和文学审美观念出发，中国现代作家的三种选择具有代表性：一是以鲁迅等为代表的自觉将自身的文学活动与时代意识形态主题相联的作家，执着于或启蒙、或救亡、或启蒙与救亡并重，自觉回应一日千里的转折时代对文学责任的义务的呼求，对中国现代意识形态主流建设乃至社会革命都做了巨大贡献；一是以前期创造社作家等为代表的执着于“为艺术”的人们，人们尽管深恶中国现代黑暗的社会现实，但反对文学的功利性，执着于文学之“美”、“纯”的追求，这类作家的创作不但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艺术殿堂，而且也无悖于作家的“职业”要求，何况其中还有一个发展转化的问题，所以，对此应予基本肯定；第三种选择是一种有愧于“作家”称号的选择，如周作人等人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的“叛卖”、“附逆”，除铨等出于某种政治与商业利益，置基本的道德与人格于不顾的文学游戏者。     

鲁迅与英国文学

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２０日，鲁迅在给江绍原的一封信中写道：“……英美的作品我少看，也不大喜欢。”鲁迅一生共翻译了１０多个国家的文学作品，近３００万字，可他却从未翻译过一部（篇）英国文学作品。只有一次，他参与过英国文学的翻译。那是在日本留学时期，周作人翻译...     

中庸主义、个人主义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人格的影响--以周作人及与鲁迅的比较为例

周作人在<谈龙集·上海气>中说"我终于是一个中庸主义的人."看来周作人对自己的了解是很深的.对于周作人的复杂人格,任何一种简单化的说明都是有害的,因此,以矛盾分析的办法以及与鲁迅进行人格对比的方法,论证鲁迅的人格是殉道的、苦行主义的,而周作人的人格则是中庸的、现世主义的,对于探讨周作人的人格的形成、发展以及内在矛盾,并以此关照中国现代社会条件之下知识分子的精神处境以及人格分裂问题,也许不无意义.     

周作人散文中的日语借词对现代汉语的影响

为明确周作人在中日词汇交流中的作用与影响,有必要研究其散文中的日语借词在现代汉语中的使用情况。研究对象是周作人发表于《语丝》前156期(1924-1927)的散文中出现的198个日语借词。研究资料有国家语委现代汉语平衡语料库、《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和《新汉语水平考试大纲》。研究结果表明,周作人使用的日语借词中有92个可视作现代汉语的基本词汇,说明周作人在散文创作中积极地使用日语借词,在近代中日词汇交流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从阿Q与戈利亚德金形象看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美学追求

阿Q与戈利亚德金这两个形象的相同之处是，都是二重人格者；不同之处是，他们诞生后的命运截然不同，前者热，后者冷。热冷不同的原因很多。本文仅从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美学追求的不同上进行了四个方面的论述：一是灵魂描写上，鲁迅求“全”，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求“深”；二是文学主张上，鲁迅“遵命”，注重形象的社会功利性，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反对在作品中鲜明地提出社会问题；三是审美观照上，鲁迅以喜剧的形式表现悲剧内容，陀思妥耶夫斯基则让形象在悲剧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四是创作方法与表现形式上，鲁迅立足传统，立足民族，陀思妥耶夫斯基用的则是“复调”手法与“复调”模式。     

浅述周作人思想的复杂性

传统观点对周作人的解释往往停留在“政治话语”的层面。纵观周作人的人生经历，我们就可以清醒地体察出他思想的复杂性。他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徘徊，在思想上的进退与怀疑最终导致了五四退潮之后他行为的反常和政治上的“失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