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燃“中国女性革命的火炬”——析郭沫若早期历史剧《三个叛逆的女性》

伟大的诗人、杰出的剧作家郭沫若,在他的一生中创作了十部历史剧,这就是二十年代的《卓文君》、《王昭君》、《聂(?)》;四十年代的《棠棣之花》、《屈原》、《孔雀胆》、《虎符》、《筑》、《南冠草》;六十年代的《蔡文姬》、《武则天》。这十部历史剧运用历史题材,借古喻今,着眼于今人写古人,紧密配合现实斗争,形象地反映了时代的风云。郭沫若的历史剧以其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磅礴的热情、奇特的想象,雄浑豪迈的气势、诗化的语言,在艺术风格上独树一帜,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论向培良对郭沫若历史剧的批评

20世纪20年代,向培良在《中国戏剧概评》一书中对郭沫若早期历史剧《三个叛逆的女性》等提出了严苛的批评,认为郭沫若历史剧"教训"色彩浓重、人物塑造机械呆板、脸谱化等.向培良意在以此引进和宣传纯正的戏剧艺术观念,从戏剧创作和戏剧理论两方面正本清源.他的批评意见显然未能真正发挥效用,郭沫若在后来的历史剧创作中一仍其旧并有巨大反响,但这些意见为后人看待历史剧、认知戏剧提供了理性视角和思路.     

艺术无禁区 巨笔写巨人－从曹操形象被否定谈如何看待历史剧

本文对学术界一些学者否定郭沫若历史剧《蔡文姬》中曹操形象塑造提出辩驳，认为在历史剧创作中应予作者以更大的空间和自由，从而提出历史剧创作的三个原则－独创性，假定性和当代性。     

论郭沫若抗战时期历史剧主题的结构层次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郭沫若一度消歇了的诗思重新勃发起来。两年多的时间中,他连续创作了六部浪漫主义历史剧,在他漫长的创作生涯中竖起了又一块世人瞩目的方碑。这六部历史剧题材的相似性、基本主题的一致性、以及题材和主题强烈的现实性,已经得到充分的历史评价。“借古鉴今”、“据今推古”,是郭沫若创作这几部历史剧的直接动机,但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是,固定在这一视角上,是否限制了人们从郭沫若这一时期的史剧创作中去挖掘更多的东西?譬如强调主题的现实性,是否忽略了主题的丰富性和多层次     

艺术无禁区 巨笔写巨人——从曹操形象被否定谈如何看待历史剧

本文对学术界一些学者否定郭沫若历史剧《蔡文姬》中曹操形象塑造提出辩驳,认为在历史剧创作中应予作者以更大的空间和自由,从而提出历史剧创作的三个原则——独创性,假定性和当代性。     

郁达夫、郭沫若创作中审美视觉之比较

共同的政治和艺术上的竟合阅历,使郁迭夫与郭沫若都表现出浓重的浪漫主义风格,但二者又各自展现出不同的特色。郁迭夫的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是低格调的,消极浪漫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创造出的是一种病态美、忧郁美,带有殉情主义的感伤,而郭沫若浪漫主义创作风格则形成了一种奔放、飘选、积极向上的浪漫主义,其风格表现出一种崇高美、阳刚美,带有理想主义激情。     

郭沫若同志与历史剧《孔雀胆》

郭沫若同志对于文学领域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他对于历史学领域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他用艺术形式表现于历史题材的历史剧的贡献也是众所周知的.毛泽东同志读了历史剧《虎符》后于一九四四年一月九日写信称赞郭沫若做了很多十分有益的革命的文化工作”,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同志又写信给郭沫若,称他的“史论、史剧大有益中国人民.”郭沫若同志的历史剧业绩和其他文学、历史学等业绩一样,永载中国近现代文化史册.但评价任何事物绝对化是不符合辩证法     

再现一段别样的解读:郑学稼论郭沫若

在中国现代史上,郑学稼以"第四种人"著称。对早期郭沫若,有过别具一格的论述。郑学稼论郭,主要从郭沫若与创造社、浪漫主义文学和左翼文学的关联中展开。如果说创造社是中国文学史中浪漫主义的符号,郭沫若的名字,则是浪漫主义时期的代表。其中《少年维特之烦恼》的翻译,更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独放异彩的珍珠。郭沫若从浪漫主义文学转到普罗文学,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政治化的表征,而文学政治化也正是左翼文学的病源。     

谈易卜生对郭沫若的影响

易卜生《玩偶之家》与女主人公娜拉的形象给了郭沫若宝贵的启迪。他的历史剧代表作《卓文君》、《王昭君》《蔡文姬》中的主人公都不同程度地继承了娜拉的叛逆性格,是娜拉带郭沫若走近易卜生,而这其中的距离远近又与郭沫若本身的思想个性不无关联。从易、郭剧作中个人主义的人物风采,以及易、郭两人的女性观,探讨了易卜生对郭沫若的影响。     

郭沫若《女神》的浪漫爱情再解读

从浪漫主义的爱情这一角度分析《女神》的爱情描写,可以发现郭沫若以《女神》将新诗带入发展的高峰.《女神》一直被看作五四狂飙突进精神的代表,同时它也为诗歌的浪漫主义开启了道路,并影响了后继者的诗创作,诗作在浪漫主义的统领下充满了张力,流露出的爱情也更加感人.     

政治与文学:双重身份的分裂与重合——论郭沫若抗战时期的历史剧创作

抗战时期,郭沫若迎来了历史剧创作的一个高峰.为了救亡图存,他的作品具有了鲜明的政治性.这使得作品中的人物成了观念的传声筒,比较单薄和概念化.但与此同时,充溢的政治激情也使得其作品具有诗剧的特征和感染力.当政治和艺术两种身份不能协调时,作品的政治性和艺术性便出现裂痕;而当两者得到重合的时候,作品也具有了独特的审美意蕴.     

李白乐府曲辞的新变

乐府诗的音乐内质是本诗体的根本特征。特别是李白的乐府诗,无论从他的创作,还是历代评论家对其乐府诗的评价都可以看出他对这一诗体的本源艺术风貌的关注,以及他的诗作所具备的曲辞特征。本文试从音乐曲辞的角度立论,探讨李白乐府在继承和发展前代曲辞范式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独特的新变现象。     

谈亨德尔的清唱剧创作

介绍了亨德尔清唱剧创作的背景，阐述了亨德尔清唱剧的唱调和题材、宏伟的风格、合唱与重唱及主调音乐倾向，使人们了解其在音乐艺术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     

郭沫若、郁达夫比较研究综述

郭沫若与郁达夫恰如其自比的"孤竹君之二子"携手而立,在20世纪中国文坛留下了深远的足迹.数十年来,研究者们既对两人引人瞩目的友谊怀有不减的兴趣,更将研究的目光转向探考两位文豪文学创作和艺术个性的异同和互动.现对郭沫若、郁达夫比较研究作一个梳理,透视这一研究领域的现状、特点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而挖掘此项研究的价值和可持续的学术空间.     

岛崎藤村与郭沫若诗歌之比较

郭沫若和岛崎藤村是中日两国最具代表性的浪漫主义诗人。提起郭氏的《女神》，谁也无法回避作者的泛神论问题，奇怪的是藤村也认为“基督是神，流水式理想之神，西行、芭蕉、但丁、莎士比亚都属同列”。这和“自然界的一切都是神”的泛神论有相似之处。然而，两位诗人的浪漫主义诗歌形态不仅不同，而且格调迥异，关学风貌截然不同。郭诗中精神无限地溢出了物质，精神内容与物质形式多不协调；而藤村的诗没有奇人奇事奇境，只是运用传统诗歌的象征和比兴，     

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创作风格——以《“悲歌”三重奏》为例

拉赫玛尼诺夫是浪漫主义晚期杰出的作曲家和演奏家,他经历了20世纪初现代音乐的洗礼却依旧保持着俄罗斯民族化的创作原则。力图阐述拉赫玛尼诺夫兼具浪漫主义与俄罗斯民族风格的音乐创作特征,并通过对《悲歌三重奏》的分析,阐释其重奏作品的创作风格。     

“元和体”考论与张安祖先生商榷

张安祖先生《〈唐国史补〉“元和之风尚怪”说考论》一文中对“元和体”界定有误。张文认为“元和体”应包括元白讽喻诗。对于元稹未将讽喻诗归入“元和体”，张安祖先生解释为：“元和体”当时并非关名，元稹对其讽喻诗格外珍重，出于自我保护心理，故将讽喻诗排除在“元和体”之外。经过考察，这一解释并不能成立，故“元和体”之界定应依元稹之说。     

郭沫若《女神》的"崇高美"

郭沫若诗集《女神》是诗歌史上一次典型的“崇高美”的现代性实践和诉求,作者把崇高的审美个性与伟大的中华民族历史及现实的崇高精神融汇在一起,体现了一种见证时代精神的崇高美,作者将崇高的爱国主义与彻底破坏、大胆创造的革命民主主义精神融合在一起,并用积极浪漫主义手法来塑造具有“崇高美”的典型形象和典型事物。     

论郭福平的现实主义创作

郭福平的创作坚持了现实主叉的基本品格和本质精神，并创造性地将之运用到了创作实践之中，从而成功地规避了革命现实主义创作的某些弊端和教训。     

舒曼艺术歌曲的音乐特色

本文主要从音乐风格、歌曲构建特点和情感表现等方面分析了舒曼艺术歌曲的音乐特色。指出其艺术歌曲的主要音乐特色表现为:借助于诗歌的明确语义,充满浪漫主义的音乐风格;歌曲旋律与钢琴伴奏结合完美,音乐形象鲜明;情感丰富,重视音乐与生活的联系。并通过其作品,透视出舒曼热情真挚的性格思想和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音乐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