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还宗经诰”谈刘勰的通变观

本文试图从刘勰的文学史观及文学评价标准的角度,探讨其“还宗经诰”的实质意义及在此思想指导下的通变观的深刻内涵,并将其置于南北朝特定的背景下,考察了刘勰宗经思想的积极作用。本文同时阐述并肯定了刘勰通变观中的辨证思想对文学创作及文学发展的指导意义。     

试论刘勰的“通变”观

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刘勰的《文心雕龙·通变》第一次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文学的继承和创新问题。本文试图从＂通变＂观提出的时代背景、两者关系;＂通变＂思想的来源;文学历史建构中的继承和创新;通变观在文学创作中的运用等方面阐述刘勰的＂通变＂思想。     

试论刘勰的"通变观"

“通变观”是《文心雕龙》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刘勰结合六朝文学发展的实际,试图凭借儒家传统,力挽文坛颓风,反对文坛新变,强调了以“通”求“变”,以“变”达“通”的观点。     

论《文心雕龙·通变》中之“九代”

《文心雕龙.通变》篇中关于＂九代＂的论说,各家的观点各不相同。以＂九代咏歌,志合文则＂为中心,从刘勰写作《文心雕龙》的主导思想和《通变》篇的主旨出发,对几个有争议的朝代（楚、汉、刘宋）的文学特点分别进行论述。无论从题材亦或手法,秦汉之间的继承发展关系是不能分割的;刘宋文学则多不符合刘勰的＂宗经六义＂的特点。通过较为详细的论说,最后得出结论：刘勰所谓的＂九代＂为黄、唐、虞、夏、商、周、楚汉、魏、晋。     

“立象以尽意”的创作思想评述

“立象以尽意”的方式与文学的创作方式是相通的,它体现出了文学的创造特征和审美心理特点.文学创造活动是“心学”过程与形式化过程的和谐对应;“立象以尽意”的创作思想突出了写作的形式化特征,揭示了文学创造必须坚持以客体的感性对象去体验天地人生抑或自我生命活动的思维特性.     

刘勰“通变”与南朝“新变”

关于刘勰"通变"一说,就当前学界在复古与重变方面的分歧,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南朝文风新变有三次,彼此间并不相同。刘勰的"通变"思想与同时的永明新变基本一致,与其不同的是此前的元嘉和此后的"宫体"新变。所以说,"通变"就是他那个时代的新变。南朝不同时期的文风不同,不能将宫体新变与南朝整体新变混为一谈。     

“通变”三说

在《文心雕龙·通变》篇的研究中,常见到以下三个流行的观点:(一)认为刘勰的“通变”说系出自《易·系辞下》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二)认为“通变”之“通”系指“设文之体有常”;(三)认为“通变”即相当于今天所谓继承与革新。笔者在阅读《通变》篇的过程中,对上述观点产生了一些疑问,特提出自己的拙见,以就教于诸前辈和各位读者。     

长恨此身非我有——从苏轼看文学史对思想史规约的漫溢

从思想史的发展脉络来探究文学的发展演变，是他律思维模式下的文学史研究的主要操作方式。即使在研究中不持以单一思想决定论，这种操作方式也蕴涵着因果律的思维特点，在宏观视野下将文学演变看作思想史发展的一种表征，在微观视野中将作家的思想观看作具体文本的意蕴所在，从而在文学史叙史中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如果我们对这种思维观念不简单冠以“本质主义文学史观”的帽子，将由此操作方式而得的结果只当作众多理论假设中的一种可能，那么问题首先还不在于能否将文学发展当作思想史进程的一种结果，而在于文学的“思想性”是否与思想史中的“思想自身”具有同一性，比如：某一历史阶段的文学发展是否对应于此阶段的思想发展？作家的思想是否与作品的思想同一？     

《文心雕龙·诠赋》管窥

《诠赋》篇是刘勰《心雕龙》体论中最为重要的一篇，本拟对刘勰追溯赋体发展史的一系列见解进行评价与阐释；对其将赋体分为“鸿裁”与“小制”两类的合理性与不足处进行揭示。通过解读，认为刘勰的赋体观充满了矛盾，这种矛盾导致了《诠赋》篇的不和谐性，但刘勰对待具体的赋体作品能坚持艺术尺度已难能可贵。     

略论先秦诸子“通变”的史学思想

“通变”思想滥觞于先秦史官，而作为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则初步形成于先秦诸子。先秦诸子“通变”的史学思想的内涵非常丰富，它包括通、变、通变、变通的四层含义，他们以“通”的眼光来看历史的变化，承认变化的趋势性，重视变革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通变”思想，反映出先秦诸子史学思想的重要特色。     

《文心雕龙》书名试解

《文心雕龙》书名的意思,学者们一直有不同的见解,分歧的焦点在“雕龙”一词。其实,从作者的创作意图、整部书的体系、沈约对此书的推崇等方面看,刘勰是想通过这部书来揭示文学心理活动和思维活动的一般规律。可以说,《文心雕龙》是一部阐述文学心理活动和思维活动一般规律的理论著作。     

浅谈《定势》之“即体成势”

作为《文心雕龙》创作论之一的《定势》,因为其“势”的概念的多解性,而颇多争议,后人引用也较少,但从“即体成势”人手,我们会发现该文中的所谈“体裁”对“势”规范性作用不可忽视,更值得注意的是“势”作为一种自然的对读者解读文本不可或缺的力量,对体裁具有自然的超越性,正是这种超越性使得《定势》与《神思》、《体性》、《风骨》、《通变》一起构成刘勰创作论的最精彩的部分。     

论因时通变与历史盛衰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通变的含义是多方面的:既是华夏哲人对于宇宙万物存在形式的认识,又是他们因应环境变化行为处事的方法与原则;既是有作为的政治家治国兴邦的施政理念,又是思想家、史学家反思历史、考察盛衰的史学思想。因为一切事物处于永不停息的变化之中,人的行为必须顺应时代,人的思想应该随时变通,所以治国施政要随着时间推移并顺应环境变化而变化,探讨历史应该运用通变思维揭示出盛衰转化的必然性。通变思想与历史盛衰考察密切相关,蕴涵深刻的辩证思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略论萧统为何钟爱陶渊明

刘勰主编的《心雕龙》对陶渊明及其作品只字不提,主要是由于青年时代的刘勰,无论在人生观还是学观上同陶渊明都是格格不入的,尽管刘勰也主张“通变”运日新,也重视采,但他强烈的宗经思想使他的学思想和价值取向,相对地说比较保守,而萧统不仅在他主编的《选》中选录陶渊明诗八首、辞一首,而且还编了《陶渊明集》,并亲自撰写了《陶渊明集序》、《陶渊明传》,在《序》、《传》中对陶渊明作了很高评价,这是由于萧统虽贵为太子,但所处宫廷重重矛盾的环境,使他向往身心自由的理想社会,这与平淡自然、志趣高远的陶渊明诗作思想是一致的。     

《庄子》文学观探源

“人”、“物”、“道”标示了庄子哲学观的生存论、生态论、宇宙论三个环节，“人与文”、“物与文”、“道与文”是庄子从其哲学观出发，审视并揭示文学起源的三重维度。与此相应，庄子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生存论、生态论及宇宙论的文学观。从生存论出发，文学是对生存的诗性观照，是真人自由生命的映射；从生态论出发，文学是对物性的体认及回归；从宇宙论出发，文学是对宇宙情怀的书写，是向大道的归藏，是天与心的交融。在文学的三维书写中，庄子揭示了文学的本质就是见证生命的自由。     

《民族文化、文学与教育散论》序

高徽南老师的《民族文化、文学与教育散论》将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阅读了整本文稿,我感到本书以＂散＂拓展了思维空间,以＂论＂揭示了民族文化之＂理＂、民族文学之＂理＂和民族教育之＂理＂的真谛。从中,我们仿佛听到一个长期工作在边疆高校教师心灵的回声。     

论刘勰的作者"才略"批评观

刘勰《文心雕龙·才略》是一篇历代作者通论,是刘勰的作者批评观最集中体现的文学批评篇章。刘勰的作者批评抓住“才略”来确定其批评思路、指导思想、标准和原则,从而确定作者批评以“气”论文、以“才性”论文、以个性论文的指向;同时又拓展“才略”批评的视域,将“才略”放置在社会、历史、时代环境中辨析作者与社会的关系,从而使“才略”作者批评具有方法论、批评学的意义。     

史料发掘与沈从文上世纪40年代文学创作再解读

最新史料表明沈从文家族存在着强大的疯狂遗传基因.这个“隐性的疯狂”使得沈从文的思维方式呈现出较大的“异常性”,进而对其文学创作和思想形成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立足于坚实的史料,通过对沈从文心理结构的深入考察,对其文学活动、思想形成、精神流变与生命创建进行新的阐发,以期揭示出沈从文长期被遮藏的“另一面”.     

混沌通信的哲学含义

混沌学的兴起为哲学中传统辩证法赋予了新鲜而丰富的科学内涵，同时也给现代辩证哲学的发展注入了时代的血液。混沌学探索的是科学中复杂的非线性问题，它的许多思想和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本文主要就混沌学中的四对基本辩证科学范畴——“确定”与“随机”、“有序”与“无序”、“简单”与“复杂”、“线性”与“非线性”结合信息与通信专业知识进行分析其内涵、意义和关系，并探索其中所包含的思想、方法对信息与通信科研所具有的现实指导意义。     

毛泽东的“推陈出新”论与传统诗学的“通变”说

毛泽东的“推陈出新”论,作为其人民本位的文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共时态意义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化继承性学说和批判辩证法思想的中国化发展;在历时态意义上,又是对传统诗学“通变”说的现代性与革命性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