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论政治的历史建构及其意义——云南南诏大理国时期的佛教与王权关系

所谓"信仰论政治"中的"信仰",是一种权力关系的建构,即通过权力对神人关系及其神圣性的垄断而展现出来的象征权力,它是经由宗教的、与非宗教的历史事件而逐步建构起来的。从南诏大理国时期的佛教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来看,佛教在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发展与变迁,充分展现出了佛教信仰之神圣系统是如何进入王权的统治秩序,又如何通过王权的运作机制,成为了统治集团内部权力建构的神圣性基础,从而重新塑造了国家统治及其权力秩序的合法性,具有一种普遍性的公权力之合法性的超越特征。可见,佛教信仰的实践及其表达,一旦与国家权力及其制度紧密整合,便会具有了国家、民族的意识形态之信仰特征。就此而言,南诏大理国时期对于佛教信仰之推崇及其权力运作机制之中对佛教信仰的最大依赖,实际上就是这种"信仰论政治"之意义在佛教信仰中的具体历史实践。     

难以忽视的文学史基点——论张扬的《第二次握手》的异质性及文学史意义

《第二次握手》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题材和审美上的异质性,越来越得到文学史家在求同存异的前提下形成的共识和认可。把《第二次握手》放到生成它的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还原并进入当时的历史现场,就会发现它至少在三个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文学史的意义:其一它接续并恢复了五四时期开创的现代知识分子的主体地位和知识价值的优良传统,其二它接续了现代文学以生命、灵魂为主体的叙事伦理,其三它开启了新时期人道主义文学的航道。     

文学史研究笔谈：意义蜕蚀与经典化——文学史包含的两种相关规律

文学史问题涉及到对于文学的历史角度的理解。这里历史不能仅看作时间的变化过程，历史实际上是在时间的变化中，所涉及到的事物的变化的过程。这里，变化过程作为一个实际发生的事实层面的东西，我们可以保有基本的共识；可是，它作为一种带有评价、阐释意味的对象，则站在不同视点、不同角度上就会有不同的见解。对于文学史来说，因为所接触的对象是文学，而文学是涉及到情感、心灵层面的，研究文学的人需要在研究中保有理智的同时。也还需要有最初的也是最终意义上的情感的把握，这样，对于同样的文学史的事实，就可以有非常不同的描述和评价。在这样的文学史的现状面前，就需要有理论来面对、梳理和陈述。 以下的一组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阐述了文学史研究中的理论问题。张荣翼的《意义蜕蚀和经典化》，论说文学文本在文学史中的变化规律，其中意义蜕蚀是一个普遍现象，即作品发表之后就开始经历一个逐渐被人淡忘的过程，可是有少数作品可以摆脱这样的宿命，成为不同时代共同尊崇的对象，那么这样一种看似悖反的现象其实在背后都有着一种背离当时创作的状况存在，这样两种不同的现象背后的共同点就算得到了一个解释。李松的《文学史研究的互文性视角》，强调从互文性的、对话的视角看待文学史，尝试说明以一种跨文化的文本研究来解释文学史，论文中论说的文本的交互性和生产性这样两个角度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尹小玲《文学史叙述与权力控制》，从话语秩序的建构有着权力的参与这一角度来理解文学史的叙述功能，其中对于文学史选取材料的问题和文学史的经典化问题的论说，对于当今的文学史议题的讨论提供了一种意见。夏宏更倾向于从比较具体的文学史问题来切入文学史的理论，他的文章标题为《长恨此身非我有——从苏轼看文学史对思想史规约的漫溢》，在他看来，文学史的各种教材专著中，往往首先给作者一种思想定位，然后以此定位来解释其作品，而这样做的结果就可能是误解和曲解了作品本身的鲜活的含义，结合到文学理论中所谓“形象大于思想”这样的说法，应该说夏宏之说不无道理，而阅读他对于苏轼的创作的分析，还是可以给予人一些启发的。[编者按]     

如何引导学生评价历史人物

任何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都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出现或发生的，所谓“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必须把他们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进行横向、纵向比较，考察他们的背景、过程、结果，最终去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对当时和以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所起的作用，去评价其历史进步性和历史局限性，以及比较这种进步性和局限性谁占主流，让学生自己去给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定位。当然，评价者不同的学术观点、不同的政治见解、不同的时代背景，所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但作为中学生来说，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就是要在掌握基本历史知识的前提下，通过阅读、理解、思考、交流、探讨，并在教师引导下，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形成初步的较为全面的认识。     

文学史书写:从政治向审美的历史变迁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对审美理想的诉求和外来观念的冲击,促成了文学史标准的重大变革,文学史书写呈现从政治标准向审美标准转向的历史进程,经过"重写文学史"、"重排大师座次"两次事件的催生,整个文学史研究空前繁荣。重新回顾这段历史可以发现,文学史审美标准的确立,其背后隐含着政治因素和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文学史标准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必须打破文学史研究的中心论、二元论,建构一种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多维度、平衡的文学史观。     

走在追求真理的途中——纪念“真理标准大讨论”30周年笔谈——“真理标准大讨论”的现代性解读

按语：30年前,一场有关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拉开了新时期思想解放的序幕,在促使中国重新踏上现代化之路的同时,也使中国走在追求社会发展真理的途中。“走在追求真理的途中”,我们之所以借用海德格尔的这种说法,主要是要表达以下两个方面的想法：第一,“真理标准大讨论”作为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它不仅把真理的话语权交还给了理论本身,而且还延伸并深入到实践之中,改革开放因此就成了真理的自我呈现过程;第二,正是因为真理向社会生活的回归,“真理标准大讨论”就只能是一场没有终局的思想竞技,其象征性的意义要远远大于结构性的意义,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背景下,追求真理是一种历史责任。我们评价“真理标准大讨论”,一方面要把握实践观念的历史维度与政治向度,另一方面要把握当真理随实践的展开日益向我们的生活世界融入的时候,中国社会生活的变迁所映现出来的历史真理的真相。     

文学史标准的审美转型与理论反思

本文聚焦文学史从政治标准向审美标准转型的历史进程,梳理考察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重写文学史"和"重排大师座次"两次事件,揭示了审美标准背后隐含的政治因素。对审美与政治的关系重新进行理论反思可以发现,文学史标准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必须打破文学史研究的中心论、二元论,建构一种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多维度、平衡的文学史观。     

在权力与知识之间——晚清翻译的内在逻辑

晚清是中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运作期,也是从古代历史转向现代历史的转型期。运用作用于知识体系的外在力量,推动服从于现代民族国家意志的知识生产、批评理论之构造,是当时知识界普遍追求的总目标。在此历史境遇下,对西方知识的翻译和介绍上的优先权,便成为掌握权力创造真理并使真理为己服务的文化制导权。在新型知识权力的生产过程中,伴随着传统知识与政治的矛盾,晚清的翻译得以发生、发展和兴盛。西方知识的引进大大推进了中国知识变革的进程,但是由于政治权力与知识的割裂未在晚清得到有效的解决,因此,知识的转型未能实现。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真理标准比较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现代西方哲学提出检验真理的经验标准、理性标准、实用标准等，这些真理标准现都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一问题作了有价值的探讨，但对之没有作出科学回答，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的实践标准体现真理标准是主观与客观、共性与个性、科学性和价值性的统一，科学地回答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     

论广义实践的双合尺度——兼论《实践论》和“猫论”思想内核的互补和统一

毛泽东的《实践论》和邓小平的"猫论",分别是在不同特定时代的大背景下,从不同的实践和理论视角,论述和揭明了实践要合符和依循真理和价值这两种必要尺度。我们不要把这两种思想和尺度相割裂、相排斥和相对立。我们要实现这两种思想和尺度的互补和统一。我们既不要唯真理尺度而排斥价值尺度,也不要唯价值尺度而排斥真理尺度,我们要确立辩证唯物主义的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合真理性和合价值性的相双合、相统一的广义实践观。我们既要把握蕴含真理尺度的"知行合理",又要把握蕴含价值尺度的"知行合需",在把握价值尺度中,我们应当把握正面需要和正面价值,从而真正实现人类的全面进步和社会的科学全面发展。     

西方司法话语权源流论

所谓司法话语权，就是指在司法过程中参与者的言说行为资格。西方司法话语权的演变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古典时期的司法话语权；近代资本主义时期的司法话语权；当代西方国家的司法话语权。西方国家有一系列传统形成实现司法话语权的成熟制度：实现司法话语权的组织制度；实现司法话语权的协商制度；实现司法话语权的言说制度。西方国家司法话语权的特点有：尊重个体自由；舆论广泛支持；话语环境优良。     

胡塞尔真理观述评

在2千多年的西方哲学史中,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相信真理的存在,并把追求真理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但真理是什么以及如何达到它?哲学家们又有各自不同的理论。德国著名哲学家、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1859—1938)的真理观颇具特色。影响广泛,值得认真探讨。一、哲学的任务是追求绝对真理胡塞尔认为,哲学作为一门严密的科学,它必须是一套“纯粹逻辑”的体系,是一种普遍精确的“纯粹和绝对的知识”。它具有最大限度的明晰性和正确性,不包含任何相对、有限的成分。他反对历史上种种否定真理的虚无主义的、相对主义的观点,认为真理是绝对     

网络、身体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思考

感知世界的肉体感官媒介正在被网络媒介所取代，网络对外部世界的中介化程度越来越强；极端情况下客观现实的真假问题，也需要符号来证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被悄悄置换为“网络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网络中介压迫之下，身体直接感知世界的方式渐渐弱化，发展到最后，人类甚至可能拒绝接触客观现实，在“宅”中以网络为媒介作用于人的快乐脑区，直接寻找生存的“终极幸福”。     

邓小平与真理标准的讨论

20前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是我们党和国家处于重大历史转折的背景下,在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和支持下开展起来的。本文只谈邓小平与真理标准的讨论。 邓小平1977年5月就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锋芒正是反对“两个凡是”的,它击中了“两个凡是”的要害,所以当他读了该文后立刻就指出该文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是扳不倒的,此后对真理标准的讨论就给予了一系列有力的支持和高度的评价。     

文学史写作与文学史观的互动共生

在时间的流光中，文学史的影子越拉越长，文学史观念在变，文学史叙述随之而变；从进化论到革命论到启蒙论再到现代性，文学史观一直在非此即彼、解构建构的二元思维中腾挪闪跃，文学史面孔如同川剧中的变脸，变化万端，抽取、扭曲、遮蔽现象在所难免。当下，经历过一段时期的疯狂生长之后，文学史写作步入到一个常态的缓慢生长期。摒弃过去的同一性知识结构，在多元的差异化言说中，文学史叙述不断开辟新的话语范式，与创作形成良性互动。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及其对现实改革的意义

1978年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是一次全国性的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是我党历史上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不仅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而且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正在有力地推动我国新时期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不断发展。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一次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但是，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在指导思想上不仅坚持“左”的政治路线，又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路线，而且在“两个凡是…     

暴力与环境悲剧成因的性别分析

一个社会的权力系统抛开女性，它所造成的不仅仅是女性一个性别的悲剧，从更长远的历史考察，它也是整个人类化的悲剧。虽然这种性别歧视的价值取向，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男性的单方面发展带来了好处；但由于这个权力系统缺乏女性意志的制约，使其长期的历史发展方向上误入歧途，不仅造成了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自然资源与环境的巨大破坏，而且使人类的精神心理结构残缺，曾数度使人类社会的生存陷于危机之中。     

学校心理危机干预系统的建构

现代社会中，每个人在不同时期都可能面临各种危机，比如事业危机、经济危机、婚姻危机、升迁危机、交往危机、考试危机以及不可抗拒的天灾人祸等等。在这些重大生活事件中，人们都可能同时产生的一种危机就是心理危机。简单地说，心理危机是指当人们面临突然的或重大的生活事件时所出现的心理失衡状态。     

从apple看语言文化内涵的差异性

语言是文化的表征，其产生、发展和演变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又是一种载体，它在漫长的发展演变历史过程中，积淀着，运载着某种特定的文化内涵。无论哪一个民族的语言，其发展和演变总是与该民族发展和演变的历史紧密联系，语言一方面要反映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活动，另一方面，为了适应不同历史时期的活动需要，人们总是不断赋予语言以新的含义，新的用法，如此经历了长时期的积累和沉淀之后，语言的文化内涵使越来越丰厚了．不同的语种，因其产生的文化土壤不同，积淀的文化因素各异，故不仅表现为音、形、…     

自然法理念及其社会价值

任何一种制度的建立，都必须有相应的理念支持，才能体现改制度建立的价值。我国现在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历史转变时期，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是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之一，时代正在呼唤对法的理性建构。因此对法的理想与价值的研究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