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提起公诉证据标准的缺陷及矫正

公诉证据标准是指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移送或自行侦查的案件审查后决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时在证据上所要达到的标准或规格。笔者从现行立法与司法实践角度,探讨了现行检察机关公诉证据标准方面存在的缺陷,并就对完善我国的公诉证据标准的几点建议,认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不需要也不可能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将公诉证据标准和有罪判决的证据标准等而视之是不妥当的。我国法律应该对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进行修正,总的来说应该是降低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简单的说就是"公诉人认为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了犯罪"。     

浅议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

作为刑事司法发展进程中的程序民主化法治化的重要体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不仅能够规范司法人员的取证行为,更有利于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司法公正。本文从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必要性出发,在分析我国现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司法实践中所面临的种种障碍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一些宏观上的改革和完善建议。     

我国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与完善

审判方式是指法官在当事人和诉讼参与人的参与下,按照法定的程序和规则审理案件的方式和方法,审判方式的合理设计和建构是确保其良性运转和确保公正和效率价值目标实现的根本手段和途径。我国当前的刑事审判方式既有对抗式的特征,又有审问式的色彩。随着社会的发展,应当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刑事审判方式。对于庭前审查程序可实行起诉书一本主义;扩大法官对证据调查和对拒不出庭证人的司法处分权;建立证据展示制度;赋予被告人以沉默权;培养法官当庭采纳证据的能力;建立严格的评议程序,采用不记名投票的方式确定被告人罪名及量刑。     

浅析品格证据规则

我国学术界有关品格证据的研究相对薄弱,实证研究成果也很少见。但在司法实践中有关被告人、被害人犯罪记录、性情名誉等品格证据经常被使用。     

小议抓获经过

抓获经过是刑事诉讼中必不可少的一项证据,可以直接反映出影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定罪量刑的各种重要事实和情节。对于完善刑事诉讼证据制度,正确把握刑事案件事实,客观公正地处理案件,维护司法公平具有重要作用。     

质疑不可质疑者--对"以事实为根据"原则的否定性讨论

1 "以事实为依据"原则的权威是建立在缺乏理性分析的信念之上。2 "案件事实"在司法领域和诉讼领域过程中是已经虚无化的存在。3 司法实践中实行的是"以证据为根据"的原则,但是,证据同"事实"本体有原则的区别。4 "以事实为依据"的原则是阻碍中国证据规则研究深入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论“疑罪从无”和“发回重审”的冲突和对策

通过对"疑罪从无"和"发回重审"的利弊分析,提出了以"疑罪从无"为原则改革"发回重审"制度的若干建议,旨在消除法律制度冲突,最大限度地发挥刑事二审程序的纠错功能,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浅论上诉不加刑原则

上诉不加刑原则是保护被告人上诉权的一项重要原则，应从三个方面把握其特点：上诉人的范围特定，只有被告人一方上诉，不得加重处罚；我国法律对上诉不加刑原则适用的限制性规定；司法实践中上诉不加刑原则适用上存在的争议。     

论我国民事再审事由中“新的证据”的限制

再审程序是对当事人权利的非正常的救济程序,其启动应予以合理的限制,再审事由的设立即是以此为目的的,只有通过立法的不断完善使法定再审事由更加明确,才能更好地确定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权利范围以及检察院抗诉的案件范围。而我国现行法律对于"新的证据"的规定的不确定以及司法解释的相互矛盾给司法实践带来了一些潜在的问题。文章通过对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关于新证据的规定进行分析,指出现行立法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对新证据的范围予以限制的建议。     

法律基本原则与普通公民的量刑决策——来自实验的证据

无罪推定原则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中国司法过程中审判人员需遵守的基本法律原则。为考察普通公民的自然正义观是否和这两项基本的法律原则具有一致性，本研究以198名非法学专业大学生为被试，要求被试对一桩故意杀人案的嫌疑人进行法律裁决。实验结果表明：在确证有罪的条件下，被试判决的刑期远远高于无证据的条件，表明被试的自然正义观和法律基本原则之间存在一定的一致性；当有较强证据但无确证的情况下，被试对嫌疑人的量刑要重于无证据的情况，违反了疑罪从无原则；当嫌疑人的身份为某官员之子时，被试对嫌疑人的量刑比当嫌疑人的身份为农民时更严重，违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受害者的不同身份在量刑的差异上不显著。可见，普通社会成员的法律公正观有一定的主观性，对于两项基本原则的遵循存在偏差，容易受到情绪、道德观念的影响，表现出有限理性的特点。     

我国诉讼证明标准及其缺陷分析

诉讼证明标准是证据制度的核心内容,长久以来,基于种种原因,我国采用的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绝对确定的一元化诉讼证明标准,然而这一诉讼证明标准曲解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无视三大诉讼以及相关诉讼证据制度的特点,有碍程序自身伦理价值的实现,同时又与法治国家的司法实践相左。绝对确定的一元化诉讼证明标准存在缺陷,因此一元化证明标准必然向多元化证明标准进行转变。     

刑事诉讼价值取向:个体利益优先

公正是刑事诉讼的最高价值。我国刑事诉讼改革的目标应当是追求司法的公正和正义，而完善被告人的权利保障机制应是刑事诉讼改革的重要内容。确定个体利益优先即被告人利益优先作为刑事诉讼的价值取向，是我国刑事诉讼走向公正明的重要举措。     

对我国证据开示制度的改进

建立完善的控辩双方证据开示制度,是国家法制建设的需要。我国司法实践当中证据开示制度存在不足,需要依据必要的原则进行改进。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对我国刑事诉讼意义深远。     

论刑事一事不再理原则适用的客观范围

一事不再理原则是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之一，但是对一事不再理原则的“一事”之范围的理论与实践却存在较大的差异。文章借鉴两大法系主要国家刑事司法理论与实践，结合我国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对一事不再理原更《适用的“亭、人、时间”及其例外与扩张情形展开探讨，认为一事不再理原则适用于“同一性之公诉事实”及受刑事指控之嫌疑人、被告人，于裁判确定后发生效力，以有利于被告原则为例外，扩张于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     

浅议我国印证证明模式下的自由心证

我国刑事诉讼的“印证证明模式”下的自由心证以追求案件真相为价值取向,立法制定了较高的证明标准。这导致在司法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不利于发现案件真相,保护被告人的权益。在探讨自由心证制度的基础上,结合我国证据制度的实际情况,建议对我国的自由心证制度进行重构。     

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必要性

通过阐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外国和国际社会的完善和发展，充分论证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一项人权保障规则，它的出现顺应了20世纪以来对人权保护的潮流。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立法、司法和理论界的状况看，认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十分．必要，它是深化司法改革的需要，体现了权力与权利平衡、维护司法纯洁性和程序公正等理念。     

证据开示制度理论梳理

我国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目标之一就是建立以控审分离、控辩对抗为基点的新的庭审方式,而在我国建立完善的证据开示制度有利于辩护权得到保障,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有利于发现案件真实,保证案件的审判质量,实现诉讼公正和程序公开,有利于节省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益。本文从多元视角透析并梳理证据开示制度相关理论,以求对证据法发展有所裨益。     

论上诉不加刑原则

“上诉不加刑原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一个重要原则,本文认为“上诉不加刑原则”与我国现行的审判监督程序之间存在内在矛盾。即“上诉不加刑原则”注重保障被告人的上诉权,实现程序公正,而审判监督程序则侧重于实体公正的发现。进而提出在审判监督程序中建立有条件的不加刑制度,充分维护被告人的上诉权,以实现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思考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的基本规则和标志性制度,反映当今刑事诉讼中不再一味关注查明案件事实,人权保障和程序正义同样是司法机关追求的价值。2012年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从立法上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该制度的确立有助于保护被告人权利,加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同时也对检察机关的执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     

新证据制度下侦查模式的运用与发展

随着《刑事诉讼法》的修订与完善，我国证据制度再次翻入新的篇章。证据，作为刑事诉讼的基石，种类得到进一步的明确，对于一直没有得到具体划分的证据盲区，也得到“正身”。证据，在实践运用当中的作用和价值也愈发的明晰，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间的过渡也得到较为充分的衔接。基于新《刑事诉讼法》的证据制度在得到进一步法律规范的同时，着重强调对于证据制度合法化的强化，突出了法律的严密性和复杂性。在具体实践与运用中，督促侦查机关工作模式的合法化与合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