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与民主政治二重关系

科学技术对民主政治的效用问题素为学界争论，且意见不一。我们在此也试做探讨，并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只是民主政治的有利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过度强调科学技术的决定性作用只会导致唯科学主义和人类理性的自负，其结果必将摧毁民主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把民主推向不归之路。理清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并提出相应对策，将对中国的民主建设大有裨益。     

民主,科学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

［编者按］八十年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哲们从西方请来了“德先生”（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民主）和“赛先生”（ｓｃｉｅｎｃｅ，科学），在中国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启蒙运动，以期救治中国政治的黑暗和经济、文化、思想的落后。中国人从此迈开了政治现代化和思想现代化的坚实步伐。时至今日，民主和科学虽然在古老的中华大地登岸，特别在近二十年也取得了诸多成就，但其进展似乎仍未能尽如人意，遑论在中国的社会肌体和民众的意识和潜意识中生根。看来，民主和科学将仍然是二十一世纪中国思想启蒙的主题和社会建制的目标，是中国走向物的现…     

牟宗三“内圣开出新外王”思想中科学的地位

牟宗三认为由内圣开出新外王,即从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开出民主和科学,是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核心任务。这里有四层意思:1.内圣开出新外王,就是从文化理念的层面,接通儒学与民主科学从而刷新中国传统文化;2.内圣开出科学,即是要给科学以独立性;3.在民主和科学二者的关系上,民主更为重要;4.科学要摆脱传统政治和道德的束缚,又需要接受价值理想的指引。     

试析苏联的政治文化传统对国家科技政策的影响

俄罗斯在苏联时期的国家科技政策主要表现为高度集中的科技管理体制和坚定不移的军事战略导向，这种体制的形成有其坚固的政治文化基础，即苏联政治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大国意识”和专制主义。本文力图说明，科学文化和自由、民主意识才是现代文明的思想基础，国家的现代化根本上讲是文化的进步，只有彻底清除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才能实现国家政治文化水平的提高，从而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最终有利于国家向现代文明社会的过渡。     

论萨托利的消极技术民主观

萨托利的消极技术民主观源于对唯科学主义的警惕和戒惧。唯科学主义分为客观主义、集体主义和历史主义,具有导致极权主义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易损害民主信仰、民主程序和民主过程。捍卫民主必须回归其本源,重视科学反对唯科学主义、重视理性反对唯理性主义,设置技术与民主的边界,以政治平等原则抵制专家治国的越界。     

技术的民主化向度——哈贝马斯的技术观

哈贝马斯认为，技术的扩张导致了民主的缺失，为此，他立足于交往行动理论，提出民主的第三种模式——话语民主。在他看来，科学、技术作为商谈活动，具有民主化的向度，科学（技术）与政治和社会公众之间可以进行民主对话。     

试论我国传统政治文化及其对建国初期科技政策的影响

本文首先阐明了传统政治文化的概念，并论述了“内圣外王”、义利之辨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内容和功能。     

从自主的技术到技术的政治--L.温纳(Langdon Winner)的技术哲学思想及启示

本文考察了温纳的技术哲学思想.从研究自主技术出发,分析了温纳自主技术观的根基、表现,并在研究技术作为政治现象的两种方式的基础上,探讨了温纳所提出的技术的政治,包括技术的内在政治性本质、技术作为政治现象的特征以及控制技术的可能.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技术已经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技术的民主控制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伯格曼技术哲学的政治与伦理向度

从技术物-设计视角来重构装置范式、焦点物及实践等范畴,不能完全把握伯格曼技术哲学的关键向度,其改革主张隐含了转变技术文化的政治和伦理诉求:通过对技术与民主的政治哲学批判,重提在自由民主中未被言明的美好生活问题;通过对技术与美好生活观念的伦理反思,构建关于技术文化的伦理原则.因此,阐明这两个向度为理解伯格曼技术哲学提供了...     

知识民主及其特征与局限

知识民主自20世纪90年代提出以来逐渐成为学者关注的热点,但就知识民主的民主形式及特征还缺乏系统探讨。历史上民主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古希腊直接民主到近代代议制民主再到当代的协商民主。在知识社会中,依托于知识这一中心资源,需要发展一种在知识生产、传播和运用阶段容纳所有主体平等参与和理性协商的民主形式,即知识民主。知识民主具有三个典型特征:多元主体参与、理性协商和知识的平等共享。作为一种规范的民主形式,知识民主在实践过程中有其局限性。     

中国原子弹研制中的风险问题初探

本文探讨了从风险视角出发研究中国原子弹工程的意义和优势,对中国原子弹工程中的风险构成要素(技术风险、军事风险和社会风险)进行了分析和论述,并围绕如何应对技术风险的问题,总结出三点成功经验,即权衡风险要素、强化资源配置和加强民主决策。     

解读"风险社会"理论

“风险社会”理论指出:随着科学技术与现代化的高速发展,人类社会已经开始由以财富分配为主题的阶级社会向以风险分配为主题的风险社会转化,并由此导致了一系列社会结构和政治上的变迁,包括个体化进程、对科学技术和政治体制的反思等等。风险社会理论对中国的社会发展有相当的政策价值。     

知识与政治:女性主义立场论的批判性反思

本文分析了女性主义立场论与马克思主义阶级立场理论的亲合与分离以及其激进的政治立场所面临的困境,指出当放弃了对多元立场的独断论的政治赋权,温和的女性主义立场论对科学与政治关系的认识将呈现出更民主与更合理的理论向度。     

论元代科学技术和元代社会

宋元时期是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发展的高潮，而元代实堪称为其顶峰。文章探讨了元代科技发展的整体水平，及其与元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哲学思想、文化交流等方方面面的相互关系，从而探讨元代科技发展起伏的社会原因。     

从“鲲龙”命名说起

随着经济、政治的发展,我国文化越来越受到重视,体现在科技领域,文化对科技产品名称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文章通过运用文献查阅法、调查法先对“鲲龙”名称进行介绍,随后又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产品命名现状、特别案例及其命名反思进行分析,以表明我国科技产品中国名称的命名特点及文化对其发展的影响。     

PUS研究的两种思路

本文评析了目前PUS(公众理解科学)研究中存在的两种思路和主张,以及相关学者在这两种思路下所做的工作.两种思路的倡导者都在历次全国及跨国调查的范围内,构建自己的分析模型,都为PUS研究作出了引人注目的贡献.     

科学精英的角色重构:钱三强晚年的科学活动与贡献

钱三强晚年为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一方面,从管理和体制的层面,推动中国科学规范制度的完善;另一方面,积极支持和推动中国软科学事业的建制化,亲自主持组建了多个软科学组织。像钱三强这样的科学精英,由于多种因素,其角色往往由科学家转换为战略家。由科学精英挂帅推进科学的社会建制化工作,已成为中国科技体制的显著特点。钱三强等中国科学精英的角色重构,不仅为中国科学社会学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坚实的案例支撑,同时也为理解新中国科技体制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一个生动而深刻的切入点。     

从“科学救国”到“科学不能救国”——近代中国“科学救国”思潮的演进

以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序幕的"科学救国"思潮,在甲午战争之后让位于"改良"与"革命"的"政治救国"浪潮。民国建立后,在实业建国和"政治并不能救国"的影响下,"科学救国"思潮再次勃兴,并促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但就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涨之际,"科学不能救国"的声音出现,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中西文化论争中,科学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祸首";二是在政治革命实践如火如荼影响下,政治革命再次取代科学成为救国的工具;第三,随着中国科学的发展与社会历史的变动,国人逐渐认识到科学不仅仅是救国工具,它自身还具有丰富的内涵,其本质是扩展人类知识视野,科学终于完成了从救国工具向追求真理的学术事业转变,回归科学本身。"科学救国"思潮在近代中国的演化,展现了学术与政治的一种关系:如果不是因为学术本身而是其他因素诸如外敌入侵或意识形态等外在力量使学术成为某种工具,那么,一旦这种外在因素与条件不存在了,学术作为工具的作用也就消失,最终恢复其本身的面目,其发展也就步入正轨。但吊诡的是,学术在中国大多时候总是作为一种工具被利用,不能显现其本来的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