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与灵感思维

当今处于“信息时代”、面临“信息变革”,“知识暴涨”的冲击,人们已不满于对思维原有的理解,国内外学术界逐渐重视对灵感的研究。我国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教授曾对灵感作过精辟的论述。钱学森教授指出:“不仅有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而且还有灵感思维。”不过,值得提出,目前关于灵感的研究尚远未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学术界对灵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不予承认,有的认为只是一种心理状态而非思维形式,有的认为是苦思力索后的“顿悟”现象等。刘奎林在《灵感思维与科学发现》一文中对灵感作了理论假设,钱学森教授表示赞同。刘奎林认为;“灵感是显意识和潜意识的相互作用。”认为:     

生态农业概念歧义的辨析与整合

生态农业原为西方发达国家多种对于石油农业的替代农业中的一种。传入我国以后,一个与西方生态农业不同的“中国生态农业”概念被提了出来;８０年代中期以来,国际上及我国又广泛使用与生态农业有关联的“可持续农业”术语,使得有关生态农业的概念颇多歧义。本文从概念的提出、形成的背景、传承演变及对不同国情的适用性等方面,对之作出辨析和整合。     

对西方学界有关族群(ethnic group)释义的辨析

从西方学界有关这一术语的部分定义入手 ,从中抽取其普遍的要素进行应用性的分析 ,将这一术语的含义和应用限定于人类社会“族类”共同体范畴 ,并通过图式化的说明 ,就西方国家释义和应用这一术语的情况进行了辨识 ,以期为该术语在“本土化”(族群 )过程中如何理解其含义和怎样把握其应用的边界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背景     

互文见义与古诗翻译

“互文”在中国学术传统中没有形成一种系统的理论,只是一个训诂术语、修辞方式术语,其最基本、最简单的含义就是:“互文见义”。中国文化界中的互文见义概念和西方学术界中的互文性理论有其各自的渊源和内涵,但也存在一定的共性,本文试通过分析互文见义的渊源、主要含义、其与西方互文性理论的异同点,来探讨有关互文性文本的翻译。     

批评史构建中的批评文体视角

无论作为一个术语还是一门学科，“文学批评史”都是舶来品，这导致了西方文学观念、批评方法和书写体例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编撰的决定性影响。已有的批评史著作和教材，无论是通史、断代史，还是分体史，大体上是以西释中，在西方文论的理论框架内排比中国文论的材料。这就潜伏着危机：中西文化观念的异质性使得阐释深入不下去，众多论著在同一层次上作重复研究。有学者说，“如果我们还承认批评（本身）是文学经验的触角，并将之看作是一种与探索文学经验有关的、既表现思想又体现乐趣的活动，那么批评史就不应仅仅是一种枯燥无味的编年史或者罗列批评家及其经典著作与言论的‘光荣榜’。”     

意象:诗歌的阐释与探奥

意象，这一术语，最早可上溯至《易经·系辞》：“圣人立象以尽意。”刘勰在《文心雕龙》的《神思》篇中曾明确提到：“窥意象而运斤．”司空图在《诗品》的《缜密》篇中也谈到：“意象欲去，造化已奇。”此后的诗论家便对这一术语普遍使用起来。“意象”成为“表意之象”。然而，现代中国诗歌所广泛运用的“意象”，并不是对古代“意象”这一术语的简单沿袭，实际上已注入现代心理学的内涵．西方心理学中有jmase一词，意为外界事物在头脑中留下的影象。我们一些学者便借用了这一古术语．把它译成“意象”。（也有译成。“心象”的）在心理…     

王夫之诗学中的灵感论

王夫之非常重视诗的灵感，他常用“兴会”、“即景会心”和“现量”等术语探讨灵感问题。在他看来，灵感是诗人即景会心、意无预设、呈现神理的创造性直觉。灵感具有突发性、直觉性、创造性和言与意的统一性等方面的特征。王夫之的灵感论散见于其诗学论中，与他的哲学思想、诗学观念和诗歌鉴赏经验相贯通．显得微妙、深遂而又富于创见。     

许渊冲翻译理论和1995年《红与黑》汉译大调查

1995年的《红与黑》汉译大调查实际上是关于以许渊冲为代表的中国翻译理论“再创造论”与披着西方翻译理论外衣的虚假的“等值翻译”理论优劣的调查。中国一些理论家将西方翻译理论核心术语equivalent/equivalence（相似或相当）误读和误译成“等值”而产生的所谓的“等值翻译”理论。大调查的组织者用披着西方翻译理论外衣的“等值论”假理论打败了中国的“再创造论”真理论。1995年的《红与黑》汉译大调查在翻译理论界产生的负面影响必须清除。     

“气”、“有无相生”与中国艺术美

中国艺术美在世界艺术美学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西方人看不懂中国画就如中国人听不懂交响乐。那么，中国艺术美的妙处何在？本文论述了这个问题，即中国艺术美的根基在中国哲学，其妙处就在“气”与“有无相生”。     

灵感和灵感的诱发

一、灵感是客观存在的灵感是人类在创造性活动中出现的一种复杂的心理现象。对这种奇妙的心理现象的思考和追求由来已久,但在我国曾一度被列为禁区,甚至否定它的存在,认为灵感只是主观臆想而加以批判,1980年7月钱学森在《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一封信》中明确指出“灵感”在创造性思维中是不同于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思维形式。1981年他两次提议,把灵感思维、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并列,并指出“我们掌握了灵感学,人的创造能力将普遍地极大提高,有利于提高创造性的效率。”爱因斯坦依据自己的科学创造实践得出结论:“我相信直觉和灵感”,他一再强调在科学创造过程中,从科学观察和实验到一种新颖见解的脱颖而     

浅论“灵感”之根

“灵感”是创作的冲动，是创作者渴望的一种激情。灵感对于文学艺术的创作是异常重要的。许多中外成功作家虽然对灵感的认识不尽相同，但他们的创作“灵感”都是来自生活、积累、勤奋、艰辛、热情。现实生活是灵感之根，艰辛创作是灵感之源。     

西方学界对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的回顾

通过近几十年来西方学界在中国研究中对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论述及价值视点的流变的考察,将这一学术脉络置于西方自身的理论传统之下讨论,以观察中国研究对西方学统的依附关系以及其基于不同学术传统的转向。     

物理教学中灵感思维的培养策略研究

本文是笔者对“创新思维在高中物理课堂教学中的培养”课题研究中的一项研究专题。在人类的创新思维的智慧王国里,最令人困惑和神往的就是灵感(inspiration)了。物理课堂是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重要阵地。因此,需要探讨课堂教学中培养和诱发灵感思维的规律和方法。本文调查分析了在物理课堂教学中诱发灵感思维的因素,论述了物理灵感思维的特性以及在物理教学中促成灵感思维的策略。     

“微分”和“积分”二术语的来龙去脉

中国古代的传统数学中很早就有了"微分"和"积分"二术语,在中国古代传统数学著作《九章算术注》中就多次出现,其意义是无限分割和无穷叠加。而作为微积分理论中表示无穷小分析的"微分"和"积分"二术语则是在1859年的《代微积拾级》中首次出现。"微分"和"积分"二术语是中国数学家李善兰和西方传教士伟烈亚力合译时共同选用的。通过历史文献的梳理,得出"微分"和"积分"二术语的翻译可以说是李善兰翻译西方数学著作中名词意译的典范。     

寻找民族国家的依据——评田兆元《神话与中国社会》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各种神话记载，但中国人对神话的研究却是始于西方社会科学的传人。在此之前，中国人以自己的思维方式理解神话，其态度要么“子不语”或“搜神”、“括异”，要么投入到现实的功利主义的利用之中。按西方人的理解，神话是宗教体系中的一个部分，但它是一种与历史文献、宗教典籍、神学作品不同的叙事。     

西方人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上)

一些西方人对中国的崛起似乎有一种天生的敏感。早在19世纪初,拿破仑就告诫西方人要“让中国沉睡”。他说:“那里睡着一个巨人。让她睡着,因为她一旦醒来,将震撼整个世界”。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句话已成了许多西方人的口头禅。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在1992年11月28日出版一期中国特刊,刊头就是《当中国醒来时》。西方人对中国的崛起十分关注,其主要观点可概括为以下四个问题。     

新见解:“CHINA”一词来源于丝绸

关于英文“CHINA”一词的来历，一直有三种说法。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来源于“瓷器”一词，因为在英语中，中国和瓷器都是“CHINA”。另外，也有人认为，“CHINA”一词的产生，与两千多年前中国第一个统一的王朝“秦”有关（英文中“秦”的翻译是“CHIN”）。还有一种观点，则把“CHINA”与茶叶挂上了钩。最近，上海东华大学教授周启澄公布了他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周教授精通多种西方语言，他通过对西方语言演变史和中西方文化交流史的研究，认为“CHINA”一词来源于中国的丝绸。按照欧洲语言的演变历史，周教授对丝绸与“CHINA…     

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论述

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理论宝库中一颗灿烂的明珠,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笔者仅就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光辉论述,谈几点粗浅的学习体会。一、“人民民主专政”是党领导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中国自从一八四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先进的中国人如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等,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寻找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也曾经进行了一系     

中国古代诗学中的创作灵感论

"灵感"最早是西方宗教中的概念,本意是"神的昭示"和"灵气".在中国古代诗学论著和作品中没有出现过现代意义上的"灵感"一词,但是对创作心理状态的描述则颇早。介绍了"灵感"一词的渊源,整理了我国古代诗学论著或作品中与之相关的描述,并进行了归类和分析。探讨了创造和把握灵感的方法。     

“Kungfu”词语的溯源研究

“Kung fu”是中国武术在英语国家的代名词,更是全世界认同的中华文化标志性符号。文中运用文献资料法和考据法从语义变迁与词典收录两个视角对“Kung fu”进行溯源研究。研究发现：法国传教士钱德明于1779年首次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功夫”,并在著作中将“功夫”译作法语“Cong-fou”, 含义是“一种道家医学治疗体系”;英国传教士师惟善于1869年开创性地使用了流行至今的“Kung fu”, 并在中国武术语境下论述了对“Kung fu”的理解,认为“Kung fu”是中国道士、僧侣练习的一种以强身健体为目的的规范性健身操;英国传教士德贞于1870—1895年间系统阐释了“Kung fu”的含义,认为 “Kung fu”是中国道教的一种内家功法;至1920年,英文纸媒已普遍将“Kung fu”一词与“中国武术”画上等号。20世纪70年代初,李小龙通过功夫电影迅速提升了“Kung fu”一词在西方世界的普及度。1976 年,国际权威英语词典《牛津英语词典》正式收录“Kung fu”一词,给出了6条引注,使其获得了语言学意义上的合法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