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儒学：关于“实践”的“理论”——答干春松教授

生活儒学乃是关于儒家实践的一种儒学理论,它本身是作为思想者的儒学家的一种实践方式、而归属于生活实践.生活儒学所关注的是当下的生活实践,因此反对原教旨主义,而努力在仁爱的生活情感的本源上重建儒家的形而上学、形而下学.因此,生活儒学远不仅是一种哲学,而首先是前哲学、前形而上学的生活感悟,这种感悟在对现象学的批判和对儒家思想资源的重新阐释中显现出来.     

儒学之本与儒学的当代意义

人类的文化创新之关键在于开发出新的最根本的人性本体与生活世界之原理,而儒学正逢其时。要创新和复兴儒学,需要深刻认识儒学之本。从中国文化之本源出发,可以引申出一个不同于西方传统的创造理论：无极而太极的层级创化论。此亦儒学的基础及其开始。儒家的开发建立在周易哲学的创造思维与人性自觉的基础上。儒学为知本之学,亦为本体用之学。     

儒家孝道的美学意蕴探析

孝是儒家思想中重要的道德范畴之一,"道"之于孝不仅具有本体、规律和原则的意义,还具有深刻的美学意蕴。崇高是孝道主体的重要审美形象,礼是孝道的行为艺术表达,孝道也表现了道德主体的审美价值倾向,和谐之美是孝道追求的社会终极目标。从一定意义上讲,仁爱之心和正确的审美观是儒家孝道的起码要求和基本前提。当今社会,爱心缺失和审美错位是影响传统孝道美德大力弘扬的瓶颈因素,深入发掘传统孝文化的道德价值和美学价值对于弘扬传统孝道美德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从习气中解放出来＂——马一浮儒学的系统性格及其旨要

马一浮一生以儒为宗,贞守儒家义理.接续圣贤血脉于垂绝是其儒学的整体性关注、以儒为宗思想的时代性表述,亦是他晚年萦绕不去的关怀.综会<六艺>于一心的本质性格、内容总纲,指示回向原典、回向生命以接续圣贤血脉的正路,以"去除习染"充实宋明儒"变化气质"核心课题的工夫论纲领,破习以见性,形成马一浮儒学的系统性格.配合着以儒释儒的诠释性格、经学形式与诠释语言的古典形式,所呈现的面相与立场,是一典型的传统主义,亦可权说为一原典主义.他特别强调去除习气(习染)的为学工夫,认为"从上圣贤,教人识取自性,从习气中解放出来".他的习气概念概括了"气质之偏,物欲之蔽"而有七层涵义,且以私见之蔽或知见障为习气之深者."变化气质之偏"则又是他讲及"变化气质"时的实际概念.他总判习气是心中之夷狄,埋没本性之具.他判"今人类只在习气中生活".马先生为儒之狷者清者,不跟着举世风靡的习气走.他的传统主义的立场是对"举世风靡"的存在的超越,亦是对"举世风靡"超尘拔俗之"慧照内发".马一浮儒学所透射出来的一个文化深意要义是人生不能建立在习气上,人类社会不能建立在习气上,世界不能建立在习气上.     

宋明理学对传统法律文化的意义

宋明理学是元明清社会正统意识形态,无疑对传统法律文化产生重大影响.宋明理学义理法律思想寓政治、道德与法律为一体,将义理观视为根本立法司法原则,进一步强化了传统法律文化的道德化与政治化.宋明理学对义利之辨、士商经济、君臣之义、法的性质等重新演绎,触动民事法律的扩大化,改变了社会诉讼观念,客观上又给高度君主专制法律体系留存了一丝民主倾向.宋明理学"从政为民"、"宽以养民"、"严以治吏"影响了宋元以后统治者立法思想.理学理论与实践社会简约化、世俗化、素民化的经世致用观念推动了传统法律社会化.     

儒家和谐到异化的历史性转向——论朱熹理学对儒学道德思想的异化及其后果

通过分析朱熹理学道德观对于先秦儒学道德思想的异化,指出理学在其对儒家之贡献背后包含着对儒家思想的异化与侵蚀。它一方面使先秦儒学走向停滞,使中国的思想文化走向停滞,压制了思想创新;另一方面,它在社会的历史实践,固化了纲常伦理道德,强化了君主专制。     

让我们生活得更好

<正>2013年生活与发展国际会议于11月8~9日在杭州举行。会议由浙江大学主办。来自中、美、英、瑞典、瑞士、比利时、意大利、爱尔兰、捷克等国的50多名代表参加,140多人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主题为"让我们生活得更好"。(1)对中国当下转型发展中若干重要问题的人文思考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杜维明从儒学的视角对"人的复合主体性"进行了阐释。他认为,儒家的"为己之学",就是既有群体性,又有     

辟枉解蔽 批儒尊孔

荀子因应战国后期思想界话语环境的变化,展开了批判先秦诸子之历史活动和思想主张的学术活动。这些活动主要有辟枉、解蔽、批儒等方面内容。荀子期望藉此彰显绍述孔子学统,尊孔隆礼,“净化”儒家理想人格,廓清儒学发展的道路和儒家门户。这种学术批评实践,排除了其他学派对儒学可能造成的非理性渗透和侵蚀,对秦以后儒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厘清方向的作用,并使其避免了其他先秦诸子之学的命运——退向边缘或走向消解。     

《论语》中的“君子”“小人”刍议

《论语》中"君子"、"小人"等核心概念折射出儒学的政治意识形态、社会道德体系,可将之看作一种学术传统及生活形态。对其进行新的探讨和归纳解释,可为我们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开拓出新的出路,并为正确理解《论语》提供有依据的诠释。     

论黎汝谦《夷牢溪庐文钞》的儒学思想——兼论近代儒学与文学之互动

黎汝谦《夷牢溪庐文钞》是近代中国社会政治、历史、文化与文学等的集中反映,其中蕴含丰富的儒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其一,以仁、义、孝、敬以及乐善好施等道德标准去品评人物,特别是据《诗经》等儒家典籍去品评贞女节妇,而且,还以儒学标准品评外国士人.其二,主张以儒家思想修身、治学和为文.儒学成为黎汝谦生活行动指南,包括文学创作.其三,以儒家思想品评诗歌,尤其是据《诗经》评诗,并且以儒学标准品评朝鲜、日本诗人创作.《夷牢溪庐文钞》体现的不仅是黎汝谦个人文学创作的儒学化色彩,而且反映了近代中国儒学与文学之间的密切互动关系,更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了对近代东方诸国儒学的发展以及儒学与文学关系的审视.     

中国传统生命哲学论纲——兼论传统生命哲学对生命教育的意义

以儒道释为主干的中国传统哲学本质上是一种生命哲学,其主旨在于围绕人的“生命”来展开教训、智慧、学问与修行。儒道释哲学对生命智慧的阐发各有侧重,儒家主要从入世的立场来寻求生命的安顿、调护和完成,强调此生生命历程的担当与责任;佛家主要从出世的立场来看破生命之苦的实相,追求生命之苦的解脱之道;道家则介乎两者之间,追求个体生命的自然与洒脱,三者共同构筑了中国生命哲学的基本精神。面对当代国人“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的生命智慧缺失,传统的生命智慧为今天的生命教育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先秦儒家的财富动力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人类历史就是人类不断地创造财富用以满足人类需要的历史,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时代,人们在财富的创造过程中受不同的财富观念的支配,不同的财富观决定了不同的价值导向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财富创造的动力和激情。先秦儒家的经济文化思想是中国经济文化思想的源头活水。儒家思想对人与人之间关系协调的重视超过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因而,更重视如何在社会各个阶级之间分配财富而不是如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的总量;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儒家强调天人合一,不具有西方那种征服自然的强烈意识;对人们生财取利的经济行为的道德评价上,先秦儒家主张“以义制利”、“见利思义”、“富而好礼”,认为“义”是体现人的尊严和价值的终极价值;在对人们的求利欲望的分析上,把经济政治化、经济道德化,给本来作为手段、作为财富形式的金钱本身披上道德的外衣。受儒家传统财富观的熏陶,中华民族缺少了创造物质财富的冲动,但却营造了一个和谐的社会。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致富思源”,这个“源”不仅是财富的源泉,而且包括那些对民族发展与富强产生积极作用和巨大推动力量的价值观、理念和思想。这就要求我们要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和未来学的眼光去重新审视和重新认识先秦儒家的经济文化思想,并实现对传统的超越。     

论儒学义利之辨及其当代启示

儒学的义利之辨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关系重大。所谓叶适“功利之说”实出于后人的误解,叶适、朱熹的分歧在于：叶适强调义利的统一,朱熹强调义利的冲突,而朱叶所据以争辩的董仲舒的名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系班固改作,班固的贬利观念是从反面受荀况、韩非影响。孟子“何必日利”,孔子“罕言利”自有深意,但孔子将义,利割裂,导致后世的中国社会向“义”与“利”绝对的两极分化。当代社会讲义不计利或讲利不重义这两种倾向都是值得反省的,问题最终归结为价值观。     

“儒家三论”与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

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内容丰富多彩,尤其是“儒家三论“,即“人性论“、“修养论“、“人伦论“,是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精华,它彰显儒家人格魅力,展示儒家人性光辉,体现儒家应遵循的社会、家庭、伦理、道德秩序,具有积极的精神动力作用。并与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存在一定的一致性,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与和谐社会构建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乐天知命”与“安之若命”——儒家生死智慧之现代诠释

现代人面对“生死”之关,皆难以达到“认”的态度;而如果一旦达到这种“认”,也就意味着人们对个我生命即将结束这个事实承认后的接受,于是,他或她可以进入到万般挣扎之后的某种心理上的平安状态。但是,处于“认”之阶段的人．他们对死亡的接受往往是无可奈何的、非心甘情愿的、被动与被迫的,只有由对个体生命生死之必然性的“认”,上升为对人类整体生命之生生死死之必然性的体认,并最终意识到宇宙万物皆有生死成毁之必然性,人们才能获得对死亡自觉自愿的接受,并在面对自我之死时做到完全的坦然和释然,这即是由“认”到“命”的过程,中国古代儒家学者称之为“乐天知命”。终极关怀与普遍性宗教信仰缺失的中国人,面对生死之关,大多数人也只能或只有依赖“命定”的思想观念,在这方面,中国传统的儒家生死智慧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的应用价值。     

浅析儒家“大同”思想及影响

儒家在《礼记.礼运篇》中所阐发的"大同"思想,不仅在古代社会犹如理想灯塔之光,给予中国人以生命的希望,而且更深刻地影响着近代中国为实现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的仁人志士,现又成为中华民族为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精神动力之一。     

《红楼梦》主题的思想解读

中国传统思想中儒家为中国人提供了一条修德与进取的人与社会和谐的道路,道家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找到了寄托,而一少数知识分子体悟到儒道理想的虚假及人生的空漠而走向了自身心灵的和谐与超越,他们在禅宗思想里找到了归宿.<红楼梦>的内容反映了其主题已经超出了中国传统思想的范围,它超越了传统的儒道思想的道路,进入到退避社会、厌弃世问的禅宗思想的范围,但与禅宗以心灵调和社会、自然的思想又不同,<红楼梦>反映的思想已达到了彻悟万物皆空与真如本性的境界.     

论儒家仁教的内涵及其实践方向

儒家的“仁”并不是一种具体的德目 ,而是一切德目的总称。“立己立人立物”、“正己正人正物”、“成己成人成物” ,可归纳为“修己安人”的命题 ,而且实现“修己安人”的最终方法是“仁”。“修己”是指修养自己和安定自己生命的意思。只有从“修己”“安己”到“安人”和“安百姓” ,才能建立起君子外王的根本。以上观点 ,可以为 2 1世纪如何以仁教确立人的主体性 ,确保人的尊严性 ,进而保存自然万物之尊严性、实现人类的共生和谐、人类与自然的共存与和谐等问题提供思想借鉴     

管窥儒家的人学思想

在儒家看来,人伦规范源于天道。儒家的人学思想主旨就是以天命的人伦为依据,以践行人伦,并使人伦关系达到"中和"作为人生的最高成就。而达到这种境界的人即是儒家推崇的理想人格的典范——君子。     

“博物馆化”说与“游魂”说——对两种儒学困境观的比较和反思

1960年代美国学者列文森提出的儒学“博物馆化”说认为传统的儒学不仅仅在知识理论上已经无法为现实提供解释和指导,同时也失去了作用于现实社会的能力。列文森认为儒学的“博物馆化”是儒学人文精神与现代工业社会之冲突导致的必然宿命。余英时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儒学“游魂说”则重在反思当代儒学研究与现实生活脱离,从而导致了儒学仅仅成为知识理论化的存在。儒学的人文精神并不与现代工业社会存在根本冲突,恰恰相反,儒学人文教化的精神适足以为解决社会分工带来的异化问题提供文化资源。儒学的复兴必须是学术理论层面的突破和社会文化生活的建设同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