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小说评点对八股文体式的借用

明清小说评点从评点方式、内容到评点语言、体式,都不约而同地借鉴了八股文理论,包括章法理论和评点理论。在评点体式上,一些小说评点者模仿八股文写作,并分别借用了八股文的代言方式和八股形式,使小说评点类似八股文章,其体式也带有鲜明的八股文色彩。     

汤显祖和八股文

本文对汤显祖和八股文的关系,大致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分析：参加八股科举的经历;八股文在思想内容上的创新,八股文的影响,写作八股文的具体情况。     

科举与音韵——明代音韵学繁荣的原因

在中国历史上延续四百多年的八股文,对当时的政治、思想、学术、文化、社会风习及思维方式等各个方面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作为中国传统学问之一的音韵学也不例外。通过对明代科举内容的考察,并与宋代科举相对照,认为八股举业并未限制明人的诗赋创作,八股文讲究骈偶对仗的声律要求,客观上对明代音韵学的发展和传播起到了促进作用。     

科举与音韵——明代音韵学繁荣的原因

在中国历史上延续四百多年的八股文,对当时的政治、思想、学术、文化、社会风习及思维方式等各个方面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作为中国传统学问之一的音韵学也不例外.通过对明代科举内容的考察,并与宋代科举相对照,认为八股举业并未限制明人的诗赋创作,八股文讲究骈偶对仗的声律要求,客观上对明代音韵学的发展和传播起到了促进作用.     

试析《儒林外史》中八股文人之心态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细致地描摹了八股文人迷信八股、封闭执拗、驯服自卑和虚伪无耻等心态,深刻地揭露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身心的践踏和摧残。上述种种心态的形成,与明清末世文化上软硬兼施的专制主义、八股文人过于单一的角色认同和社会上摧残士人身心的习俗氛围有着密切的联系。     

取士经义八股格成因探析

经义试士始于北宋,八股格式则是在明代前期逐渐形成的。所谓八股,针对的是经义正文部分排比对偶、股与股相连为八的特征,今天我们所说的八股文,指的就是八股格式的经义。取士经义中的八股格式,是经义发展史上影响最大的一种格式。就八股格式的形成原因而言,明代前期古文宗尚对经义创作中排比对偶特征有着直接的影响;同时,经义创作难易则与股与股相连为八的特征有着内在联系。     

王夫之的潘岳、陆机比较批评分析

在潘岳、陆机比较批评历史上，王夫之的批评颇具特色。他许以潘岳为“俗”：从创作内容、创作目的、主体诗气、艺术表现形式等俱是如此。他还认为陆机的诗歌创作以与弟陆云“俱入洛”为界分为前、后期，前期创作符合王夫之标举的雅的规范，且体现了“晋宋风味”这种诗美，而后期创作与潘岳一样，体现着俗。由此可知王夫之的潘、陆比较批评乃是早期陆机与潘岳的比较，批评的结果乃是雅、俗之别。如此鸿沟批评在潘、陆比较批评史上为第一次。如此批评也体现着王夫之诗学思想的某些独特性。     

从《魔瓶》看斯蒂文森在殖民主义问题上的二重性

斯蒂文森在《魔瓶》中从政治经济学意义上向读者揭示了殖民主义原始资本积累的罪恶，他严厉批判了贪婪的西方殖民者并预示他们最终将难逃惩罚。然而，他在小说中也表现出了一定的殖民意识：俯视被殖民地人民，并将东方作为一个供其想象的“他者”。因此，斯蒂文森在殖民主义问题上具有二重性。对于这种二重性，应该辩证、客观地去看待。     

文章之道各自有宜--谈王夫之论诗体

王夫之论诗体，一方面从纵的角度通过诗歌与其他体裁的比较，道出了诗歌的内在本质与文体独特性；另一方面从横的角度通过诗式之比较，肯定古体诗，否定律诗。他对诗体的论述，反映了他的诗学价值观和美学观。     

警惕语文阅读教学设计的“新八股”

目前有许多语文课存在比较严重的“包装”情结：追求形式上的热闹，表面上似乎效果不错，实际不然。面对新课改中出现的这种“新八股”现象，笔者主要从“自主合作探完”，“联系生活学语文”和“尊重学生的个性”三方面来阐述如何警惕新课程背景下语文阅读教学设计的“新八股”，借此不断更新自己的教学理念，以适应新时代对教师的要求。     

试析尼采对虚无主义的克服

尼采对过渡依赖工具理性导致的虚无主义的深刻认识促使他勇敢地肩负起改变这一现状的历史使命,他从希腊悲剧中特别是酒神狄奥尼索斯精神中汲取养分,最终形成以"权力意志"和"永恒轮回"为核心的解释途径。自尼采的这一解决方案提出之日,赞赏推崇者有之,批评不屑者有之,甚至对其产生误解的也不乏其人,然而不管在世人看来他的解决是否在结果上取得成功,至少他对这一难题的解决所付出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倘若我们愿意换一种视角来看的话,或许有新的发现。     

《儒林外史》中溜须拍马描述及其叙事意义

《儒林外史》中人物之间的溜须拍马描述十分丰富,其核心话题往往是功名富贵。八股文士与官员主要谈论“功”;名士主要谈论才名、品貌、家世等,“功”成为区分二者的关键因素。当场景转换时,溜须拍马的话题亦随之迅速切换。讽刺手法的运用,情节反转的设计,有利于塑造溜须拍马者的形象,揭露八股之弊、世态炎凉等社会问题。     

从《姜斋诗话》看王夫之阐释思想——以迦达默尔为参照

本文从宇文所安的《中国文学思想读本》关于王夫之章节中的两句话作为切入点，对其发生进行了理论考察。按着作者的“发现”，把考察的中心着眼于王夫之的阐释意图和近代西方学者的阐释理论的巧合点的探求和考证上，并从源头文本——王夫之的《姜斋诗话》和迦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开始追寻和对比，最终发现其中的那个模糊的焦距，即在“读者中心”上二人的观念上的“不完全的相同”。     

有契于心：袁燮文艺思想之精神内核

袁燮文艺观的形成源于其心学思想。在文艺审美旨趣上，他推崇浑然天成之美境。为达到此种境界，袁燮提出“有契于心”的创作理念，并延伸出书以传心与画以写心的艺术命题。而且“有契于心”也是袁燮的鉴赏理念，他认为观者之于书画重点应在体悟省察作者之道心，从而使自己之本心有所感发。因此，他十分重视文艺创作主体之心性修养，认为这是使文艺作品“有契于心”的根源，也是诗书画是否具有宝藏价值的决定因素。     

王船山的《中庸》新解析——以与朱子解析的比较为中心

文章探讨了王夫之的中庸解析,通过与朱子解析的比较,研究了王夫之解析的特征。王夫之首先探讨了中庸是什么。朱子在《中庸章句》中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王夫之认同朱子对中的解释,但对朱子＂不偏不倚＂是未发之体,＂无过不及＂是已发的作用的说法表示反对。王夫之在未发或已发时,中都是本体。另外朱子说中和之中是本体,时中之中是作用;王夫之则认为中和之中、时中之中都是本体。总之,王夫之主张中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是本体。王夫之对朱子＂庸是平常＂的说法进行了反驳。他说在朱子之前没有＂庸是平常＂这一说法,而且古文献的庸字都是指作用,所以王夫之认为庸是作用的意思,在其理解上,中庸是中的作用。此外,对于《中庸》首章首三句的解析,王夫之的主张如下：1.命不是命令,是法度。2.性和道是人性与人道,不包含物性与物道。1）物性是以人为中心规定的物性。2）物道是以人为中心规定的物道。3）尽物性是尽人所赋予的物性。4）尽人物之性是在＂志可动气、气可动志＂限度之内的。3.教是中庸的核心,教的具体内容是礼。     

铃木虎雄及其中国文学研究

铃木虎雄在现代日本汉学研究方面有开创性贡献，被称为中国文学研究第一人。其研究范围，从《诗经》、《文选》、《文心雕龙》、杜诗、白居易诗，一直到词曲、骈人、八股文和戏剧小说，几乎对中国文学史的各个阶段和各种形式都有专著或论文论及。他的《中国诗史论》出版于1925年，比我国的第一部文学批评史专著－陈中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还要早两年，并对后者产生直接影响。《赋史大要》开启赋史研究。在中国古典文论方面，《文心雕龙》、《文境秘府论》校勘卓有建树。铃木虎雄的多方面学术成果，对于我们研究中国文学及其在日本的影响有重要参考价值。     

"情不能不因时尔":王夫之情论诠义

本文的研究从王夫之的艳词情诗出发,来看王夫之如何从"情"的角度,不以艳词为讳,并解释这些作品的发生原由。试图说明:这些词语,在王夫之的思想世界中,究竟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又该如何与王夫之的生命意义,对人生世界的体悟联结?王夫之到底是以什么样的立场与观点,产生这些作品?目前学术界研究王夫之的文学,多以从文学反思其修身工夫,但反过来看,王夫之的心性论、情论、工夫论,本身就具有美学、诗性的意义,这也是我们值得注意的方向。不过,就整体来看,两者其实是相辅相成的,连续而非独立的,从工夫到文学,从文学到工夫,诗教所至,工夫随之,工夫所现,诗文呈貌,一向是王夫之的立场,本文的研究,就是处理这些问题。     

论黄庭坚学杜及其得失

黄庭坚对杜甫和杜诗非常推崇,既注重其思想意义,更推崇其艺术技巧。黄庭坚在自己的诗歌中大量使用杜诗的典故,作诗喜以杜诗为韵,更重视对杜诗句法的学习。但是,黄庭坚学杜颇有未至之憾,他的诗好用僻典,在句法和形式上故意求奇求怪,并有以文为诗的倾向。他的诗歌题材狭窄,眼界不宽,也缺乏情韵,特别是对民生疾苦不大关心。这都是黄庭坚诗歌的学杜未至之处,也是其诗歌的不足之处。     

《儒林外史》与孝道思想

《儒林外史》通过王冕、匡超人、杜少卿、郭孝子等形象,表达了对于八股取士制度败坏知识分子德行的批评,以及对于作为良好德行内容之一的孝道的推崇,这种孝道是真儒们主张的“礼乐兵农”治国思想的内容之一。     

“以诗为性命”——塞尔赫诗歌刍论

塞尔赫,是清前期满族宗室中享有盛誉的一位诗人,他在满族文学史中地位较高,影响较大。其诗集《晓亭诗钞》为后世所推崇,成为一代宗室诗人之代表作。他从崇唐尊宋的窠臼中解脱出来,独树一帜,以其独特风格成为清前期满族文学史的代表诗人。重点从塞尔赫诗歌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两个方面对其进行较为全面、客观、准确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