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散文诗文体建设的历史回顾

散文诗是外来文体，也是中外文体契合的产物，是20世纪中国特殊的抒情体裁，具有诗化和散文化的双重特点，更多时候被认为是新诗的一种诗体.事实上，它是一种具有文体稳定性和模糊性的独立文体。20世纪中国散文诗经历了从散文化的诗到诗化的散文、从自发的文体到自觉的文体的发展轨迹，其文体建设经历了一条曲折之路。     

论新诗诗形建设及诗体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诗体是对诗的属性的制度化的具体呈现,指诗歌作品的语言秩序及语言体式.诗是最讲究"体"的文体.外国诗歌和中国古代诗歌都形成了相对定型的诗体,如西方诗歌流行十四行诗体.中国古代诗歌形成了格律诗体.新诗是打破"无韵则非诗"作诗信务的特殊文体.长期轻视诗体建设.新诗已经有了近百年历史,现在已经具备了进行诗体建设的条件.百年间在新诗诗体建设上已经有了很多经验与教训.很有必要在此基础上进行大规模的诗体建设.诗的体式包括诗的韵律形式和语言的排列形式,在诗体建设中,特别要重视诗的形体建设.     

“五四”时期三种主要诗体评述

“五四”新诗是中国新诗史上光彩夺目的一页,历来为论者所注目。但是,对“五四”新诗在诗体形式探索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似乎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有鉴于新诗诗体形式的问题是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个分歧点,而“五四”新诗在这方面的探索又是前无古人却后有来者的,因此对“五四”新诗的诗体作一番评述,也许不无现实意义。 我们知道,一个时期的诗体形式和一个时期的审美追求是不能分开的,如果审美追求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那么诗体形式必然是多样的而不是单调的。纵观“五四”时期的新诗,在诗体形式上可谓繁花争艳。鲁迅的《野草》奠定了散文诗的基石,郭沫若等人的诗剧,刘半农、刘大白等人的民歌体新诗,穆木天等人的“素体诗”(即不加标点     

论刘勰诗本体论诗体的规范与进化观

既强调诗体的规范又强调诗体的进化的诗的进化论，是刘勰诗本体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刘勰在诗歌的形式本体上的思想是既保守又激进的，他很重视文体，语言，体验和想象，刘勰诗的形式本体论的主要学说是“诗有恒裁”说：强调诗歌有体，诗人应该有自觉的文体意识，甚至认为四言为正体；又不反对诗体进化，主张“随性适分”、“质文代变”。     

中国新诗的回顾与展望——在香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回顾与21世纪的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从1916年胡适和郭沫若分别在美国和日本开始新诗创作至今，中国新诗已有90年历史。90年来新诗英才辈出，群星璀璨，成果丰硕，成就斐然。新诗的形式风格、语言艺术、诗体建设都为21世纪的诗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新诗作为东方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断地向国外学习的同时，努力“吸收孔子的智慧”，以自己独特的创造性，参与到“东学西渐”和“东化”的文化交流中去。     

三四十年代新诗形式演变轨迹

新诗形式的探索，应和着新诗运动在20年代已经在进行“诗体解放”。进入30年代后，戴望舒倡导的散文美自由体，鲁迅和中国诗歌会倡导的新诗民族形式，以及新月诗派格律体，三足鼎立，并存、交织发展。抗战后的诗坛上，自由体、半格律占据统治地位；40年代中期以后，民歌格律体跃居主导角色。自由体对建国后自由诗的发展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但其散文化弊端也对新诗的健康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新诗民族形式的探索和发展应予充分肯定，而它对五四后的新诗形式的轻视态度，则是有偏颇的。新月时代虽已结束了，音韵美、建筑美的格律诗风仍然牵动着三四十年代乃至今天的新诗发展。     

新诗的诗体重建

我认为,提升自由诗,成形格律体新诗,增多诗体,是新诗诗体重建的三项美学使命。审美视点是创作主体与创作对象的独特关系,是创作主体审美地把握世界的独特方式。不同的审美视点形成艺术门类的分水岭,带来不同的文体可能。诗人要进入诗的世界,首先要获得诗的审美观点。不同的审美视点,使不同文学品种的创作者,在哪怕面对同一审美对象时,也显现出在审美选择和艺术思维上的区别。散文的审美视点偏向绘画,诗的审美视点偏向音乐。诗的视点是内视点。内视点决定了作品对于诗的隶属度,或者说,决定了一首诗的资格程度。     

论于赓虞诗歌的诗体探索

"恶魔诗人"于赓虞致力于新诗诗体的探索。他提出的内容思想化、音节和谐化的散文诗理念,对散文诗的认识上升到了新的高度;同时,他对新格律诗进行了大胆的实验。于赓虞的创作大大丰富了新诗的诗体理论和实践。     

论白话运动对新诗生成的影响

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化大转型时期，由“文言”（古代汉语）到“白话”（现代汉语）这一社会通用语言的巨变是这一时期的重大事件。白话是开启民智、启蒙大众的重要工具，白话运动是面向大众的政治、思想、宗教、文化等改革运动的产物，特别是外国传教运动和中国报业的勃兴都极大地促进了白话运动及新诗运动，催生了白话和新诗。新诗是多元发生的文体，不仅是政治改革和思想文化大变革的产物，更是语言大变革的产物。白话成为社会通用语言决定了平民文学及平民诗歌的主导地位。白话运动对白话诗运动及新诗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决定了新诗革命的激进方式和新诗的非艺术地抒发平民情感的功能和无定型诗体与固定诗家语的文体形态，彻底打破了古代汉诗源远流长的两大传统：诗要有体和诗要有“诗家语”。因此新诗革命既是诗的体式的革命，更是诗的语言的革命。     

梁上泉--一位准现代格律诗人

梁上泉是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中具有独特风格、占有重要地位的诗人,这一评价可以说已成定论.但是对他的研究与认识还说不上充分,尚待进一步深入.仅就其形式特征进行探讨,认为他是一位有明显格律倾向,却尚无自觉格律意识的准现代格律诗人.这对于证实格律体新诗的可行性具有重大意义.     

魏晋山水意识及谢灵运的山水诗

魏晋时期是一个文学体裁多样化的时期,而此时出现的山水诗备受学人关注,它的出现是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分不开的。魏晋时社会动乱、昏暗,个体生命的无所依靠及朝不保夕,使他们感到人生的悲哀和无奈,他们醉心娱乐,去游山玩水,所以出现了游乐诗。不仅如此,当时文人尚谈玄学,老庄思想的兴盛,使精英分子“谈玄’成为一种时尚。由谈玄与游乐结合,形成了山水与玄言杂糅的诗歌。随着文人山水意识的加强,东晋时出现了山水诗宗匠谢灵运,为山水诗的开山立幢建下了丰功伟绩,并对后来山水诗的发展奠定了前人无以超越的基础。     

论禅宗对大历诗风的影响

禅宗尤其是南宗禅在安史之乱后获得了飞速的发展，其影响已经渗透到社会各阶层的方方面面，对于这一时期文人的影响更是巨大。关于大历诗人与禅的关系，近年来学者们无论是专著还是单篇都有论述。不过这些论述多是从一个较宏观的层面来进行探讨。从微观上讲，禅宗兴盛后对大历时期诗歌在诗境、诗情、诗句等方面产生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唐代宫苑后妃诗简论

唐代诗歌代表了中国古代诗歌的最高成就，诗之多、作者之众，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是空间绝后的，其中唐王朝的王后和宫妃也留下一些诗作，这些吟咏或纪游写景、或抒怀言志、或扬娥取宠、或怨刺上政……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她们的心志、苦乐和命运，虽因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她们的诗题材狭窄、感情贫乏，形式拟古滞板，但从中仍可窥见唐宫阀中后妃生活的一些端倪。     

文章之道各自有宜--谈王夫之论诗体

王夫之论诗体，一方面从纵的角度通过诗歌与其他体裁的比较，道出了诗歌的内在本质与文体独特性；另一方面从横的角度通过诗式之比较，肯定古体诗，否定律诗。他对诗体的论述，反映了他的诗学价值观和美学观。     

诗谶，有意味的诗学批评样式

诗谶作为一种隐秘的诗歌类型，贯穿在中国古典诗歌的始终。在诡异奇幻的形式下，它反映出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诗学批评观念，它的存在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因素，是作家生命形态与艺术风格紧密联系的结果。     

《声调四谱图说》简评

汉语诗律是中国古典文学和汉语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长期以来人们只重在近体诗也即格律诗的领域而忽视包括古体诗在内的汉语诗律整体研究。本文对十九世纪清末董文焕的诗律研究集大成之作《声调四谱图说》进行了探讨，总结出其四大特点和贡献，从理论上对其价值进行阐述．并指出在诗律、文学史、汉语等研究领域的意义。     

清诗学问化管窥

清诗以学问见长最根本的原因有二：一是受清代繁盛学术的影响,二是古典诗歌发展的必然结果。清人在诗歌中不仅大量用事用典,而且引学术入诗。清代及民国时期的诗（论）家对诗歌学问化是“爱憎相半”。赞成者不仅重视以学育诗,而且创作时大量以学入诗;反对者也主张以学育诗,但不赞成创作时直接以学入诗。20世纪4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学界还没有认识到学问化是清诗的整体特征,对清诗“学问化”基本上持否定性意见。80年代中叶后．学界开始认识到学问化正是清诗不同于唐诗、宋诗的特征之一,改变了对清诗学问化一概否定的态度,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但还有许多领域处于草昧广袤、人力未施的状态。     

元代词人追和两宋词刍议

元代追和词数量虽少,但从中仍可清晰看出当时词坛对苏辛、周姜词风的不同接受情形。追和苏辛词风之作在元代追和词中几近一半,可见元词审美的主导倾向仍为金词所推重的苏辛豪放一路。唱和、櫽括、拟古等接受形式与追和相互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元代词人追和词的创作。     

俞平伯词史观的渊源与实践

俞平伯的词史观主要集中反映在《〈唐宋词选〉前言》一文中，他认为词发端于民间，是诗进化的结果；词有两条发展道路，分别是以《花间》为代表的“获深”和以苏、辛为代表的“广深”，后者更接近词的本色，为词之正宗。他接受并扩充了黄侃、胡适及王国维的词史观，同时在俞樾、俞陛云的影响下幔取了传统词学理论的精华。他的三本词体鉴赏专著是其词史观的重要实证和阐释。     

唐诗与“五陵少年”

＂五陵少年＂是在汉唐陵寝制度、陵邑文化中孕育出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任侠品质和进取精神,为很多唐代诗人追慕与歌咏。唐诗中＂五陵少年＂所具有的理想光辉、英雄气质和浪漫情怀,是盛唐气象的有机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