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鲁甸“8·3”震后地质灾害发育特征与分布规律

云南鲁甸"8·3"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诱发了大量滑坡、崩塌等次生地质灾害。基于对鲁甸县龙头山幅(G48E006006)地质灾害调查和对典型地质灾害点剖析研究,得出震后地质灾害发育与分布有如下特征:(1)震前地质灾害多以中小型浅层崩塌和滑坡为主,震后诱发了诸如甘家寨、红石岩等大型-特大型滑坡、崩塌,并且形成大量的沟谷崩滑堆积体,丰富了沟谷型泥石流的物源;(2)地质灾害集中分布于震中高烈度区域,以震中区龙头山镇最为集中,沿发震断裂带NNE-NE向构造密集发育;(3)地质灾害呈带状分布,明显受控于河流水系(牛栏江、沙坝河、龙泉河等)、公路(昭巧二级公路、沙乐公路)等线性地貌单元和线性工程。     

“4·20”芦山地震地质灾害遥感快速解译与空间分析

2013年4月20日四川省芦山县发生7.0级地震,地震诱发了大量的崩塌滑坡。利用四川省测绘地理信息局和四川省地质调查院提供的芦山县城、太平镇、宝盛乡、龙门乡、清仁乡、上里镇、思延乡等重灾乡镇的震后高精度航空影像进行了地质灾害体的解译,利用GIS分析了芦山地震诱发的崩塌滑坡的空间分布关系和特征。结果表明崩塌滑坡主要受断层控制,距离发震断层3km范围内分布密度最大;坡度是影响崩滑分布的重要因素,崩滑体主要分布在坡度40°～50°范围内;在海拔高度1～1.5km范围内崩塌滑坡密度最大;距水系400m范围内的崩塌滑坡分布密度最大;白垩系泥岩、砂岩出露的地方容易产生大量崩塌滑坡;崩塌滑坡主要集中分布在Ⅸ烈度区。     

汶川地震与芦山地震次生地质灾害特征对比

"5·12"汶川特大地震和"4·20"芦山地震在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同时,还诱发了大量的崩塌、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地质灾害。基于龙门山地震地质背景,根据已公开发表的成果,结合野外资料,对比分析了汶川地震与芦山地震次生地质灾害的差异,并探讨影响二者差异的因素,得到以下3点认识:(1)芦山地震与汶川地震发震机理不同,但汶川地震对芦山地震具有诱发作用;(2)汶川地震和芦山地震均触发了一系列次生地质灾害,但汶川地震触发的震后次生地质灾害在规模和持续时间上更广泛和持久;(3)水系对地表物质的侵蚀过程因地震驱动的崩滑而被加速。此外,汶川地震的震滑坡量远大于同震岩石隆升增加的山脉体积,未来几十年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将会持续进行。     

2023年积石山Ms6.2级地震同震地质灾害初步分析

2023年12月18日,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县发生Ms6.2级地震,触发了大量同震地质灾害,亟需查明同震地质灾害的基本特征、发育分布规律和成因机制,为震后恢复重建与地质灾害防治提供支撑。本文基于多源高分辨率遥感解译和已有研究成果对比分析,初步揭示了此次地震地质灾害的基本特征和发育分布规律,并探讨了草滩村液化滑坡—泥流的成因机制。结果表明：此次地震Ⅶ度及以上烈度区内共发育1 535处同震地质灾害,主要为中小规模黄土滑坡和浅表层岩质崩塌,集中分布于黄土梁和黄土塬内冲沟两侧、单薄黄土梁两侧以及大型历史滑坡后壁等局部地形较陡峭的部位。地震因素控制了同震地质灾害的区域分布规律,而地形因素控制了同震地质灾害的局部分布规律。同震地质灾害在0.1～0.3 g震峰值加速度区域、发震断层下盘区域、南东坡向、30～60 m坡高范围、斜坡中部以上20～40 m范围分布数量最多。受广泛关注的草滩村“砂涌”灾害本质是饱水黄土在地震作用下发生的液化滑坡。2016年完成的填沟造地工程改变了滑源区地表和地下水流通条件,地下水通道被堵塞,导致地下水位抬升和下部土体饱和可能是该处发生液化滑坡的重要原因。     

九寨沟景区“8.8”震后崩塌灾害发育特征及影响因素

2017年8月8日四川省阿坝州九寨沟县发生里氏(Ms)7.0级地震,震中据九寨沟景区仅5 km,地震诱发大量崩塌、滑坡、泥石流等次生地质灾害,严重威胁景区正常运营。通过对景区则查哇沟两岸8处重大崩塌灾害点深入调查,统计分析崩塌(危岩)规模、分布及变形破坏特征,并结合景区的地质环境,研究地形地貌、地质构造、岩性及地震对崩塌发育的影响。结果表明:该区多发育中、高位崩塌,低位较少;中、高位崩塌具有"归槽效应",形成的崩塌流呈面状破坏,危害性较大。研究结果对防治景区震后崩塌灾害有借鉴价值。     

延安市地质灾害与影响因素耦合分析

受地形地貌、气象水文、地层岩性、植被类型及人类工程活动等的影响,延安市地质灾害频发。以延安市2018年地质灾害普查数据为基础资料,对延安市各县(区)的地质灾害进行统计分析,深入探讨地质灾害分布规律及其与各影响因素的耦合关系,结果表明:①88. 89%的地质灾害集中发生于海拔800～1 400 m的黄土丘陵区,94. 90%的崩塌发生坡度大于50°的范围内,92. 33%的滑坡集中发生于20°～50°的范围内;②86. 28%的崩塌为黄土崩塌,滑坡均为黄土型滑坡,地质灾害集中发育于年均降雨量510～530 mm及590 mm以上的区域;③地质灾害沿水系、道路两侧一定范围内呈带状分布;④人类工程活动对地质灾害影响深远,62. 39%的崩塌及73. 42%的滑坡分布于人口密度大于200人/km2的区域,53. 64%的崩塌及66. 30%的滑坡分布于栽培植物区。研究结果可为延安市地质灾害防治提供参考依据。     

诱发山地公路地质灾害的极端降雨事件辨识模型

以1998 ～ 2009年重庆市国省干线公路1 695个历史地质灾害点(含滑坡灾害点771个,崩塌灾害点924个)和分布区域内35个气象观测站的实测降雨数据为基本资料,分析了降雨与地质灾害的时空相关性、原始累积降雨量与地质灾害发生频数的相关性,结果显示两者关系密切,地质灾害的发生相对于降雨具有一定的时间滞后性,滑坡、崩塌地质灾害的发生受当日降雨量的影响,更大程度上受控于前期累积降雨量,滑坡、崩塌灾害分别与灾变前8天、前6天的降雨情况最相关;根据相关性分析结果,利用统计回归方法对诱发地质灾害的有效降雨量计算模型做了改进,认为有效降雨量计算的权重是天数和降雨强度的函数,推导了诱发山地公路地质灾害的极端降雨时间判别模型,并例证了该模型在常规地质灾害预警中的应用方法.     

震后地质灾害易发性评价——以映秀震区为例

2008年汶川大地震诱发了数以万计的地质灾害,特别是在震中映秀附近,同震滑坡形成了大量松散物质堆积于沟道和山区斜坡上,为震后泥石流的发生提供了良好的物源条件,同时也有大量同震滑坡堆积体在震后发生复活。为了研究震后滑坡地质灾害发生的控制因素并进行易发性分析,对震中映秀附近2008年同震滑坡及2009年震后滑坡进行了遥感解译与野外调查复核。在此基础上,选取岩性、同震滑坡面密度、坡度、坡向、高程、相对高差、距河流距离和径流强度指数,8个因子作为震后滑坡地质灾害易发性评价的因子。利用确定性系数(certainty factor, CF)法和逻辑回归方法,定量评价了汶川震中区域震后地质灾害易发性,并对两个模型精度进行了比较。将研究区划分为193个小流域单元,将各评价因子进行分级,计算出各分级的CF值,并基于ArcGIS平台分别将CF值叠加得出各流域单元的CF值;利用SPSS计算各因子分级的标准化值,以得出各因子的回归系数,建立逻辑回归模型,最终对各个流域单元滑坡地质灾害的空间发生概率(即易发性)进行评价。根据结果将研究区域划分为5个区:高易发区、较高度易发区、中度易发区、较低度易发区以和低易发区。通过ROC(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曲线检验CF法和逻辑回归评价方法的精度,AUC(area under curve)值分别为0.840和0.897,评价方法精度较高。     

基于时序遥感数据的九寨沟核心景区崩塌发育分布特征

2017年“8.8”地震导致九寨沟核心景区发育数以千计的高位或极高位崩塌灾害,造成自然景观及旅游设施严重损毁。震后三年以来崩塌仍表现出较高活动性,为九寨沟震后恢复重建与生态治理等带来更大挑战。本文基于地震前后5期高精度遥感影像数据,结合多年实地调查、遥感解译与核密度分析等方法,从时间和空间角度分析了崩塌空间聚集趋势及发育分布特征。结果表明,地震前后崩塌发育具有空间聚集效应,在0-5.6 km范围聚集性显著,但震后三年内的总体聚集趋势变化不大。此外,崩塌显著分布于高程2800~3400 m与30°~55°的陡坡段,地震触发与震前重力诱发崩塌多分布在北东-南的优势坡向,岩性上集中分布于石炭系与石炭二叠系的厚层坚硬碳酸盐岩地层。本文成果对九寨沟崩塌灾害防治与风险管控具有积极意义,可为震后地质灾害长期活动性研究提供基础数据。     

黄土高原区地质环境特征及灾害发育类型分析——以甘肃省环县为例

结合甘肃省环县地质灾害详细调查实例,总结了黄土高原区地质灾害的发育类型,分析了区域内地质环境特征及地质灾害成因。得出以下结论:区域内地形地貌条件复杂,新构造活动强烈,广大地区为黄土所覆盖,地下水类型主要为松散岩类孔隙潜水和裂隙水;地质灾害点分布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不均匀性,沿河谷两岸呈带状密集分布,中山区则分布较为稀疏;区域内地质灾害以滑坡、泥流、崩塌及不稳定斜坡为主,地形地貌、岩土体类型及地质构造是地质灾害形成的主要因素,地下水和植被是地质灾害形成的次要因素,降水、地震作用及人类工程活动是地质灾害形成的诱发因素;坡度对滑坡影响较为明显,20°~50°坡度区间内发生滑坡的数量较多,崩塌多发生于坡度大于70°的高陡斜坡上,泥流多发生在流域面积为0.1~5.0 km~2,沟谷坡度25°~45°,主沟纵坡比降10%~40%的沟谷内。     

“真”、“很”、“太”的多角度分析

副词“真”、“很”、“太”在语义上都有表示程度高的意思,但是三者在语义特征及语法功能上还是存在许多差异。文章从语义内涵、组合能力和语用功能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以期为对外汉语教学者提供一些参考。     

直觉模糊逻辑"与"、"或"算子的研究

在直觉模糊集定义及模糊逻辑“与”、“或”算子的基础上 ,利用 F -格的序关系 ,研究了直觉模糊逻辑“与”、“或”算子 .给出了直觉模糊逻辑 t-范及 t-余范的定义 ,同时给出了两种新型直觉模糊逻辑“与”、“或”算子 ,探讨了直觉模糊逻辑“与”、“或”算子的 t-范及 t-余范所具有的性质 .拓广了模糊逻辑中关于生成子的概念 ,给出了阿基米德直觉t-范及 t-余范的表现定理 ,并对不同算子分别进行了研究 .     

“司马牛之叹”是“叹”还是“怨”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尤其是文学作品中文化意象的使用包含着更为广阔、更为深沉的内涵,这就要求译者不但要译出原作的语义信息,而且还要译出原作内在的文化信息。通过对比分析霍克斯及杨宪益、戴乃迭对"司马牛之叹"中"叹"字的不同翻译方法,说明译者只有正确理解原语词义及其文化意蕴,才能更加全面、准确地传达文本及其蕴含的文化信息。     

《文选》与《玉台新咏》

南朝梁时，萧统、萧纲兄弟分别主持编纂了《选》和《玉台新咏》。论对其编撰目的和体例、作家作品录情况、各自的学观和对后世的影响，一一进行了比较研究，从而见出它们的价值与得失。     

从“shillings”到“铜子儿”——论英若诚译《芭芭拉少校》的动态表演性原则

本文通过分析动态表演性原则在英若诚先生所译的《芭芭拉少校》中习语、活句、文化转换、称谓等方面的应用来论证这一原则在戏剧翻译中的可行性。     

历史上的“中国”、“华夏”与“中华”、“中华民族”之关联

历史上的＂中国＂与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在内涵、层次上有所不同。在中国历史语境中,＂华夏＂既可指称古代族群或民族,也可表示一种文化或文明的载体。从历史上的＂中国＂、＂华夏＂到＂中华＂乃至现今＂中华民族＂的发展演变,＂中华＂一词与时俱进,不断地被赋予新的内涵。中华民族的民族过程比中国已经识别的56个民族实体发展缓慢,至今仍然属于＂想象的共同体＂。     

消费需求中的"NEEDS"与"WANTS"

在英文中，消费需求包括“Needs”和“Wants”，有人把它们分别译为“需求”或“欲望”，“需要”和“想要”，也有人用“生理需要”和“心理需要”，或“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来区分，从意义上讲，这些表述都是有道理的，但从“Needs”和“Wants（也有人用‘desires'）”的定义和表述的简洁来讲，本人更愿意把它们表述为“需求”和“欲求”，即消费者“求其所需”和“求其所欲”的意思，从消费需求的发展来看，二者的区别越来越小，甚至可以互换使用；所以，通常情况下，我们只使用“消费需求”这一概念，而不再对二者进行严格的区分。     

现代汉语"Ⅴ到"与"Ⅴ进"、"Ⅴ见"、"Ⅴ在"、"Ⅴ着"结构的比较

通过对“V＋到”结构同“V＋进”、“V＋见”、“V＋在”、“V＋着”等相关结构的比较，揭示了它们之间的异同，力求为语言使用者提供最佳选择，同时也对相关问题提供了方言方面的佐证。     

《左传》所载"因""报""烝"考辨

就《左传》的记载来看,“因”并非一种婚姻关系,而“报”并不见容于春秋时期的宗法制度。“烝”是在婚姻伦理形成之初,在宗法制度可以容忍的范围内的一种事实婚姻。它既非群婚或转房婚的遗迹,亦不同于周边少数民族的收继婚。对于这种事实婚姻,不同地区、不同的人所持的态度是不同的,既非毫不犹豫的承认,亦非旗帜鲜明的反对。这种情况反映了春秋早期贵族阶层婚姻伦理的相对混乱状态。     

“网络成瘾”与信息“节食”

“互联网成瘾症”(IAD)在全球网民(尤其是青少年网民)当中迅速蔓延,社会危害性极强,备受社会学和心理学家们的广泛关注,本文从网络成瘾概念的界定出发,介绍了网络成瘾的临床鉴定和基本类型,剖析了网络成瘾的心理成因,建议网民们要解除网瘾,进行信息“节食”,最后对青少年沉缅于网络游戏这一社会问题提出了治理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