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史范式”向“诗─心范式”的转换──从《辛弃疾词心探微》看古典文学研究的新变

近几年来古典文学研究，正处在“解构与重构”时期。旧的研究范式陷入危机而尚未完全超越突破，新的研究范式正在探索而尚未完全建立。正是在这种新旧范式的交替时期，刘扬忠的新著《辛弃疾词心探微》（齐鲁书社199o年版）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这不仅在于著者刘扬忠深透扎实、具体明晰地揭示出辛弃疾词的独特个性及其审美价值，还在于他初步建立起一种新型的作家个体研究的范式。此著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作家个体研究的“诗——史范式”向“诗——心范式”的转换。本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史研究，虽然不断受到外来文艺思潮、文…     

论辛弃疾消解出世与入世冲突之道

辛弃疾是南宋一位爱国志士及词人,他所处的时代,是国家和民族遭受空前浩劫,内忧外患极其深重的特殊时代。抗金杀敌恢复中原,始终是他未曾放弃的政治理想。然而自赵宋朝廷南渡之后,议和派当权,弃战求和是其基本国策,因此,辛弃疾的抗金以恢复中原的政治理想,终究无由实现。辛弃疾南归以来,大部分时间过着退居归隐的生活,但在心态上却始终处于出世与入世的冲突之中。他渴望积极用世,却得不到施展长才的机会;想要退处江湖,却又无法忘怀恢复中原的大业。当时,辛弃疾可说是进亦忧,退亦忧,无时而不忧。处在那样的特殊时代,面对着仕与隐的人生困境,以及对时局失望和事业成空的悲叹,辛弃疾选择以儒家进退取适思想、道家顺物自然观念,以及抒写与梦境有关的词,来消解他所面对的出世与入世之冲突。     

论中国诗歌的“兴”

什么是“兴”？朱自清先生曾感叹它的界说“最为缠夹”①。我国历代对于“兴”约诠释和理解众说纷坛，言人人殊。其原因笔者私意以为有二：一是“兴”和意境一样不是一个凝固的概念，而是一个流动的历史范畴。随着历史的演进，诗歌创作艺术的发展，社会思潮的变迁，人们对“兴”的看法自然也就有所不同。二是因为人们对“兴”考察时的角度不一样。譬如，把“兴”主要作为市宾对象来看待，便认为它是“失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这样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而把“兴”主要作为审美性质来看待，则又觉得它是“言有尽而意有余”……（一）林兴宅…     

私欲膨胀与情欲放纵的灵魂曝光──论骆驼祥子的悲剧因素

《骆驼祥子》是老舍先生“作职业写家的第一炮”~①，是他早期长篇小说创作的代表作。它讲述了旧中国北平一个外号叫“骆驼”的洋车夫祥子的悲剧故事。长期以来，我们在分析小说中的骆驼祥子的悲剧因素时，更多地从社会的，客观的因素方面去展开论述，认定“造成他的悲剧的根本问题，是他生在一个封建主和资产阶级统治的时代，……”~②，“它通过祥子的悲剧，对于暗无天日的旧世界提出了充满愤怒的控诉”~③。但也有研究者注意到了祥子悲剧的主观因素，指出：老舍先生“没有把笔触停留在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还进到了人物内心的深处，写出…     

葫芦变脸把赚钱

说起葫芦，大家可能会想起八仙里的铁拐李。铁拐李就有一个葫芦，那可是个宝葫芦，要什么有什么。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宋玉良也有自己的“宝葫芦”。虽然他的葫芦不是要什么有什么，但也给他带来了不菲的财富。原因就是他的葫芦会“变脸”。     

开风气育人才——访厦门大学潘懋元教授

潘懋元教授是我国高等教育学的开创者，他为高等教育学的成长壮大和高等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与智慧。作为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显得格外谦虚，把自己的成功更多地归功于对机遇的把握；作为一位研究者，他不仅热心于高等教育学科体系建构，也对民办高等教育发展“情有独钟”；作为一位老师，他的最大欣慰在于“得天下英才而育之”。     

文化传统教育刍议

一、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内容文化传统是内化于人心的东西，是一个民族的社会存在在精神上的反映，表现出一个民族的爱好、兴趣、气质、性格、情操等特征及民族的自豪感、认同感，是对现代人仍具有影响力和支配办的内容的总和。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笔者认为大致可概括为：1、注重民族气节。中华民族以炎黄子孙而骄傲，崇尚气节是我们民族的光荣传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历史上的无数爱国志士都曾以此作为自己为国家和民族献身的座右铭。岳飞的《满江红》抒发了他抗金杀敌的豪情壮志；辛弃疾一心报国，醉后梦里都渴…     

从辛词事典统计看辛弃疾塑造的自我形象

辛弃疾是我国宋代著名的词人,他的词以用典著称。统计辛词的事典,可以发现辛弃疾在运用事典塑造自我形象时,主要塑造了"建功立业"、"怀才不遇"和"退隐闲居"这三种形象。     

王、裴高下

画面化并不是王维独家之秘，与之同咏辋川的裴迪也时有佳作如画。如《白石滩》云“日下川上寒，浮去谈无色”；如《辛夷坞》云“况有辛夷花，色与芙蓉乱。至如《木兰柴》云：“苍苍落日时，鸟声乱溪水。”一个“乱”字将鸟鸣之碎与溪流之飞溅打成一片，更是一幅有声画，直逼王维。王维高明在不泥实事，能以心境净化环境耳。以《宫槐陌》为例，工作云：“仄径荫宫槐，幽阴多绿苔，应门但迎扫，畏有山僧来。”裴作云：“门南宫槐陌，是向欹湖道。秋来山雨多，落叶无人扫。”裴作极力要写出幽栖之寂静，故云：“落叶无人扫”，但意味也止于此。…     

论辛弃疾的人格特征——稼轩词别解

辛弃疾为人刚烈，执念唯一，处事果断，这种鲜明的人格特征，在他的词作中若隐若现。稼轩之词是其理想追求与现实困境之间矛盾冲突的产物。其抒情特点是潜气内转，沉郁顿挫，其语言风格是风舒云卷，分外动人。读其词，论其世，乃知其志。     

“穷者诗乃工”

“非待能穷人，穷者讳乃工。此请信不妄，我闻诸醉翁”’‘’。“穷而后工”的观点，虽然可以追溯到司马迁的“穷愁著书”说、桓谭所称“贾谊不左迁失志，则文来不发””’、钟降所说“生命不谐，声颓身丧，使李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至此”等观点”’，但他们多只就个别作家立论，到欧阳修才将它当成一条普遍的创作规律提出’‘’，而为苏城所服腐。苏武在诗中一再咏道：“诗人例穷赛，秀句出寒饿””’、“古来百巧出穷人，搜罗假合乱天真”‘’‘、“秀语出寒饿，身穷诗乃事””’、“恶衣恶食诗意好，恰是霜林陷春鸟”，”’可见他对“穷…     

郑善夫交游考

作为明代“前七子”文学复古运动的重要成员，郑善夫是福建文学发展史上较早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著名诗人。通过考证其与“前七子”复古派、阳明心学学派及其明中叶闽地文人之间的交游，不仅可以了解其交游对他的思想与文学创作的影响，而且有助于深入认识明弘治、正德年间诗坛风尚及学术思潮的演变历程。     

试论夏承焘的词学观与词体创作历程

夏氏在诗词艺术上有早熟的特点，早年风格绮丽，其词体创作开始形成个人风格是在西安时期，自觉将自己的创作转向以辛弃疾、元好问为代表的一派。夏词风格与境界的进一步发展是他在严州中学任教的桐庐时期，这一时期他比较自觉地学习白石、碧山一派，创作充满了江湖情调、写景清空入神的山水词。抗战时期到四九年解放之前，是奠定其在当代词坛重要地位的关键时期，创作出一种将家国时事之忧与山水风光奇特地结合在一起的词风，代表了夏词艺术的成熟。部分词作采用传统的婉约体与比兴的方法，每以男女离合之事来委婉寄寓抗战时期一些离合浮沉的人事。解放后至文革开始之前，创作一系列高歌猛进的作品，艺术成就还是相当高的，继承了辛陈的风格，同时也接受革命浪漫主义的新美学的影响。文革中受冲击之后的创作，恢复了早年吟咏自适，从容淡定的风致，在艺术与思想感情上都富有老境之美。     

重视“民间领袖”在组织中的作用

一、“民间领袖”的特征“在每一个团体中都有一位非正式的领导，所有的其他人成为他的追随者，他之所以成为领导，是因为他是一位耐心的听众，一位有说服力的演说家，一位优秀的组织者或是一位长者，等等。”①沙曼以“听众”、“演说家”、“组织者”和“长者”等概括非正式组织领导的特征，这些“特征”，从组织行为学角度来看属于“自然影响力”，它是形成非正式领导的基础，也是非正式领导施加影响的前提。非正式领导作为民间的领袖，他没有担负重大的任务，也无须负重大的责任，从实际情形看，其特征可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1、“民间…     

试论邓小平的群众观

群众观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具有丰富的内涵，本文谈一些笔者的学习体会。一、邓小平群众观的基石热爱人民群众，关心群众，对群众高度负责是邓小平群众观的基石之一，也是邓小平群众观的出发点。邓小平坦然自称，“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正是他对人民群众深沉的爱，才促使他一生始终如一地关心群众，为群众做事，向群众负责。邓小平的群众观，不仅作为一种思想、更重要的是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制定政策的依据。1975年他重新恢复工作后，面对被“文革”破坏的国民经济贫困的人民大众，他提…     

变石为“宝”的马建英

河南省内乡县十二届人大代表马建英，现年36岁，生于内乡县西庙岗乡大路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87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内乡第一高中，然而，因家庭经济拮据，他没能迈入高中学门。在家里，他望着过度操劳、早生白发的父母亲，他苦恼、彷惶，欲哭无泪……     

辛弃疾的《美芹十论》

《美芹十论》是辛弃疾的呕心沥血之作，是对宋、金双方国情民意以及和战问题的最全面、最精辟、最系统的分析总结，所论皆有的放矢、高屋建瓴，带有指导全局的意义，显示了辛弃疾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和英伟磊落的文风。     

张伯苓教育理念研究

张伯苓是南开教育的奠基人．他创办了南开系列学校，特别是南开大学的创办，使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私立大学，迅速发展成为全国名的大学。在我们现在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研究张伯苓的教育理念有特别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其教育理念集中提现在他的南开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中，具体表现为他的“办学理念”和“人才理念”两方面。     

宗唐而不拟唐——论李东阳的诗学思想

李东阳作为成、弘年间的诗坛盟主和茶陵派的领袖，以宗唐复古为旗帜，有力地冲击了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诗风，振弱起弊，促进了诗歌创作的初步繁荣。他的《怀麓堂诗话》较为系统地反映了他宗唐复古、贬抑宋、元，提倡法度、格调的诗学思想。但他宗唐而不拟唐，反对摹拟剽袭。在他看来，唐诗不可拟、不应拟，因为诗人所处的时代不同、地方文化氛围不同，而诗歌创作既关乎时代风会、气运，又与个人的资质禀赋、性格脾味、兴趣爱好、学养识见息息相关，因此摹拟前人是没有出息，也不会取得成就的。     

“乡原”考论

“乡原”这个概念尽管在儒家典籍中并不多见，但是孔子在“乡原”问题上所持的意见却涉及其道德理论的核心。在“乡原”问题上的态度说明了孔子对人的内在心志与外在表现一致性的要求和期待，而对“乡原”的批判也是他的道德导向策略之一。他希望能够实现道德普化的世界却认为人的质素存在差异而加以区别对待，从而导致了其理论缺陷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