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家族词人群体

清初是家族词群体蔚起的极盛时代。曹尔堪、魏学渠、宋征舆、陈维崧家族，可谓对清初词演进有着重大影响、起着核心推动作用的“四大家族”。此外，西泠严、丁、徐三姓，吴门许、沈二氏，云间周、林，山左王、曹、黄等五家也是清初词学名门。清初家族词人群体具有鼎盛性、主体性、区域性、多元性等主要质素，他们群出蔚起，比竞于清初词坛，引领着清初词创作的风潮并最终为清词特质的确立与清词“中兴”盛局的形成贡献着自已的心力。     

沈祖棻词学渊源考略

作为现代著名的词人,沈祖棻的词学渊源尤值得考索。除了几世相传的家庭文学熏陶外,沈祖棻在大学期间师从吴梅、汪东等词坛名流,接受良好的词学训练,又受汪东的词学影响,学习周邦彦等词人,转益多师,融会诸家之长。沈祖棻既能秉持良好的词学渊源,同时不断探索与自身才性相契的词风,终能融化新知,在小令创作上自成一家之体。     

晚清词坛与纳兰词的接受

王国维《人间词话》对纳兰词的评价使其达到了整个清代的顶峰，然而还原到晚清王国维之前，通过对纳兰词刊本和相关选本的分析，可以看到，纳兰词在清中叶已经淡出词坛视野。通过分析纳兰词在晚清词学理论和词创作中的接受情况，可以发现晚清词坛是建构纳兰词文学史地位的关键时期，建构的方式是创作和理论并行。同时，纳兰词也影响了晚清词坛的发展。     

张珍怀先生的词学研究特色

在《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词学卷）一书中,系统地评价了诸词学专家、词学群体,但有疏漏之处。本文补充介绍了女词家张珍怀先生。她家学渊源,曾游于当代诸词学大师之门,故学殖深厚,尤擅于词学。她的词学著作有三个特点,即以词人的眼光治词、以女性的眼光释词、以学人的眼光研词,在清代女词人和日本词研究方面,成果丰硕,成就卓著。     

《人间词话》的词人论之词学指向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评价了众多词人,推尊五代、北宋词人,而对南宋词人多所贬抑。《人间词话》的词人论背后隐含着王氏的词学观:他批评姜夔是指向浙西词派的词学理论,批评吴文英是指向晚清四大家的词学理论。在王氏对清代主流词论的批评中体现着他鲜明的词学自觉意识、创新精神和明确的现实指向。     

近25年来陈维崧词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兼谈文体功能研究的重要意义

陈维崧作为清初词坛的重要词人,是清词研究的重要对象。随着清词研究力度的加大,陈维崧词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本文评介近二十多年来的一些重要研究成果,从陈维崧词的内容分析、艺术特色、创作成就以及各种比较研究等诸多方面着手,对陈维崧词的研究状况作一综述回顾,以资推进研究的深入。     

柔金软玉、吹气如兰——彭孙遹词与词论

清初广陵词坛邹祗谟、王士禛、彭孙遹三位主将中，彭孙遹的词与词论，贯彻并发展了邹、王二人力图倡导的理论主张，是广陵词坛词学理论与实践的代表人物。彭孙遹提出“艳丽”本色是词体特性的必然要求，艳情与雅正实为一体二端；彭孙遹的词学理论主张以自然为宗，但也主张要加以雕琢，所谓“稍加刻画，镂金错绣者，渐近天然，则骎骎乎绝唱矣”；彭孙遹在批评词时虽然以“艳丽”为本色，但却并不排斥其他风格的作品，更能发现同一个词人身上并存的不同风貌。正是在清初那个特殊的背景中，横亘彭孙遹心头那难于说破、又无法释怀的士子情怀让他对稼轩词风的本质特质有了最切身的理解，从而也使其词风得稼轩三昧。     

杨铁夫词学活动考论——以梦窗词研究为中心

杨铁夫的词学活动包括词体创作、词学交游与词学研究等三个紧密勾连的方面，可以通过建立在师出名门基础上的梦窗词研究这条主线贯串起来。杨氏深受朱祖谋影响，所作极力摹习梦窗，是他肆力梦窗词研究的主要内在缘由。又借助与当代词宗的亲密师弟关系，快速融入主流词坛，抓住词界热点细致研讨，是其得以推出梦窗词研究方面标志性成果的重要外在推力。杨铁夫以梦窗词研究为中心的一系列词学活动，为近世广东乃至整个国内词学的完整建构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具有独特的词史价值和词学史意义。     

郭麐新论

浙派发展到郭麐而风气始变，他认识到了浙派弊端产生的内在原因在于专学姜、张。因此，郭麐主张取径南宋诸家，以将浙派的师法门户拓宽。面对浙派盛行造成词坛千人一面的状况，郭麐提出“标举风华，发明逸态”，这实质是对“清空醇雅”的发明与创造，目的是通过探讨词风词体的多样性，推动浙派词朝多样化方向发展。在实际的创作中，为实现“发明逸态”，郭麐引入了“自抒襟灵”的诗歌理论，从而为词坛摆脱模拟因袭的积习指出了方向。     

论夏承焘《瞿髯论词绝句》中的词学观

夏承焘《瞿髯论词绝句》以传统的以诗论词的形式，评骘词人之创作，实可视为一部论述自唐代敦煌词到晚清词之源流正变的简明词史。从中也可窥见夏氏作为词史研究者与词人的词学观。夏氏以敦煌曲子词为词的起源，强调词的民间起源；同时将词与国风的传统连接起来，明确地体现出诗词一脉的词学观。在词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上，也更强调前者，认为对词作之高下的评判，当以反映社会生活之深度和广度为标准，并以此来贯穿整个词史。这一观念，就词学史而言，体现出一种革命性。实际上是沿着常州词派推尊词体的思路，但持论更加谨慎有据，且主要着眼于内容和境界，不同于常州派主要着眼于兴寄的表现方法上。     

邹祗谟生平与著述考论

邹祗谟是清初词坛上的重要词家,其《丽农词》被孙默刻入《国朝名家诗馀》,与王士祯合编的《倚声初集》是研究清初词学的重要文献,不仅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而且对于清初词学的建构有着重要的意义。关于《倚声初集》学界已多有探讨,而邹祗谟的生平创作及其在清初词坛的意义,学界却少有论及,本文仅就这些方面略试探讨,希望能弥补这一不足。     

从调笑转踏看宋词对戏曲的接受

词与戏曲都是音乐文学，二者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宋代词人特别是苏门词人主动接受戏曲影响，借鉴戏曲体式，创作了以《调笑转踏》为代表的通俗戏曲性词作，不仅拓展了词的体式，而且增强了词的戏剧性，表现出转益多师的学习精神和破体为文的创新意识。《调笑转踏》以诗、词、文相结合的结构体式，歌舞相兼的表演性质，以歌舞演故事的戏曲特点，展现了宋代词人接受戏曲影响的创作成就。     

粤西词人群体研究导论

所谓粤西词人,应该是指籍贯为粤西的词人群体。但是,粤西词的发生,却源于中原文化的浸润与沾溉。故前人有"粤西词,始于宋代"之说。按粤西地域细分,粤西词派有两个统系:一个是以临桂为中心的桂北词人群;一个是以容县为中心的桂东南词人群。由明入清的词家谢良琦认为"诗馀虽小,亦文之一体,既已为之,则亦不敢漫然从事矣"的创作实践,为粤西词的发展开拓了一条笃实而平稳的道路;后起的况周颐认为"吾粤西词人诚寥寥如晨星,然皆独抒性灵,自成格调,绝无挨门傍户、画眉搔首之态。可传以此,不传亦以此",则道出粤西词传承流变之迹。     

汪东先生词学交游考论

汪东为20世纪词坛大家，词业活动丰富，词学交游广泛。民国初年即与黄侃同和清真词。其后主政中央大学中文系十年，门下济济多士，又加入如社，广事交游，词艺日臻成熟，词学成就逐渐为词坛所认可。抗战以后，多与各界名流唱酬往还，其词又经夏敬观、冒鹤亭等词坛名宿点定推许，词坛地位更为巩固。而且可以认为，汪东坚持传统词学交游方式，其行为本身即具有固守文化传统的意味。     

晏几道词“苦无铺叙”说新论——从李清照《词论》谈起

李清照在《词论》中对其之前的词坛名家逐一指摘，其中“苦无铺叙”即是对晏几道《小山词》的批评。“铺叙”是一种创作手法，虽然与慢词长调关系更加密切，但是小令同样可以适用。纵观小山词，其中亦有“铺叙”之作，李清照的批评不免过分主观化。李清照对晏小山的批评最终指向的是“铺叙”手法的缺失所导致的审美缺陷问题，这牵涉到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以及李清照词须沉稳蕴藉的审美观。联系到李清照的自身创作，“铺叙”与“易安体”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从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北宋令词逐渐叙事化的倾向以及李清照“以赋为词”的词学通变思想。     

清初词人焦袁熹及其论词词

清初词人焦袁熹的论词组词《采桑子·编纂〈乐府妙声〉竟作》五十六首是词史上第一组论词组词。结合焦袁熹的其他词论资料,可以看到焦袁熹论词并非前人所说不脱浙西派窠臼,而足称浙西派之诤友,他在浙西词派风靡词坛之后重新提出尊柳、尊周,认为词是以“嘲弄风月”来“空中传恨”,提出词中所传之情是一种无可奈何之情,并对这种词境早于况周颐近二百年进行了描述,凡此皆在词论史上颇具开创性与独创性。     

《云韶集》辑评（之一）

《云韶集》乃陈氏早期的词选本，未刊，稿本今藏南京图书馆。《云韶集》凡二十六卷，选历代词人词作三千四百三十四首。陈廷焯为所选词写了大量评语，有时代概评、词人总评、词作分析，可以见出陈廷焯高超的词学理论水平和独特的鉴赏能力。这些评语汇辑起来就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词话，是词学史的珍贵文献。唐圭璋先生当年编纂《词话丛编》，收入了多种由词选评语汇辑的词话，为词话著作增添了新的品种。今将《云韶集》中的评语加以汇辑，名之“云韶集辑评”，为词话增加一枝奇葩，更为词学研究者提供参考的方便。     

论浙派殿军郭麐词风的演变

郭麐是清代乾嘉时期的著名词人,他以诗词古文知名于世,论词以浙派为宗。纵观早中晚期词作,其词风经历了从追步花间到宗尚南宋终归于浙西词派的渐变过程。晚年检讨得失,词风越出浙派范围,抒写性情,自成一格。其写心、适性的词学观点纠正了浙派末流的重形式轻性情的流弊,浙词为之一变。纵观郭麐的词学理论与浙派的离合,既是对浙西词风的革新,亦标志着浙派走向颓势。     

＂词中杜甫＂说总检讨

"词中杜甫"说不是王国维的"专利",周邦彦不是唯一的"词中杜甫"。被誉为"词中杜甫"的宋词人还有柳永、苏轼、辛弃疾、姜夔、刘克庄、吴文英、王沂孙、张炎,清词人则有陈维崧、蒋春霖、郑文焯等。宋人只以柳永比拟杜甫。"词中杜甫"说主要是清人推尊词体观念的体现,多是论者对所推崇词人的最高评价,实质上是为自己词学理论服务。"词中杜甫"的价值和地位多是"层累"地造就的,对其"身份确认"多不是基于事实的客观陈述,而是基于目的性的主观价值评判,有"片面的深刻",但往往远离史实和原生态。不同时代的词论家有各自心目中的"词中杜甫"。此说只有一定角度和程度上的合理性,其中以辛弃疾、周邦彦比拟"词中杜甫"合理性程度最高。应从不同角度综合评价此说。     

论郭则沄词学观与词的创作

郭则沄的词学观主要体现在其词话著作《清词玉屑》中,与清朝重大历史事件有关联的词作,郭则沄此书都乐于择取。在历史事实的叙述或评论中,郭则沄的史识确有独到之处,其史识有大、深、透的特征。与同乡前辈谢章铤主张作词学苏轼、辛弃疾不同,郭则沄欣赏的是姜夔、张炎、王沂孙等词人的词作,认为即使反映重大时事的词作,也要做到融化无迹,更要做到托感遥深。其词多咏物、社课、游览、赠答、次韵之作,都着上一层清遗民的底色,寄托他的忠君恋阙的旧梦以及对现实的悲感。郭则沄擅长用思力作词,情思被隐藏在清词丽句中,较少有词能让我们获得直接的感动。郭则沄词几乎不直接写现实中的重大时事,词量显得有些不足。其词作取向偏离了《清词玉屑》中的史识追求,主要是词坛风气影响所致。郭则沄词风高度一致,即雅丽清婉,少有例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