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抃是开宋调诗人群之一

赵抃是北宋中期的一位诗人,他支持了欧阳修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赵抃诗歌创作体现出宋诗风貌,其诗歌理论体现出推崇韩愈的倾向。因此他是开宋调诗人群诗人而不是宋初"晚唐体"诗人。     

陆游的诗歌观——钱锺书论陆游之二

陆游推崇梅尧臣诗的"平淡",但对"平淡"诗美的涵义和价值认识不够全面、深入,遂不免以琐屑题材、庸常情感信笔入诗,写出一些平熟、粗率之作。分析陆游的诗歌,可知他的"诗中三昧"说在不同阶段有不同内涵,不是成熟的诗学概念。"诗外功夫"并非只强调"现实对于诗歌创作的重要性"或是"江山助诗",它还包括养气、读书等所有诗歌技巧文字之外的积累。陆游承袭传统的"厚古薄今"诗歌史观,对晚唐诗和宗晚唐的诗歌创作持批评态度。     

杨万里活法诗的泛生命化特征 及其易学思想渊源

杨万里的“诚斋体”又被称为“活法诗”，对于“活法诗”之“活”的理解一直存在分歧，有“灵活”、“活泼”、“活参”等多种解释。笔者认为杨万里的“活”具有“活的生命”的含义，即他的诗歌具有一种泛生命化的特征，所谓泛生命化是诗人将自然界一切物体生命化，让自然万物鲜活起来。而这样的万物皆有生命的思想是与杨万里的“气本论”的哲学思想以及“万物有生”的观念密切相关的，这样的思想在杨万里的《诚斋易传》与《庸言》中得到集中的体现。     

“以诗为性命”意识视域下的清诗繁荣

"以诗为性命"视域下考察清代诗人的诗歌创作,就会很清晰地发现:清代诗人往往将其诗歌创作视为生命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这意味着清代诗人对待诗歌创作,既表现出一种尽职尽责的真诚态度,又体现为一种尽心尽力的执着追求。应当肯定,清诗的繁荣与清人"以诗为性命"意识有着更为直接而重大的关联。正是在"以诗为性命"意识的推动之下,一方面由于清代诗人越来越重视诗集的编订与刊刻,从而保证了清诗创作的数量大而流布广;另一方面由于清代诗人举办集会越来越频繁,从而保证了清诗创作的质量高而受众多。     

宋诗晚唐体的诗史意义

晚唐体是流行于唐宋时期的一种诗歌体式,指通过刻意苦吟而形成的清寒、小巧、野逸的诗歌风格。晚唐体形成于晚唐五代,但其真正成熟与发展主要是在宋代。晚唐体与宋代各种诗歌风格间有相异、相斥,也有相互吸引与融合。晚唐体在宋代诗歌史上的重要性在于,宋调的形成及转型过程都有它的直接或间接参与。虽然在北宋诗文革新中晚唐体属于被修正和否定的因素,虽然晚唐体为主导的南宋中后期诗风变革并未将宋诗推向新的辉煌,但不能否认它是促成诗史变革的重要力量。     

程师孟诗考

程师孟,诗效白居易而尤简直,与之唱和往来的诗人不下百人.有诗集二十卷,惜已佚,故后世诗名不显.新编《全宋诗》从方志等辑其诗40首,用力甚勤,但《全宋诗》中的程师孟诗存在着疏失,需要对其加以考订、补苴,对其佚诗亦需加以考实.     

苏颋入蜀诗所体现的文学新变

苏颋是初盛唐之交的重要诗人，他和闻名于时的张说一起被誉为“燕许大手笔”。其入蜀诗是指他被罢相后，远赴益州期间所作的诗歌，由于暂时脱离了宫廷环境，这些诗歌写得纯净、流利、有所兴寄，体现了初盛唐诗歌交替转换的痕迹，跃动着文学新变的因素。     

论唐代宫怨诗的第三重世界

文学的语言世界、生活世界、心灵世界三者是融在一起的,一层扣一层,由显而隐。语言为生活和心灵的载体,生活是诗人的依托,而心灵的表现才是最深的旨归。唐代宫怨诗的心灵世界从性质上分两个方面:一是宫人自悼宫怨诗,反映宫女对爱情和自由的向往;一是文人的借喻拟写之作,主要是借宫怨抒发自己的不遇之音、反映仕途的险恶以及表现那种历史沧桑感。     

卢梭的《爱弥儿》:感伤的哀歌诗

席勒将卢梭作为哀歌诗人的一位代表人物,哀歌诗人在自然与艺术、理想与现实对立的基础上,主要描绘自然和理想。以哀歌诗的角度解读卢梭的《爱弥儿》,有助于揭示其中自然与文明、公众教育与自然教育的对立。卢梭最初试图调和对立的两面,想要爱弥儿既保持自然人的天性,又成为一个公民,但这一设想最终破灭。     

论门第家族对颜延之、谢灵运诗歌创作的影响

颜延之和谢灵运是“元嘉”时期最著名的两位诗人,他们分别选择了应制诗和山水诗两种诗歌题材,诗风上呈现出“初发芙蓉”和“铺锦列绣”的不同风貌。门第家族对六朝文人的生活具有重要的影响。出身于高门趋时大族和守旧次等礼法士族的不同。形成了颜、谢在知识结构、审美观和创作心态上的不同,由此对二人的诗歌创作产生了不同影响。     

春秋赋诗、言语引诗与孔子《诗》论——以礼用为核心的早期诗学观

春秋时的赋诗、言语引诗 ,展现了诗、乐、舞、礼由合而分的演变过程。春秋时的赋诗 ,既反映出诗与礼、乐、舞的统一 ,同时也呈现了诗在演变中与礼、乐、舞的分离。春秋盛行的言语引诗是诗与礼、乐、舞走向分离的产物。这一演示过程呈现出中国早期诗歌的礼用本质。孔子的《诗》论 ,与春秋赋诗、言语引诗体现出的诗学观念是一致的 ,它较为全面地阐发了以礼为核心的《诗》的功能     

诗无题论的批评视角

无题诗有时就像诗人设下的一个迷局，越是遮掩，越是引来无数的探究者。在诗文评当中有很多的论述强调诗无题的优越性，这其中崇古的思想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还有一些深层次的原因值得注意。本文从四个角度，试图寻找诗论家无题论述的角度，进而去理解他们所持的无题高于有题的命题。从“触物兴怀”的角度看诗无题，认为无题高于有题在于诗无题更加自然；从“为情造文”的角度看诗无题，认为无题高于有题在于诗无题更加真情；从“置身题上”的角度看诗无题，认为无题高于有题在于诗无题给创作阅读更多的自由；从“兴寄无端”的角度看诗无题，认为无题高于有题在于诗无题是产生多义性的一个重要方法。     

近代诗钟社探赜

诗钟是盛行于清末民初的一种诗歌游戏,各地都有不同规模的诗钟结社活动。诗钟社虽以娱宾遣兴为表,但借游戏笔墨寓风雅之意才是文人结社敲钟的主要目的。诗钟集中记录了诗钟社活动的具体内容,如制题、体格、唱卷等;取尚雅洁的诗钟作品从侧面反映出近代文人群体的思想状态。     

《永乐大典》残卷所载诗选《诗海绘章》考释

《永乐大典》残卷中所载的诗歌选本《诗海绘章》是一部由南宋人编选的唐宋诗合选本,其中某些诗人未见于《全宋诗》,某些作品《全宋诗》亦失收,因而具有一定的辑佚价值。从文学史来看,其保存的资料丰富了文学史的叙述,也印证了前人的记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恢复文学史的原生态。     

祭祀中的“诗”和《诗》中的祭祀

上古祭坛是早期文坛。祭祀诗是祭祀文学的源头，也是中国早期文学的重要形态。从祭祀诗的功用出发，以是否直接运用于祭祀典礼为依据，祭祀诗可分为祭祀典礼上的祭祀歌辞和以祭祀场景为描写对象、以祭祀活动为创作题材的祭祀诗两大类型。前者是祭祀中的“诗”，后者是《诗》中的祭祀。对两种祭祀诗歌形态的辨析有助于进一步认识中国早期祭祀诗的特点，认清上古祭祀和早期文学的内在联系，从而界定祭祀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     

春天的忧郁——读李商隐的春天诗

从李商隐的春天诗里,我们大致可以读到李商隐在仕途上奋斗——失败——再奋斗——再失败的人生过程。李商隐春天诗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大致反映了诗人的人生过程,而且在于它极其深刻、细致、具体地将与此人生过程相伴相生的心理变化历程表现了出来。其变化曲线就是：满腔热望——历经失望——走向绝望。其心理特征则为：忧虑——焦虑——消沉。“春天的忧郁”或许可以概括其春天诗所透射出的主要心理状态。另一方面,李商隐的春天诗表现心灵的艺术手法十分高超,在唐诗人中鲜有其匹,其特征就是擅长借境抒情。故而李商隐是一位擅长借境抒情的忧郁的心灵诗人。     

“欣慨交心”──陶渊明诗歌情感的多重性

每读陶诗，在田园佳境，悠然旷远之中，总觉得一份浓厚的感伤。而那些抒写穷愁之作，却令人感到一份慷慨和沉著，洒脱和超然。历代论陶诗，大抵不出平谈自然与金刚怒目之二端，于解陶诗之深厚，甚感有憾焉。《文心雕龙·隐秀篇》：“隐以复意为工。”又回：“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皎然《诗式》卷一《重意诗例》：“两重意已上，皆文外之旨。”“多重意”乃中国古代诗歌美学追求之极致。历代文论多归之于艺术上的一种品格。但在陶诗中它却是一种层积的情感内蕴。表现为诗中诗人情感特征的多重性。一个体生命的价值问题是魏晋太一个解不…     

中国古代五、七言诗滥觞的文化背景考察

五七言诗的起源问题是学术界长期以来争论不休，且至今仍然悬而未决的问题，古代学者多为“诗骚派”，现代学者多为“民歌派”。但从文化背景来考察，《楚辞》、“骚体诗”、《楚歌》是促成其产生的最重要因素。     

施宿《注东坡诗》题注的诠释方法与历史地位

南宋的施宿为其父施元之及顾禧所撰《注东坡先生诗》补充了题注。题注采纳了陆游的观点，运用“以史证诗”的方法，从题中人物与事件出发，引用大量翔实准确的材料，展现苏诗产生的社会政治背景，揭示苏诗产生的事因，从而诠释了整首诗意，并附带解释了关键诗句的意义。施宿的题注，丰富了宋代诗注的诠释方法，在诗歌注释史上有重要地位。     

《诗人主客图》“瑰奇美丽主”武元衡家族考述

武元衡在晚唐诗人及理论家张为的《诗人主客图》中被奉为“瑰奇美丽主”，关于他近世的家族中人，史料多有记载，然散见史书、墓志、姓纂等文献当中，不系统，且多有舛误。文章就武元衡直系亲属中的曾祖以降至其子女，以及其家族中影响较大的从父弟武儒衡及其父亲等进行详细考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