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数学化”与“新实验运动”

西方科学史编史思路存在着连续论和革命论之争。然而,在不同编史纲领下工作的学者却几乎一致性地从有关数学与实验的当代理解出发,整理解读古代科学文献。这种对概念工具所预设理论前提的忽视,会让研究者将自己的默认理解不自觉地投射到历史研究当中。因此,结合古今不同的形而上学背景,澄清数学与实验具体含义的历史变化,有助于古代科学思想的重新激活。这一激活工作能在更深的层面上推进革命论者的史学工作。     

假如开普勒是中国人

与古希腊的科学传统相比,中国古代数理天文学更加重视数值算法的创造,而忽视几何模型的构建。但是,对于熟悉圆锥曲线并强调几何模型的天文学家来说,根据唐代一行处理太阳视运动中心差的算法思想,也可以自然地推导出行星运动的椭圆模型。这一结果表明,单纯重视计算精度,而忽视运用几何模型对天文现象的解释,可能是中国古代科学传统的致命弱点。     

道教思想与数学思想的互动

道教思想与数学思想的互动曾产生过积极效应,二者之间存在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秦九韶本着"数与道非二本"的观点,在"大衍求一术"中将道教思想与数学思想的互动体现得十分充分。在中国传统科学中,天文历法与数学的紧密结合本身也体现了这两个领域之间需要思想互动。二者的互动研究对于开辟从文化史研究数学和从科学史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新视角富有启迪。     

《周髀算经》的“公理系统”是如何建立的?

《周髀算经》是中国古代盖天说的重要模型。本文对这个模型的基本假设、观测、推论和对天文现象的解释进行了分析,说明该模型的“公理化”构造是极不完备的,充满了各种特设性假设。对日影“千里差一寸”的来源提出了新的猜测,认为是基于管窥太阳的观测,并不涉及两地圭表影长的实际测量。对《周髀》盖天说模型的天文意义和影响进行了探讨,认为它造成了中国古代宇宙论与天文观测、天文历法推算的严重脱节,对古代天文学的发展起了不小的消极作用。     

《地学志》评介

地学志杨文衡著见：《中华文化通志》第7典《科学技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第l版482资在我国地学史研究方面,新近一部值得称道的著作问世。这就是杨文衡先生撰著的《地学志入该书是第一部将我国地学从古代至现代的发展历史进行了较系统和全面阐述的著作。首先,在我国地学史研究中,长期以来倒重于地学的分支学科,特别是地理学史的研究。实际上,我国古代的“地”的观念,就是综合的地学观念,既包括地理学的内容也包括地质学的内容。《周易·系辞下》中有“古者包特氏之王天下也,仰则现象于天,俯则视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     

朱熹“入于圣贤之道”科学思想:以天文历法思想为例

宋儒朱熹非常重视自然科学的研究,其科学思想涉及天文学、历法学、地理学、气象学、生物学等学科。朱熹对于自然界事物的研究是在格物致知的框架内进行的,是格物致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穷形而上学之理,在于修己治人、"入于圣贤之道"。朱子对于自然界事物的研究,其理学的成分稍多,科学的成分略微不足。如朱熹的天文历法研究侧重于从思想上把握宇宙的演化与结构,而对当时在天文观测和历法方面的研究进展关注不够,对于宇宙结构理论的某些具体细节尤其是定量方面研究不足。     

思想史视角下的托勒密《地理学》研究转向——兼论其概念起源与影响脉络

托勒密的《地理学》脱胎于他的天文学研究，并继承了自埃拉托色尼以来的古希腊地理学传统，是古代西方地学的集大成者。该书对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文艺复兴的欧洲、近代早期制图学的兴起等影响极大。然而当代学人对该书的理解长期存在模糊与偏差。自19世纪以来，《地理学》研究经历了历史地理、实证科学史和思想史视角的数次转向，并从科学史叙事的边缘逐步走向舞台中心。尤其在语境主义已成共识的当下，立足于思想史视角、从不同学科领域重述该作品的诞生和接受史，愈来愈成为一股新的学术动向。     

非欧几何历史研究的嬗变与延续

19世纪末以来,史料的发现和完善,研究者的学术传承与创新,促使非欧几何历史的研究问题逐步更新,研究方法经历了从以现代数学审视历史到古证复原,从文本实证主义到历史语境主义的转变,创作优先权等史学观点被修正。现有研究在接受史考察、历史对现今的影响、数学细节与全局处理、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上面临挑战。把握数字人文研究范式的契机,加深不同领域学者间的交流合作,非欧几何的历史研究将有更大发展。     

中国古代的天球投影方法

中国古代的天球投影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圆图的画法,另一种是横图的画法。有一种观点是：这两种画法都只是强调了恒星间定性的位置关系,而忽视了对恒星间距离的确切刻画,不是精确的几何投影;另一种观点是：在中国古代星图的实证研究中,圆图和横图的制作可能都是采纳了某种线性投影方法。从原始文本出发,本文通过对唐代一行圆图投影理论与清代黄鼎《天文大成管窥辑要》中“朱氏画方天文图说”之横图投影理论的详细解读,认证了这两种画法都是通过严格的坐标转换,将天球上的点与平面投影的点一一对应,从而在文献上证实中国古代天球投影方法确实是一种线性投影方法;与前人的大量实证研究互相印证,说明它们分别是采纳一行与朱氏的坐标投影方法完成的。这一结果,有利于对中国古代星图开展进一步深入而全面的研究。     

刘徽的数学理论

一、中国古代数学是有理论的从“五四”运动前后开始,几十年来,由于李俨、钱宝琮、严敦杰等先生对中国古代数学做了大量的整理研究工作,在国际学术界,那种认为中国古代数学没有成就以及中国的数学著作都是在外来影响与启发下完成的等错误看法,已不断得到纠正。一些公正的学者用大量的事实指出上述看法是站不住脚的。著名的科学史家李约瑟教授在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1959)中认为,中国古代数学不仅有许多项目比同时代的其他国家遥遥领     

数学视野中的中国古代历法--评曲安京著《中国历法与数学》

曲安京所著《中国历法与数学》一书，探讨中国古代历法中天文常数与算法的构造机理及其数学思想，对上元积年、渐近分数、内插法、历法中的公式化计算等历法中的重要数学问题进行了原创性的研究，提出了很有说服力的观点与论据。该书把数学史与天文史结合在一起的研究思路也是富有启发性的，是一部成果颇丰的交叉学科性学术著作。     

中国近代对“地理与文化关系”的讨论及其影响

本世纪初期随着西方近代学的传入,中国学者对许多科学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有些问题还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在众多的理论问题之中,以“地理与文化关系”的讨论涉及范围广泛,影响深远。本文分析了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以及对中国近代地理学研究方向的影响,并试图通过这一研究,分析中国近代地学发展与社会文化背景的关系。     

天文,巫咸,灵台—天文星占与古代中国的政治观念

对于古代中国的天文星占之学,外史方向上的研究在国内至今仍大体呈空白状态。本文选择了三个向来不太为人注意的切入点,尝试对古代天文星占之学与政治观念之间的关系及有关背景作初步接触。一、天文“天文”一词,较早见于《易·彖·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其意本指“天象”,此为古代中国“天文”一词的传统含义之一。早期文献中作“天象”解之例甚多,这     

《九执历》分度体系及其历史作用管窥

唐代天文学家瞿昙悉达编译《九执历》,介绍了古代印度天文学中 360°圆周分度体系,这是西方分度体系首次引入中国。尽管《九执历》中缺乏相应的角度概念,它的引入还是对改进当时中国的天文历法计算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并未使中国原有的角度测量发展成为角度计量。通过梳理瞿昙悉达所做的工作,分析了360°分度体系未被中国人接受的原因,考察了它在天文学和数学上产生的影响。以及对计量史研究的意义。     

认识革命史

《认识革命史》(知革命史)是一部关于人类科学认识发展史的综合性文集,日本村上阳一郎主编,朝仓书店1979年版,全7卷。各卷内容如下: (1)科学史的哲学。包括:科学史是什么,科学理论转换的结构;作为基础的科学史;科学和社会;30年代和70年代的科学史。(2)力学和数学的会合。包括:希腊的宇宙观和运动学;阿拉伯的占星术和天文学;中世纪拉丁世界和天文术;从哥白尼到牛顿;近代数学和力学;机械世界观的形成及其意义;现代宇宙观与力学。(3)物质观的变迁。包括:希腊的两大物质观体系;阿拉伯化学和炼金术,原子论和元素论;化学革命和拉瓦锡;热·     

元代《几何原本》为何没有影响中国思想传统——回回天文学家的语言世界、群体目标和种族烙印

《几何原本》曾是元代钦天监所用书籍,为何它所代表的西方科学思想核心未能影响古代中国思想传统?本文提出三个尚未见系统涉及的假设。第一是语言的障碍,元代阿拉伯天文学家的母语是阿拉伯语,他们来中国后的入乡随俗,应当是随"操蒙语的蒙古人"之俗,而不是随"操汉语的汉人"之俗。第二是元代中西天文学展现出"差异",它没有像明末清初中西天文学凸显出"冲突",这是由于回回历法服务于伊斯兰信徒,以及回、汉天文台独立运行,客观上减弱了交流的动力。第三是李约瑟所说的古代科学带有种族烙印性质,具体而言,回汉天文学缺乏共同的数学语言,古代中国天文学和数学均具有坚强的传统,使得《几何原本》只有留待近代科学的兴起后才重新在中国被赋予意义。     

北宋政治变革中的"天文灾异"论说

奇异的天文现象与其他反常的、灾害性的自然现象在中国古代历来受到重视.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古代的宇宙认识论强调"天"、"地"、"人"的"统一"、"秩序"与"和谐",对"不统一"、"非秩序"、"不和谐"的现象特别敏感.另一方面,汉以来的儒家学者根据"天人感应"的思想发展出了一种把"天文灾异"与国家政治联系起来的学问,认为"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这样,"天文灾异"之学就成为传统经学的一个合理部分,成为一种政治批评与权力斗争的工具,在以儒家为主导思想的社会政治中发挥作用.文章以北宋时期关于"天文灾异"的论说,特别是王安石变革时期保守派与改革派利用"天文灾异"对新政的非难与辩护为例,探讨中国古代的"天文灾异"之学与国家政治的关系.     

论科学的“起源”

从文明史中最令人困惑的问题-关于人类认知能力是否存在内存统一性及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原因-入手,演讲者通过古代巴比伦、中国和希腊人关于天空的认识和研究,试图对科学的“起源”这一不可能有确定答案的历史命题展开理论叙述。演讲者认为,复杂的经济、技术和政治结构对人类认知自然的模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巴比伦、中国和希腊,无论就所从事的研究的本质,还是就研究者所在的的社会与文化制度,科学的发展是很不相同的,在有些情况下在研究与制度之间显露出一定的关联。同时,那些行千差万别但都可能被认为对研究发展起到一定作用的因素之间的张力是十分重要的,其后果是没有一个因素是全然有助于发展的;每个体系的先进与落后以一种惊人的方式成为另一个的镜象。从一方面讲,国家的支持和制度的建立为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为特殊专业训练的研究者组成的可观队伍提供了稳定的职位,然而这样的制度也可能抑制创新。另一方面,没有这些制度,个人可以远为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研究项目,当然没有稳定的职业。在希腊与这种不稳定的竞争导致对假设的根本审查,但就像肯定要抑制一致意见的形成一样,一个由个人努力联合起来表现出的优势,同一个本来就是统一的研究纲领还是不能相比的。希腊智慧的光辉给人以深刻印象,在天文观测上持久不断的努力则使中国赢得易如反掌。     

地理学中的几个哲学问题

地理学在科学分类中的地位问题是我国地理学界在解放前长期争论的问题之一,解放以后这一个问题没有能够得到正确的解决。资产阶级地理学家对地理学在科学分类中的地位问题作了许多错误的回答,例如,赫特纳认为地理学是研究空间的科学,与研究     

罗吉尔·培根在科学史中的位置

传统科学史研究中,学者易将近代科学中的基本概念(数学、实验等)不加反思地套用于阐释古代科学家思想,并从中发现近代科学的雏形。围绕罗吉尔·培根科学思想进行的百余年研究,就伴随着对上述辉格式进路的批评与调整展开。在先前学者工作的基础上,通过激活古代科学基本概念的历史语境意义,一个真实的培根形象逐渐清晰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