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学谱系的现代转型——以梁启超、王国维为例

中国传统文论之“文”与西方现代诗学之“文学”是两个异质的谱系,前者一直都是在杂文学观念的视域中,而后者则有鲜明的学科分类意识,基本上属于纯文学观念的视域。然而,从晚清至“五四”,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功利主义政教型文学观和以王国维为代表的超功利审美型文学观的建立,促成了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文”向西方现代诗学的“文学”谱系转型。     

“批评文体研究”笔谈——古代文论批评文体的文学性生成

按照西方近现代学术“分科治学”的规则，文学是文学，批评是批评，文学有文学的文体（抒情体或叙事体），批评有批评的文体（大抵是论说体）。但是，中国传统文论的批评文体常常不去论说而去叙事（如汉代的史传体批评）或抒情（如六朝的骈体批评和唐代的诗体批评）。中国传统文论的经典性文本如《文心雕龙》、《二十四诗品》、《沧浪诗话》、《人间词话》等等，从文体分类上考察都不属于论说体而是文学文体。如何看待中国文论批评文体的这种“破体”现象？或者说，如何评价中国文论批评文体的这种文学性或诗性特征？我认为：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其意义不限于“批评文体”本身，而是可以为全球化时代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找到一种新的入思方式或新的理论突破口。     

司马迁文学思想体系及价值评述

司马迁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同时也是著名的文学理论家，他有着丰富而独到的文学思想。就丰富性而言，他有着汉代一般文论家不具有的理论的体系性；就独到性而言，他的文论思想，不仅在汉代文论中是一种深刻而卓越的见识，即使对后代中国文学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意识的发展，如“诗骚”传统的建立、文学创作论等，都有不可限量的深远影响。     

现行文论教科书与传统文论

通常认为,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和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为代表的现行文论教科书,在理论框架上,“基本上是苏联三十年代的老框框”,缺乏民族特色,“并没有把中国古代文论的精华融进内容中去”,因而要打破框架,“建立具有我们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笔者认为现行文论教科书的理论体系,在表层上的确是苏式框框,但在深层结构中却有足够的民族特色。现行文论教科书并不缺乏通常所理解的民族传统或民族特色。因而,那种意欲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文论体系的主张,至少在方法论上是无的放矢的。     

吕南公的“文道”观

吕南公是北宋卓有成就的文论家,吕南公在文学理论上有精辟的见解和造诣,提出＂言以道为主,而文以言为主＂的＂文道＂观,强调＂文不可以不工＂,虽然是以儒家的思想伦理为基础,但对于＂道＂持一种包容和开放的态度,其＂道＂更多指向＂为文之道＂,从而提升了文学的独立性。吕南公的文论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远绍韩愈、超越欧曾、比邻苏轼,是北宋＂文道关系＂论述中的重要一环。     

“感兴修辞”：走向文学自身的“比兴”

王一川提出的“感兴修辞”理论是中国古代文论中“比兴”在其“内在理路”上的发展与后现代语境中个体化理解的创造性出场。这一较为成功的个案启示我们：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和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路向既不能一味地照搬西方,也不能一味地“回到原典”,而应在中国固有的文论传统中将其中有生命力的理论概念、范畴、命题等在其“内在理路”的基础上并结合当今具体的语境加以个体化的理解、改造,只有这样才是建设性的或积极的。     

现代性与审美性的交相辉映——新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思路的更新

教学活动是文学研究和承传的独特方式,《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已近八十年的历史,我们站在21世纪的今天总结这门课程的教学历史时,它应该纳入文艺学的范畴而非历史学．从而更新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思路。即在学科名称上沿用“中国新文学”的最初称谓,在学科含义上紧“现代性”的核心概念;在文学性质上突出“审美性的根本要旨”;在文学分类上摒弃传统的按体裁的“四法”,而将这一百年的文学分为“使命文学”、“情趣文学”和“新锐文学”;在教学上以历史走向为背景、以关思潮为依托、以文学作品为对象和以读者接受为重点。     

论中国古代创作心理的变态性

中国古代以孔儒诗教为正统而形成温柔敦厚的中和之美,其创作心理的基本特征为自觉理性意识,这往往被人们看作支配文学发展的心理动因。但是,潜藏在意识下面的潜意识,隐匿在理性下面的非理性则常被文论家所忽视或轻视,甚至被认为是文学发展的消极因素。美国文论家雷·韦勒克、奥·沃伦在其所著的《文学理论》一书中指出:“喜欢论述自己艺术的作家们自然总谈论自己创作活动中那些有意识、自觉运用某些技巧的部分,而无视那些‘外界各种因素给予的’非自觉地进行部分。他们对自己自觉的创作     

“以意逆志”与解释学美学——中国传统文学释义方法与西方解释学的对话

“以意逆志”是孟子提出的一个有关文学释义的纲领性理论命题。围绕这个命题,中国古代的文论家和批评家对文学解释活动中的解释者(主体)与解释对象(客体)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学解释的具体途径进行了深入而辨证的探讨;既充分尊重接受者和解释者的主体意识——“意”,又强调文学解释活动最终不能背离对作者和文本原意——“志”的理解和把握,同时还把文学解释活动看成是解释者之“意”与解释对象之“志”通过“逆”的方式相互交融而形成新的意义过程。正是在这基础上,“以意逆志”的文学释义方式所蕴涵的解释学思想能与西方解释学理论展开深层对话,两者互取长处,在内在旨趣上形成中西融合。     

《文心雕龙》与《孙子》

《文心雕龙》是文论名著,《孙子兵法》是军事杰作.它们一文一武,似乎两不搭界,但刘勰却注意到“文武之术,左右惟宜”,所以他不仅赞扬“孙武兵经,辞如珠玉,岂以习武而不晓文也”①;而且在自己的文论中活用了孙子“因敌而制胜”②的军事思想,去探讨“制胜文苑”③的创作原则.     

意识形态:文艺的本体特性还是价值特性

反驳了把文学艺术视为“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领域”和把意识形态完全等同于“观念上层建筑”的观点，认为文学艺术不是一种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只是文学艺术的价值特性，而非本体特性。文学艺术是一种与意识形态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式。     

"西南边疆当代文学"研究的基本价值与理路

西南边疆当代文学主要是指中国西南地区以云南、广西、贵州为主的边疆省份的当代文学。这是一个被主流学界忽视的文学范畴。研究西南边疆当代文学的价值在于发现其存在与发展的权利与潜力,为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学理论建设提供更多民族化的、原创性的文学支撑材料。西南边疆当代文学的研究要紧扣西南边疆文学独特的民族意识与现代性问题两个方面进行,做到西南边疆当代文学概念的理论厘定与文学形态梳理相结合,当代文学现象的横向共时比较和纵向历史回溯相结合。     

民族文献整序研究

根据献整序的原理和民族献的特点，阐述了民族献收集、分类、录，主题标引以及布局、排架和保护的一系列管理方式和方法，旨在为民族献的科学管理提供依据．     

浅议电子文献与纸质文献

通过对电子文献和纸质文献优点与不足的总结和对比,阐明了电子文献和纸质文献在21世纪将呈现互为补充、彼此共存、逐步调整、共同发展的新局面。     

论后殖民文学的名与实

后殖民理论在中国研究三十年,但后殖民文学的概念与内涵却较为含糊。后殖民概念的发展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之间密切关联,因此后殖民文学的发展与殖民文学、殖民主义文学之间具有强烈的承继关系和解构意识。后殖民文学应该被看做是萨义德为首的后殖民批评家以后殖民理论观照西方自扩张时期至今的文本,并进行的西方中心主义批判,及阿什克罗夫发展自＂英联邦文学＂研究的跨民族、跨区域的梳理殖民文化遗产的文学与文化关系研究。对后殖民文学名与实的重新辨析将有助于我们在教学与科研中有效地选择文本和阐释文本。     

中国古代军旅文学的整体风貌

军旅文学是军旅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中从先秦军旅文学、汉唐边塞诗、宋代军旅文学中的爱国忧国情怀和明清古代战争经典小说等四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古代军旅文学的历史发展风貌,并指出,不同时代的军旅文学昭示出不同时代的核心精神支柱与核心价值理念,一部军旅文学史就是一部围绕着民族核心价值观而不断地建构-弘扬-再建构-再弘扬的历史。     

文学价值观研究的新思路

哲学界关于价值与价值观的界定还没有得出一个比较统一的看法,这影响到了当前文学价值观的研究。文章以新时期初期的文学作为个案,尝试从主体、意识形态内容和文学类型三个方面来界定文学价值观,使文学价值观的研究既有主体和社会意识形态的视野,又不忽视文学本身的审美形式的分析,从而为文学价值观的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论文学场的动力学功能效应

文学场的功能效应是指文学场作用于自身和作家、读者与文化所引起的效果和反应。理想状态下 ,文学场的功能效应必须从两方面来考察 :一方面考察文学场自身 ,另一方面考察文学场的作用对象。但实际上 ,文学场处于较复杂的关系网络中 ,所以对它的功能的研究必须是动态的、多维的     

基于文献计量的地方文献科研状况分析

如果以图书馆界普遍认可的杜定友先生为代表人物的广东地方文献工作为起点,那么我国图书馆地方文献事业自20世纪40年代发展至今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作为反映地方文献事业发展轨迹的专著、期刊论文、学位论文、会议论文、科技报告、报纸等,可以清晰地勾勒出60多年来地方文献事业所经历的发展低谷和兴旺高潮。应用"读秀学术搜索",对有关我国地方文献研究的科研成果进行挖掘、分析与研究,以期对我国图书馆的地方文献工作与研究事业作一个综合描述。     

论特里·伊格尔顿的文学意识形态批评理论

意识形态批评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核心,但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往往偏重于对文学的思想内容进行意识形态的分析而忽视了文学的自律性,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特里·伊格尔顿将意识形态理论运用于文学形式、文学生产的分析,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意识形态批评的新视界,是在新的时代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有益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