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技术的“本真”及其历史超越

学界在谈论庄子“技术”思想时，常从现代技术概念出发，或认为庄子反技术，或认为其推崇技术，使其“技术”观呈现出二元悖论的局面。通过对《庄子》的系统梳理，发现“技术”作为复合词并不见于文本，庄子“技术”思想主要凝结于他关于“技”或“术”的观念或寓言中，与“道”密切相关。庄子并不是最终指向技术本身，而是在“道”的宇宙观下，借技术活动来关注人的生命，追求技艺自由、回归自然与人文生态。抑或说，借贬“技术”来反对通往“道”的一切藩篱，借褒“技术”来赞扬一种近乎超功利、超结构的技术来体道、悟道，以求养身、养生、养神，最终达到关注人、人的生命本真。这种技术思想对当代人们克服异化和实现生命本真具有重要启示。     

Exploring the Origin of “神经”(shenjing)

最早将西医中“神经”的概念介绍到中国的人是英国传教士兼医生合信(Benjamin Hobson,1816～1873).1857年,合信在《西医略论》一书中多次提到神经,只是他不用“神经”来指称,他用了“气筋”和“脑气筋”这两……     

我国技术发展中的文化观念冲突

我国技术发展是在中西化交融和冲突的时代背景上进行的，化观念冲突必然对技术发展的形态和进程产生深刻影响，中着重分析了对我国当代技术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五种化观念冲突，即“天”与“人”的冲突、“体”与“用”的冲突、“道”与“术”的冲突、“人”与“物”的冲突和“知”与“悟”的冲突，分别讨论了它们的思想渊源和现实体现，实际上，我国技术发展中一些困扰人们很久的现实问题，恰恰有着化观念冲突的深层原因，只有逐步消防化观念冲突的影响，将技术现代化和化现代化统一起来加以认识，才能使我国技术发展走上顺利的坦途。     

“神经”考源

最早将西医中“神经”的概念介绍到中国的人是英国传教士兼医生合信 (BenjaminHobson ,1816～ 1873)。 185 7年 ,合信在《西医略论》一书中多次提到神经 ,只是他不用“神经”来指称 ,他用了“气筋”和“脑气筋”这两个词 ,例如 :“若下部脊髓坏 ,因而气筋不能上接于脑 ,则下部即有阳事不举 ,两足跛瘫 ,二便无力等病。”[1] 在合信的医书中 (包括后来的《内科新说》、《妇婴新说》)“脑气筋”也用来指脑神经 ,但是指神经的时候多一些 ② 。后来 ,“气筋”和“脑气筋”使用了开来 ,这两个词是 19世纪中晚期用来指神经的最为常用的词。例如 :…     

对“人定胜天”的历史反思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哲学、科学思想史的重大课题。围绕它针对我国威信思想分为“合天论”与“胜天论”两大流派,概述其历史发展和演变。高度评价“人与天调”、“道法自然”和“天人合一”的积极思想价值,指出合天论在几千年中占据的主导地位。列举诸多胜天论的史料（若干不为学界所提及）,说明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胜天论的历史作用。本着重指出,50年代始在事实上作为指导思想的“人定胜天”,阉割和窜改了古人的原意（其中“定”不是“必定”,“胜”不是“战胜”）,成为反自然、反科学的口号,对生态环境大规律灾难性的破坏,起到直接的作用,必须引起深刻的反思。     

论科学创造的思维程序问题

在假设－演绎的研究模式中，假高产生的思维程序问题乃是研究科学创造机制的关键。这里“一般－个别”的思维程序已为心理学所揭示，为哲学所抽象地议论，但我们所需要是认识率和方法论的分析。本文试图提供全面论下，并突出高层观念在实现这一思维程序中的主导作用。     

论和算发生的社会文化基础

文章旨在从科学－文明史的角度探讨和算发生的社会－文化条件；分析了传统日本社会二元裂分的权力结构与文化结构，在此前提下考察了皇家－寺院文化与武家－平民文化对于艺道发展模式的形成所起到的作用，解析日本武家关于算的观念的历史变迁，并通过对江户初期文化整合的历史分析，说明和算何以在当时社会以艺道模式发展。     

“技术一文化”论：一种对技术与文化关系的新阐释

文章在概括以往关于技术与文化关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文化视野中的技术和技术视野中的文化以及技术、文化一体化等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技术－文化”这一新概念，建构了“技术－文化”系统，并运用系统科学的思想方法，深刻阐述了技术与文化之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机制。     

科研系统工程的"四维结构"与"四定分析"--以国家科技攻关305项目为例

技术方法的优选与组合在科研系统工程活动中具有重要意义，拟将通用的系统工程方法“霍尔三维结构”发展为科研系统工程“四维结构”，即增加第四维－技术维。对于具有强烈时空特处的复杂科研系统工程来说，仅采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是不够的，应将其发展为定性－定量－定时－定位分析相结合的“四定分析综合集成法”。     

赫兹的电磁学研究时间顺序及其思想转变过程

根据赫兹的书信、日记、实验笔记、文集和其他相关文献，对其电磁学研究过程中的有关时间顺序进行了仔细考察，指出了前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给出了赫兹电磁学研究过程更为合理的时间顺序。赫兹在电磁学研究中的思想转变过程分为三个阶段：1878年11月－1884年6月，1886年10月－1888年3月，1888年4月－1891年12月。赫兹思想重要转变过程是发生在1887年9月－1888年3月和1888年4月－1890年12月。前一过程是他从对“导线波”的认识到对“空气波”的认识转变过程，这一思想转变过程的理论基础仍然是赫姆霍兹电动力学；后一过程则是他从赫姆霍兹电动力学到麦克斯韦电磁场理论的思想转变过程，赫兹从1888年6月到1890年12月与当时英国物理学家的通信交流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赤兹在电磁学研究过程中形成的物理学思想不但对许多物理学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对科学技术史研究者在研究方法上也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科学创新素质教育的一条可能途径--别具一格的"朗道学校”及其启示

本文介绍了朗道在前苏联创办的理论物理学校－－“朗道学校”论多别具一格的地方。它的主要教学形式－－理论研究斑,发现理论物理人才的“理论入门”考试和为培养理论物理人才撰写的《理论物理教程》,同时论述了它对目前我国实施的教育改革和如何进行素质教育所具有的借鉴作用。     

试论李光地的中国传统天文学

李光地是清初有影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十分重视我国传统天文学与近代西方天文学的研究，深入发掘中国传统天文学的思想精华，在整理研究中传统天文学方面做出了贡献。该文就李光地在古老“天圆地方”说辨析上、传统地圆思想考释、重建《周髀算经》天文学体系以及提出新一代浑合通论诸方面进行了初步探讨。     

《道教生态学》出版

厦门大学乐爱国副教授所著《道教生态学》2005年5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全书共五章25万字，分为道教生态智慧的历史渊源、道教生态学的哲学基础、道教生态学的理论要素、道教生态学的伦理建构、道教生态学的现实延伸等部分。这是第一部全面论述道教生态思想，试图建立“道教生态学”体系的学术专著。书中认为，道教的天地万物与人同源、同构以及同具有道性的本质是道教生态学的自然哲学基础；道教提出的“天人合一”、“天父地母”、“道法自然”是道教生态学的基础理论要素；道教提出“慈心于物”的道德认知，倡导“仙道贵生”的道德情怀，建立“守道而行”的道德准则，构成了以普遍生命为中心的道教生态伦理。从这三个层面出发，不仅展现了今天所需要的丰富的生态思想资源，而且看到了可供今天选择的绿色生活方式。     

论恩格斯科学问题的哲学解答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在一定时代的科学技术知识背景下，科学主体对某个科学问题在从科学层面、用科学方法不能进行“科学解答”时，而应当从哲学层面、有哲学思维方法进行“哲学解答”，即在特定条件下对科学问题进行的哲学解答，这是蕴涵在恩格斯哲学经典著作《自然辩证法》中的重要思想。恩格斯这一科学问题解答的思想，在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推广，而且对现代科学和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功能，因此，其现实意义是巨大的。     

秦九韶数学思想方法

秦九韶的《数书九章》是13世纪最杰出的数学名著，有多项成就领先于世界。秦九韶的成就与他的思想方法密切相关。本文从七个方面论述秦九韶的思想方法：①数学应用的普遍性；②数学与哲学的一致性；③继承与发展的必要性；④“内算”与“外算”的统一性；⑤应用“数学建模”的综合方法；⑥不断虚心学习，方能有所创新；⑦“问答术草图”的思维模式。上述七条思想方法至今仍有重要意义。     

中国当代的环境与发展思想

环境与发展问题是环境保护中的根本性问题。在世界背景下，中国环境与发展思想了从传统发展思想到可持续发展思想的过程，在环保战略上从最初的事后转向防治结合，到“同步发展”和“协调发展”战略，直到最新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但中国的经济发展实践则表现出和理论的较大差异。在理论上对“先污染后治理”方式的拒绝以及对发展权力的强调，形成了中国环境与发展思想的特色。     

论庄子的机械批判思想——对“圃者拒机”寓言的解读

从自然无为的“道”本体论和素朴自然的人性立场出发，庄子在“圃者拒机”寓言中表述的机械批判思想具有三点要义：肯定技能，以褒扬劳作者超越的形上精神境界；反对主体的机械性异化，持守自然自由的本真人性；批判工具主义的社会政治思想。     

命物之化而守其宗: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道家生命文化审思

新兴人类增强技术(HET)直接作用于“人”自身，使人从“自然人”逐渐转向“技术人”,从而引发人类对其产生深度的人文主义焦虑。道家生命文化将“生命”与对“道”的追求关联起来，并更注重对生命的人文价值的追寻，因而可以为人类增强技术提供更具人文主义色彩的价值指引。在目的论层面，道家生命文化中“养生”“心斋”等概念为HET在人类物质与人文层面提供了“目的校正”;在认识论层面，道家生命文化中“真知”“物化”等范畴引导HET消解“是非之争”,打破“成心”;在方法论层面，道家生命文化以“道”为宗，以“以明”和“因是”为HET提供了方法论规范。总体上，从道家生命文化对HET进行人文主义审视，具有鲜明的自然主义色彩。从道家生命文化中的人文主义思想资源可以得出，对于HET,并不在于一味地摒弃此类技术，而是“人文地”引导技术服务于人类最为“本真”的需求，服务于人类自身成长尤其是人文进步的过程。     

儒道情怀的现代价值

在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中，儒家的“士不可以不弘毅”的人生态度与道家无为而治的“法自然”态度，曾以符合不同阶层、不同境遇的人们的实际需要，并行、交融、发展，促进了儒家情怀和道家情怀的形成。这两种情怀在思维方法论上，都以经世致用的功用性出发，一直影响着中国古代士人的思维方式，为他们不同的“应然”生存状态提供了一种理念支撑。体现在个人的认知、行为上，就是一种整体性思维的结果，成就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和人性关怀。这对于具体调整当今社会人们的不同心态，仍然有着鲜活的现代意义。     

MMK：苏联（俄罗斯）科学哲学的摇篮

莫斯科方法论小组（MMK）是苏联（俄罗斯）哲学和逻辑学史上时间跨度最大、参与人数最多、影响范围最广的学术共同体之一。MMK的杰出领导者季诺维耶夫最早研究了马克思《资本论》中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深刻揭示了《资本论》蕴含的辩证逻辑和科学逻辑；谢德罗维茨基是MMK的精神领袖和有力组织者，在他的领导下，MMK经历了思维研究、活动研究和一般方法论研究三个发展阶段，相应地形成了内容-发生逻辑、活动论和系统-思维活动方法论三种范式。MMK主张的方法论主义和发起的方法论运动是20世纪60-80年代苏联“新哲学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引发了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的“方法论转向”。MMK为科学哲学在苏联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和人才基础，时至今日，MMK倡导的“社会-文化范式”和“方法论思维”对俄罗斯科学哲学未来发展和分析方法都具有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