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诗”与“经”的矛盾中把握汉代诗学思想

汉代诗学其主导的、典型的诗学思想可以一言尽之,曰:“诗”与“经”的矛盾.汉人以《诗》为“经”,通经致用,《诗》成为现实政治讽谏的张本.汉代诗学便在以“经”解《诗》的矛盾中确立起来.“诗”与“经”的矛盾表现之一是“虚虚实实的历史批评”;表现之二是“拘拘挛挛的情性说”;表现之三是“是是非非的比兴论”;汉人从以经评《诗》、解《诗》中引伸出的文学理论与原则,又成为其衡《骚》评赋的标准.汉儒解诗形成的《诗》“经”精神,一方面涉及到诗的艺术本质,另方面又过分注目、牵附政教风化,以至于损伤了诗美,也未形成纯粹的诗理论与诗美学.     

论朱彝尊的诗歌创作

朱彝尊是清代初年重要作家之一,诗、词、散文的创作都有很高成就。朱庭珍《筱园诗话》指出:“竹坨诗、古文皆成一家,兼精填词。诗尤雄视一代,品在渔洋(王士祯)、荔裳(宋琬)、愚山(施闰章)之上。”赵翼《瓯北诗话》也说:“竹坨负海内重名,至今犹朱、王并称,莫敢轩轾。”在康熙年间,他的地位与当时主盟诗坛的王士祯仿佛,有“南朱北王”之称。又有人以“朱、王”合顺冶中的施闰章和宋琬,以及行辈稍后的查慎行和赵执信,号为“清初六大家”。不过长期以来,朱彝尊的诗名似乎被词名所掩盖,对他诗歌创作的成就与影响,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和评价。     

《诗薮》的诗歌发展观

“体以代变”、“格以代降”是胡应麟在其诗学专著《诗薮》中提出的诗学发展观，所谓“体以代变”，是指中国诗歌的发展变化受时代的制约与影响，“格以代降”，是指诗格“一代不如一代”。这是一种精辟的文学史观，虽然承认诗文以代而变的必然趋势，但同时又深深地打上了崇古卑今的烙印。     

《送元二使安西》讲析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色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这是王维写的一首春日送别的诗。这首诗,后因谱入乐府,取首句“渭城”二字作《渭城曲》。刘禹锡《与歌者何勘》诗云:“旧人惟有何勘(kan)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就是指此。诗题一作《赠别》《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对酒》诗云:“相逢且莫推辞醉,听唱阳关第四声。”又《晚春欲携酒寻沈四著作》诗云:“最忆阳关唱,珍珠一串歌。”李商隐在《赠歌妓》诗中,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的诗句。由此可见,这首诗一经谱成乐章以后,就成为社会上流行的歌辞,也是别席离筵的绝唱。由于乐曲的广泛流传,“阳关三叠”,也就成为人所共知的名作。就诗论诗,它也是不可多得的出色作品。     

许浑早年行迹再考

《全唐诗》所收许浑诗《颍州从事西湖亭燕饯》是研究许浑早年行迹的重要依据。而《夹注名贤十抄诗》与《文苑英华》所收此诗题目“颍州”作“颍川”,结合诗文中关于许州西湖和许浑早年行迹的记载,可以断定《全唐诗》所收此诗颍州应是颍川的讹误。     

“兴”义再辨析

《诗》有六义,风、雅、颂为《诗》之分类,赋、比、兴为《诗》之表现手法。这也是历代《诗经》研究者所形成的共识了,但具体解说到“比兴”的含义,尤其是“兴”的含义,则千百年来聚说纷纭。     

"三着"珠联 "两点"璧合--古典诗歌赏析例谈

———古典诗歌赏析例谈 明振来(阳新高中,湖北　阳新　435200)　　古典诗歌的赏析与教学,要遵循诗的特征。诗为何物?“诗者,志(情、意)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毛诗序》)何以言志?“立象以尽意。”(《周易·系辞》)这些古人之论道出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根本特征:诗的功     

试论屈原骚赋与楚族巫舞的关系

屈原骚赋在中国文学史上,卓然特立,独放异彩。然而,它是怎样产生的呢?历代学者对它进行了种种的研究与推测,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以下三种说法: 其一,“《骚》从《诗》出”。此论最为久远,影响也最大。西汉人刘安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东汉人王逸也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南朝人刘勰更明确地提出:“依《诗》制《骚》,讽兼比兴”。他们看到了《诗经》对《楚辞》的影响,是有一定道理的。其二,“源于楚歌”。这是近代较为流行的说法。王国维说:“《沧浪》《凤兮》二     

《大历十才子诗选》小议

选诗之难,李东阳《麓堂诗话》已言之:“选诗诚难,必识足以兼诸家者,乃能选诸家;识足以兼一代者,乃能选一代。”注诗之难,历代注家于可注书之例言中更是深致感慨,不待赘举。然而今人却似极视选诗注诗为易事,评选笺注之本纷纷俱出。信手翻览贤,每有竽滥之甚者,疏误不胜指摘。近阅陕西人民出版社《大历十才子诗选》,堪当其中翘楚。     

鲁迅的个性与杂文

风格即人;文如其人。这是古今中外经典作家所公认的事实。俄国卢那察尔斯基在《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说道:“法国人常说:‘风格有如其人’”。我国古代薛雪在《一瓢诗话》中说:“鬯快人诗必潇洒,敦厚人诗必庄重,倜傥人诗必飘逸,疏爽人诗必流丽,寒涩人诗必枯瘠,丰腴人诗必毕赡,拂郁人诗必凄怨,磊落人诗必悲壮,豪迈人诗必不羁,清修人诗必峻洁,谨敕人诗必严整,猥鄙人诗必委靡;此天之所赋,气之所禀,非学之所至也。”我国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把文艺作品当作“艺术家的气禀的再现”。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这固然是对     

试论六朝诗画理论之相通

诗与画,在西洋理论家的眼里是一对争风吃醋的妯娌,而在中国古代美学那里,却似一对感情笃深的孪生姐妹。莱辛在他的美学名著《拉奥孔》的扉页上引了古希腊历史学家鲁克塔克(Plutarch)这样一句话:“它们(指诗与画——笔者注)在题材和摹仿方式上都有区别”。显然,这正是《拉奥孔》里所揭示的莱辛自己的美学观点。《拉奥孔》的副标题就是“论诗和画的界限”。莱辛认为诗和画在艺术构思与表达、塑造形象的方式上都是不同的,诗中的画不能产生画中的画,画中的画也不能产生诗中的画。”同这里注重诗、画之     

关于《诗经》“正《大雅》”的创作年代、作者及其思想艺术

《诗经·大、小雅》总的来说,它是一部反映周王朝兴衰的历史。 “正《大雅》”是指《大雅》《文王之什》和《生民之什》中从《生民》至《卷阿》八篇,共为十八篇。它应属周王朝盛隆时期的产物。关于《大雅》这十八篇的创作年代,各家说法不同:东汉郑玄认为《文王之什》是文王、武王时代的诗,《生民之什》从《生民》至《卷阿》八篇为周公、成王之世诗。朱熹认为:“正《大雅》……多周公制作时所定也。”“今按《文王》首句即云‘文王在上’,则非文王之诗矣。《大明》、《有声》并言文武者非一,安得为文武时所作乎?盖正雅皆成王、周公以后之诗,但此什(指《文王之什》)皆为追述文武之德。……”总之他们均认为“正大雅”是西周初年之诗。     

哲学与诗学的冲突和融合——董仲舒诗学观探微

诗三百在董仲舒阐述春秋大义的过程中主要发挥“达意”、“正言”的作用。基于此，董仲舒提出“以诗为天下法”的诗学观点，但在“知天’’的问题上拒斥了诗和诗人，主张“知天，诗人之所难也”。同时，《诗》、《春秋》在董仲舒阐释哲学的过程中面临着共同的困境，由此提出“诗无达诂”、“春秋无达辞”等理论命题。在现实政治的情境中，“知天”的问题非但是诗人所难，董仲舒本人也是难以把握的。     

“思无邪”新解——兼谈《诗駉》篇的主题及孔子对《诗》的总评价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一般认为这是孔子对《诗经》所作的总概括,总评价,用宋人朱熹的话说就是:“夫子言《诗》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尽盖其义。”(《论语集注》)不过,“思无邪”一语,并不是孔子所自撰,而是他从《诗·鲁颂·駉》篇中借来的。宋人邢昺的《论语注疏》,朱熹的《论语集注》,清人刘宝楠的《论语正义》都曾指出过这一点。今人杨伯峻先生在《论语译注》中说得更明确:     

《渡桑乾》的作者是谁?

关于唐诗《渡桑乾》的作者问题,大都认为是贾岛的作品,后来注释唐诗的人也均从此说。刘逸生先生所著的《唐诗小札》(修订本)一书,也持这种说法。我认为《渡桑乾》不是贾岛的作品,应该是刘皂的作品。理由如下:(一)刘皂是唐代咸阳(今陕西成阳县附近)人,“归心日夜忆咸阳“一句中的“咸阳”是他的故乡,与他的生平联系得上。(二)《全唐诗》存其五首诗,诗的语言和风格皆与《渡桑乾》诗象似。(三)在《全唐诗》中《渡桑乾》诗名为《旅次朔方》,作者为刘皂。当时编辑《元和御览诗集》的主编是令狐楚,他的年龄比刘皂大,他们之间有过交往。当     

《老子》文学成就探析

老子是哲学家,也是诗人,是中国哲理诗创作的先驱。一部《老子》,是哲理与诗歌的结合体。如果把《老子》整个算作“哲理诗”,那么在中国文学史上没有其它任何哲理诗作象它那样具有独创性,具有丰富深邃的内涵、广大深远的影响。《老子》又被看作诗歌与散文的结合体,人们或称之为诗,或称之为文,或说它文中有诗,或说它诗中有文。是诗、是文、是“散文诗”还是“诗散文”,从大处着眼,重要的不在于这称谓上的区别,而在于它们所共同揭示的《老子》艺术上的独创性和特异性。《老子》的体裁是春秋末年伟大哲人所独创的,所以我们不应以其后世的某些标准硬套它、苛求它,而不妨把它视为中国文人哲理诗作的开端和中国哲理诗的一种最早的、特殊的样式。 《老子》的文学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别具一格,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析、把握它。     

“氓之蚩蚩”新释

“氓之蚩蚩”这句诗,是《诗经·卫风·氓》的首章首句。《毛传》训曰:“氓,民也。蚩蚩,敦厚之貌。”朱熹在其《诗集传》注云:“氓,民也。盖男子而不知其谁何之称也。蚩蚩,无知之貌,盖怨而鄙之也。”马瑞辰在其《传笺通释》中云:“蚩蚩,痴味之貌。”《韩诗》释蚩蚩为“意态和悦貌”。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此书注云:蚩蚩,忠厚的样子。”余冠英先生在其《诗经选》中注释曰:“蚩蚩,同嗤嗤,戏笑貌。”总之,以上这些解释,均是我国古今著名的学者对“氓之蚩蚩”诗句所作的解释。我认为这些解释并非符合诗句原意,故写此文探讨。《氓》是古今学者共同承认的弃妇诗。此诗是以一个被遗弃的妇女自述的口吻,倾述她被     

走出《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解读的误区

古代文学作品,特别是古诗词,因为各种原因,误读的现象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诗无达诂”也就成了误读诗词的托词.应该说有许多作品不像李义山的《锦瑟》诗,也无后人不清楚的“本事”,是完全能够“达诂”的.但如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样明白如话脍炙人口的诗也被误读,就不能不为之辨明了.     

《读书斋诗》作者考

《全唐诗》卷三六八有崔护《郡斋三月下旬作》诗一首:“春事吕已歇,池塘旷幽寻。残红披独坠,嫩绿间浅深。偃仰卷芳褥,顾步爱新阴。谋春未及竟,夏初遽见侵。”《全唐诗》卷四七九张又新名下亦收该诗(题同),仅异二字:“嫩”作“初”,“卷”作“倦”。据此,诗作者应在崔、张两人之中。不料,《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1169页说此诗是谢灵运在温所作,题为《读书斋诗》。逯钦立先生所据是光绪八年(1881)《永嘉县志》卷二十一,较《全唐诗》晚170多年,一般应以《全唐书》为准。不过,这首《读书斋诗》还可找到更早的出处:明末清初永嘉人周天锡曾编过一本专收外地人在温诗作的《慎江诗类》,完成于康熙十九年(1680),手抄本共六卷,原藏玉海楼,温州市图书馆今藏有黄群敬乡楼、永嘉乡著会等几种抄本。其卷一收谢灵运诗二十七     

“国风”之“风”新探

传统的观点多认为“风”是民间歌谣,可是“风谣”说如果成立,那么先秦时期就曾出现过一个从人人会作诗(“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到无人会作诗(“《诗》亡”说)的怪现象。同时,两汉以来曾进行过多次“采风”,可是所采到的民歌却无法与“国风”相比。这并不是劳动人民的文化素质愈来愈低,而是“风”根本就不是什么民间歌谣,其实质是“巫风”。或者说,巫是先泰时期的诗人歌手,风是“巫歌。” 文章首先通过对《易经》中古歌谣与《楚辞》的作者皆为巫的考证,论证出《诗经》的作者亦是巫。其次,《礼记》:“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其中“民”在此指臣,引伸为诸侯;“风”指“歌舞为巫觋之风俗”。由于列国的巫觋歌舞之风体现了礼乐制度,所以在礼坏乐崩之际引起了周天子的极度重视,从而所陈之“诗”即是巫觋歌舞时所唱的乐诗。其三,探讨了“省风作乐”的实质与“诗不能作”的原因。最后揭示了巫风中的“性”文化,“郑声淫”等是巫风中性文化的产物。并探讨出孔子“乐正”并不是删诗而是修正或订正诗,即将诗中的“淫声”之处改正过来,使之符合礼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