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科学士绅的科学体制化践行

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学术结构悄然发生了改变,由传统学术体系逐渐向现代西学转变,在这一转向过程中,中国萌发了早期的科学家、科学学会、科学期刊、科学交流等科学体制化的标志因素,尤其"科学士绅"这一社会群体的出现推动了现代科学在中国较为广泛的传播,由此催生了科学体制化在中国的萌芽与发展。     

我国科学体制化过程中的认知问题及其影响

一、科学活动体制化的涵义现代科学作为一种社会体制(institution)在西方的形成,从历史的顺序来说,先是有了从其它社会活动领域脱离出来专门从事探索自然知识的科学家角色;继而是社会对科学家和他们所从事的活动给予肯定性的评价,从而使科学活动成为社会活动的一种形式;然后是科学组织的建立。科学组织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发挥其功能的合法性,是通过科学体制来保证的,科学体制是由科学体制化(institutionlization)过程而形成的一种社会结构。构成社会体制的科学体制     

一种基于工程师的科学体制化研究何以可能

科学革命从根本上塑造了一种全新的数理-实验的科学观,将科学定义为一种基于实验和理性传统的,以造福人类为目的 的有组织的实践活动.这一新定义形成了现代科学家群体,和独立于理论科学的工程科学和技术科学,由此形成了科学哲学中社会-文化研究、实践转向和工程哲学新的哲学领域,这些新领域无一不诉诸或强化了工程师的理论地位.这一地位...     

中华自然科学社与民国科学体制化的演进

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前身为华西自然科学社,1927年9月在南京中央大学成立,以"研究及发展自然科学"为宗旨,1951年宣告解散。作为民国时期影响较大的一个全国性、综合性科技社团,中华自然科学社通过创办《科学世界》、编纂科学书籍、召开年会、举办演讲等途径,在宣传和普及科学知识的同时,积极致力于中国科学的体制化。与此同时,就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科学研究路径、科学大众化等问题,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员阐发了自己的见解。     

中国科学的体制化进程缕析——兼与西方国家的比较

从晚清时期西方科学的传入,到以中国科学社为首的民间科学社团的陆续建立,再到中央研究院等官办研究机构的诞生,中国科学的体制化逐渐形成。中国科学的体制化是包括广大留学生在内的新知识群体“扩散和移植”的结果,因此与欧美诸国有着相似的一面,带有一些模伤的痕迹。但不可否认,中国科学的体制化又有着自己的特征,这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     

20世纪上半叶中国高等数学教育的体制化

1913年北京大学数学门招生标志着中国现代高等数学教育的正式开始,从这时到20年代末是中国高等数学教育体制的初创期,这一时期归国留学生在国内高校创建了不少的数学系,高校中还出现了一些数学方面的团体和刊物,到20年代末中国高等数学教育体制初见端倪。1930－1937年是中国高等数学教育体制的形成期,这一时期全国数学系的规模不断扩大,随着归国留学生的日渐增多,高校师资力量也得到了加强,高校数学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也日渐成熟（这主要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等的算学系或数学系为代表）,许多高校在教学的同时还进行数学研究,并且还有几所高校开始培养数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中国高等数学教育体制已基本上形成。1937－1949年中国高等数学教育体制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2O世纪前半期中国科学研究体制化的社会因素

２０世纪前半期是中国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其重要的标志是中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产生了几十个至上百个科学研究机构。这些研究机构的建立初步奠定了我国现代科学体制化的基础。中国科学研究机构的产生是同中国整个社会的发展紧密相关的。该文从社会科技意识的增强、领导者的组织领导作用、人才资源的保证、经济方面的支持等四个方面来讨论中国科学研究体制化的社会因素。     

19世纪德国数学发展原因初探

本文简要论述了德国数学的兴衰史,探讨了１９世纪德国数学发展的特点及其原因,进而说明德数学发展与其大学教育体制有着密切关系,这对于培养创新人才,使我国成为２１世纪的数学大国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19世纪德国合成染料工业的兴起——以科学为基础的产业发展之实例

随着工业虽命的深入和科学技术的进展，19世纪下半叶诞生了一门对人类社会发展作用巨大的新型产业──以科学为基础的产业，其中合成染料工业的发展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对这一实例的探讨，有助于深入理解科学研究是如何与工业发展结合在一起的以及所发挥的作用。本文通过历史的探讨，说明这一源于英国的现代工业，之所以在德国成熟、壮大，原因不只是德国有机化学的科研力量雄厚，更重要的是政府的工业化政策促动了有关科学和生产结合的一系列制度创新，尤其是工业界开发和利用科学的制度。     

朝向一个科学历史性的科学哲学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从概念上来说分属于事实与观念，科学史是事实的搜集，科学哲学则是对科学发展规律的认知。二者的融合与互动，造就了朝向一个科学历史性的科学哲学。科学的归纳推理总不止是单纯的搜集事实，不仅要把事实收集在一起，而且要以新观点审视它们。同时还要引入一种新的精神因素，为了进行归纳需要有一种特殊的精神素质和训练。当代每一学科科学史发展与学科规律认识正在促进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融合与互动以及科学本身的发展。     

科学编史学视野中的“科学革命”

(一) 目前,当人们谈及科学的历史发展和科学的成就时,不论是在科学哲学家还是在科学史家,乃至一般公众中,“科学革命”已成为一使用频率极高的术语。在我国,近年来,尤其是随着库恩(T.S.Kuhn)的科学哲学理论被译介之后,科学革命这个概念(或按西方常用的术语,作为科学哲学或科学史中的一个常用的“隐喻”)更是有口皆碑。然而,当人们广泛地使用这一概念时,并不一定总是对此概念作了明确的限定,使之具有前后一贯并且为     

美国19世纪的科学传播者——爱德华·尤曼斯

尤曼斯是19世纪美国的一位杰出科学传播者,他为提升美国公众的科学素养,增进人类福祉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通过对尤曼斯一生中编写化学教科书、科学演讲、传播进化论、策划"国际科学丛书"、创办<大众科学月刊>等主要工作经历的研究梳理,展示了一个不为人所关注的科学传播工作者的历程,同时反映出当时美国的科学传播情况.     

影响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科学价值观

中国近代科学的发民历程,即是西方近代科学向中国移植的历程。由于这一过程遭逢中华帝国衰落和西方列强侵扰的特殊遇境,中国近代社会对科学的价值认同历经了从“夷技”到“长技”再到“科学万能主义”的渐进曲折的变化过程,并因此形成了一种别扭的二元基本架构的非理性科学价值观。这一价值体系不仅影响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而且对中国现代科学的建设也产生了某种误导。确立一个适于现代科学和技术健康发展的科学价值观已成为“     

科学哲学对科学史意味着什么？

鞋:几乎跟婚姻一样神秘,舒不舒服,只有脚趾头知道。让别人看见脚趾头时,那鞋也该换了。——黄永玉,《力求严肃认真思考的札记》本世纪70年代初,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在他的“科学史及其合理重建”一文中,开篇便转用著名哲学家康德的说法,提出“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1],p.141)关于科学哲学和科学史这两门学科之间的关系问题,此名言可说是表述了某些科学哲学家心目中的一种理想,然而,这也仅仅是“某些”“科学哲学家”的“一种理想”而已。在现实当中这种双向的关系是严重地不对称的。因为,一方面,     

德国工业中科学制度化及其对我国工业研究的启示

本文对行德国拜耳公司１９１４年前的工业研究作了历史考察，指出；工业中科学制度化其实质是科学整全到工业中，工业研究企业人内部化。实现制度化有五大条件，即科学，经济，法律和人力条件。     

科学合理性的历史演变

科学合理性问题是随着近代科学一同产生的。当伽利略把“实验方法和归纳法与数学演绎法结合起来”创立近代科学时,科学就面临了合理性问题：如此建立的理论何以是可接受的？面对来自宗教和哲学的攻击,作为科学家的伽利略自然而然地对科学合理性作了如下辩护：1．科学是可经验的;2．科学是合逻辑的。稍后形成的近代西方哲学和19世纪后半期形成的实证论哲学,其核心任务之一就是按照伽利略所设定的“经验和逻辑”框架来对科学合理性进行哲学层面的论证。但是,无论是从笛卡尔、洛克经莱布尼茨、休漠到康德的知识论哲学,还是孔德、马赫的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