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与国外口述史学的差距及发展思路

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的建立，标志着现代口述史学的诞生。口述史学经过50年的发展，在西方各国逐渐壮大，并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从当代口述史学发展的形势和成果来看，呈现出国外“快进”、“强势”，中国“慢进”、“弱势”的特点。当代国内外口述史学的差距在哪里，又将如何发展？文章对此作了分析，并提出了当代中国口述史学发展的思路。     

想象力与史学研究关系问题初探

历史学科的发展最根本的是要有创新,而创新又是以学科理论取得突破为前提的。中国学人多数注意到治史应依据客观真实史料严格考证,却忽视了史学所具有的活泼特性以及治史还需要发挥合理想象的一面。因此,对于史学研究中想象力的特性和想象力与史学之间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其实,有见识的史学家早已在治史中发挥了想象并取得了理论突破。事实证明,想象力是学术研究尤其是史学研究的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治史方法,应深入认识想象力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英国“新左派”史学对20世纪英国史学文化的影响

20世纪英国史学文化的历史现状及特征既归因于国内社会政治、社会心理思潮及学术文化机制的影响,同时与英国传统史学理论及方法论的历史渊源也是分不开的。英国“新左派”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以其“史政结合,关注现世”的史学理路、价值取向及成就斐然的学术研究逐步塑造着英国史学文化的面貌。概括地讲．它借鉴欧洲大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优秀史学思想成果,通过理论引进、学术争鸣、拓展研究领域等方式对英国的史学研究和史学观念产生深远影响,开创了当代英国史学学术文化发展的新气象。     

回顾与展望:中国的社会文化史研究

社会文化史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史学研究领域兴起的新流派。经过20多年的发展,国内学者在这一领域取得了诸多成就,特别是理论和方法上的推陈出新。尽管从整体上看它仍是一个新生学科,存在着研究对象碎片化、缺少本土化解释理论等缺陷,但不可否认的是这门学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研究前景,值得学者们为之努力。     

唯物史观与中国现代史学体系的构建

20世纪中国史学有两变,一是由过去的旧史学变为"新史学"(含史料派史学),一是由"新史学"演进为真正马克思主义"新"史学。而唯物史观的传入则是中国现代史学临门一脚,开创了中国史学研究的新局面,诞生了全新而科学的史学理论、方法和丰硕的史学成果,催生了史观与史料并重的中国现代史学,形成了完整的学科体系。经过李大钊、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大批研究者的艰辛开拓,创造出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形成了丰富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思想,奠定了中国现代史学的根基和范式。     

没有过去的史学危机

“史学危机”的说法的十几年了，最近看来危机不但没有过去，而越来越严重了。本文认为危机主要表现在史学研究的大量低层次重复，不少史学论著缺乏思想深度和一些有识之士试图拯救危机的努力，失败这三个方面。必须找到适合中国史学发展的新范式才能解决危机。     

梁启超"新史学"理论的法史学解读

梁启超的“新史学”理论包含着丰富的中国法制史的内容。关于梁启超“新史学”理论对中国法制史的贡献问题,有开山鼻祖说、学科设置贡献说、副产品说等几种说法。梁启超“新史学”理论对当代中国法史学研究具有多方面的启示,如:1.当代中国法史学研究对象应设定为历朝历代法制的整体;2.当代中国法史学研究应注重跨学科研究的思路和方法;3.注重中国法制史学科功能的发挥和实现;4.法史学研究不可能一蹴而就,须经历理论不断更新和完善的过程。     

我对口述史学的认识

通过为王文采先生整理口述自传,得出一点从事口述史学的体会.主要有:立项应建立在口述者与整理者已有信任关系之上,进入工作之后,真诚交谈,倾听口述,寻找旁证,整理成稿,再经口述者审阅,形成最终文本.     

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毛泽东的历史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其主要包括阶级斗争史观、人民群众史观、社会矛盾理论等。他所确立的史学研究方法、指导思想和方针原则,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他晚年的思想偏差对中国历史学的研究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试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史学术语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20世纪初至192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理论介入中国尚处于初级阶段。这一阶段,日本充当了引介马克思主义的主渠道,中国从日本大量引进日译马克思主义著作,汲取日本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日本引入,使唯物史观和大量带有日本色彩史学术语移植到中国,李大钊、李达等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解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构建,在此背景下最终促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萌发。     

弗雷泽与人文学科的人类学转向

弗雷泽广阔的全球视野和贯通古今的知识贮备为以比较研究为特色的新人文学开辟出路径,沿着这一路径,中国学者将中国的学问传统与文化人类学的知识全球化视野相联结,逐渐走向了文学研究与人类学视野相结合的跨学科方向——文学人类学。中国文学人类学在历经十余年的开拓与发展中,逐渐形成中国文学人类学独特的文化观（文学观）,也就是将口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众多无文字民族的多元活态文学提升到大传统的地位,用多重证据法来实现具体研究操作与理论建构的统一性。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凸显了人类学转向后的学术范式革新意义。     

“西学中和”：中国现代美学初创阶段的另一种叙事

用“西学东渐”来叙述中国现代美学初创时期的进程不仅不符合历史的事实,而且也成为制约中国当代美学发展的思想瓶颈。本文主张用“西学中和”对这一时期的中国美学进行重新叙述,一方面认同当时的中国学人对西方美学的借鉴、吸收与综合,另一方面突出他们对传统美学思想的尊重以及对传统美学“中和”精神的运用。     

大庆精神研究的理论视角和基本方法

大庆精神研究的理论视角和基本方法是大庆精神研究中不可回避的两个问题。从大庆精神学术史的角度看,人们开展大庆精神的研究主要是在追问大庆精神"从哪里来""是什么样""有什么用""存活在哪""怎样有用"等五个问题。这些问题就是大庆精神研究的主要理论视角。大庆精神的研究,就目前掌握的资料看,主要采用了背景材料列举的方法、基本要素分析的方法、口述史的方法、文化生态学的方法。     

宪法文本中“教育”概念的规范分析

宪法文本是解读“教育”概念的基础。“教育”概念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调整,不同学科对其有不同的阐释。宪法文本中“教育”经历了正式写入、逐步深入和曲折发展的变迁。现行宪法文本中“教育”一词共出现了27次,涉及教育事业、教育制度、教育普及等不同内容,也涵盖了义务教育、中等教育、职业教育等不同领域。“教育”有公民视角下的权利与义务、政府视角下的管理与服务和国家视角下的支持与发展等三重宪法内涵。准确把握宪法文本中“教育”的概念,有利于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进一步推动教育现代化的实现。     

浅析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与曹丕的发奋著书观

司马迁著书的理念,历来被认为以"真与实"为基点,附以"发愤著书"之精神,可谓妙绝人寰。曹丕著书的态度,极具"发奋著书"之特点,亦即不朽之论。两者相较,值得探析。二人著书的原因、目的及其对著书观的提倡是各有千秋的。总体来看,司马迁之著书更偏重于抒"愤"及批判现实,而曹丕则更提倡发奋和强调自我之情。     

“文翁兴学”及其对当代中国社会教育的现实意义

"文翁兴学"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给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教育文化财富。文章先介绍了"文翁兴学"的背景和过程、内容,然后对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做了论述,最后从当代中国社会教育的现状出发,借鉴以社会教化为宗旨的"文翁兴学"的经验,对我国的社会教育发展提出了一些看法和建议,以期社会教育能够得到更多的重视。     

戏曲电影身份认同及其文化自强研究初探

在中国艺术史上,戏曲电影是古老悠久的戏曲艺术与西方＂舶来品＂的电影艺术相结合的新生事物。诸多有关戏曲电影的研究站在现实的立场上,采取了不同的视角,为探讨戏曲电影涵蕴中华传统审美文化的身份认同提供了思想资源。但是,迄今为止,较少有学者发表关于戏曲电影身份认同及其文化自强研究方面的学术成果。为此,戏曲电影身份认同及其文化自强研究亟待全面、深入、系统地展开。创作、研究、发展、繁荣戏曲电影,必将为推动中国电影文化走向世界,为构建世界多元电影文化做出积极贡献。     

对许渊冲《江城子·记梦》英译本的鉴赏及其辨析

许氏翻译理论虽在学界见仁见智，但却毫无疑问地已构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鉴赏解读许氏翻译理论的基础上，以许渊冲先生“三美”“三化”“去粗存精”及再创论和优化论等翻译理论为指导，对其《江城子＆#183;记梦》的英译本进行鉴赏和辨析。与此同时，结合诗词翻译的特殊性，就其“粗”与“精”的判断标准是否具有普适性、有时难免为了追求押韵而因韵害意及过度“深化”的问题，即对翻译的技术处理的细节问题进行辨析，并提出改良译法的意见。     

魏晋六朝人物品藻的审美之维

人物品藻作为深具中国文化意蕴的品评行为,在由政治性的实用选择趋向人格观照的演变中,实现了魏晋六朝文论思维尚意重神的审美之维,凸显了趋向“人”本位的审美认知色彩。情性之争的投射,促使士人去发掘山水所包孕的人格追求,炼就士人追步自然人格的生命情结,人物品藻所推动的山水之思,彰显了士人独立人格建构力度,从而形成魏晋六朝文论思维的自然化和人格化。     

论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文学中的山海文化意象

20世纪80年代,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继承“山海文化”传统迅速发展。探讨台湾少数民族文学“山海文化”的文学主题,尤其对台湾少数民族口传文学与书面文学之间的源流性、统一性、差异性、变异性进行了深入的阐释,认为具象的“山海文化”符号意象和抽象的“山海文化”审美气质是台湾少数民族文学民族特质形成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