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情感智能体的道德赋能问题探析

伴随着情感计算、情感脑机接口、人工心理等技术应用的发展，有“情商”的人工情感智能体逐渐成为可能，情感与道德的双重嵌入议题进入学界视野。一方面，道德情感主义理论、情感嵌入技术和实际应用需求决定了人工情感智能体具备道德赋能的现实可行性；另一方面，囿于计算主义技术争议、情感真实性争议和主体认识论争议，人工情感智能体的道德赋能陷入理论困境。考虑到人工情感智能体的技术与应用特性，我们需要从技术伦理审查、现实应用情境和主体思维观念等角度为道德赋能创造条件，以防范人工情感智能时代到来可能面临的伦理挑战。     

价值与责任:智能人工物设计中技术治理问题探析

如何将道德价值和伦理责任设计到智能人工物中,成为技术治理不可忽视的难题。本文运用技术现象学还原法,通过对智能人工物的价值与责任问题源起与范围、责任分配的追溯。梳理出技术内在关系进路、混合式系统进路和价值敏感设计进路三种技术治理路径。以期为智能人工物的技术治理提供一些参考。     

技术调解下道德主体的重构探究

技术调解理论对人与技术互动机制的探讨不仅揭示出了技术之于人的境遇性存在,也对传统技术伦理的二元框架及人的绝对主体性产生了冲击。对此,沿着关系论进路,道德主体的界定标准可概括为自主程度及伦理意向性,人与技术物的道德角色也可据此分为三类:面向平凡技术物的操作型道德能动体、面向人工智能体的功能型道德能动体、面向人类行动者的伦理型道德能动体。对中国伦理语境而言,道德主体界定的关系论进路与天人合一观具有内在一致性,而对道德主体的重构也构成了我国传统技术伦理思想的现代语境。     

技术人工物作为道德行动体:可能性、存在状态及伦理意涵

学界对"技术人工物能否作为道德行动体存在"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持肯定答案的观点较多关注技术人工物不断增强的社会角色,持否定答案的较多关注道德行动体的标准哲学概念及其既有定义、特征。回答该问题的关键在技术人工物是否满足道德行动体的必要条件。具有意向性和自主性是存在物成为道德行动体的必要条件。技术人工物基于技术功能和物理结构两重性之上的三元意向性、基于技术中介理论的差异自主性,使其满足了成为道德行动体的必要条件。在"人-技术"综合存在中只有技术人工物的自主性和道德敏感性强于人的时,它才作为道德行动体存在。技术人工物作为道德行动体存在,既扩展了技术设计者的伦理责任,又拓展了伦理学的理论视域。     

责任缺口、道德图灵测试与可担责的人工智能道德体

智能机器的自主性带来对责任缺口的担忧，解决办法之一是逐步发展与自主性相适应的、可望负责的人工智能道德体。被普遍认为是未来主要发展方向的显明的伦理人工智能体尽管无法成为个体责任主体，仍有望通过广义道德图灵测试的方式，获得特定社会领域的准入资格，以作为某种准道德主体成员承担特定社会角色，与人类责任主体在集体行动中共担责任。为此，显明的伦理人工智能体的道德建构最好采用结合自上而下的伦理规则与自下而上的伦理学习的混合设计，注重在联合承诺及合作互动中促成共同体成员的善，创造更负责任、更可预期的角色行动。     

人工智能机器具有道德主体地位吗?

人工智能机器是否具有道德以及是否构成道德主体引发学者思考,这涉及到对于道德主体的界定、对道德主体标准的思考,更涉及到对于智能机器与人类的区别的反思,我们在对道德主体标准分析的基础上,对道德嵌入的人工道德主体进行伦理建构,在智能机器设计之初把“善”的理念嵌入到人工智能机器中,促进与引导人工智能的发展。     

论技术活动之道德价值的实现

技术活动是以“利害人己”为目的的伦理行为。道德目的与道德价值之间不是一种线性关系,而是一种非线性关系。伦理行为的道德价值是动机、意志、道德实践能力、环境影响力诸因素非线性互动的结果,其互动模式为E=M.V.(A+C)。该模型既能说明技术活动道德价值实现的多种典型情态,也能为实现技术活动道德价值的最大化提供指南。     

“有意义的人类控制”:智能时代人机系统“共享控制”的伦理原则解析

智能时代的决策机制显现出人机系统“共享控制”的协作关系,但要谨防智能机器被赋予自主权的同时可能引发的责任扩散效应,这就要求人类对自主系统的控制与道德责任之间有新的伦理规约机制。由此,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领域新近提出了“有意义的人类控制”(MHC)这一人机交互伦理原则。当前,MHC在具体应用中存在系统设计的哲学基础与工程实践之间的显著鸿沟,除了对MHC做出概念界定,还要揭示其理论局限并做出拓展,进而提出一种“全方位人类监督框架”来规范应用MHC。     

康德式人工道德行动者的伦理地位研究

伴随机器人和人工智能越来越融入当前的社会环境,它们似乎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具备道德行为能力的人工道德行动者。一些学者认为康德哲学为建构人工道德行动者提供了最好的机会。相较于易受感性经验影响的人类行动者,以康德哲学为伦理框架设计的道德机器人在某种意义上更有资格作为康德哲学语境中的道德行动者。不可否认,康德伦理学对建构道德机器人具有重要的意义,建构康德式人工道德行动者也应该是机器人伦理学研究中的必要目标。但是,按康德伦理框架创造的人工道德行动者是纯粹理性的道德机器,缺失了真正道德行动者应该具有的实践性情感能力,因此康德式人工道德行动者不能获得真正道德行动者的伦理地位。     

创造人工人是否合乎道德?

谁有资格按下创造人工人的按钮?这不仅关涉到人工人是否有资格获得道德主体身份,也关涉到人类赋予人工人某些目的或需求是否道德。事关道德主体,托伦斯和布赖森主张伦理身份的有机体观点,机器人本质上是人工物,不可能成为道德主体。彼德森针锋相对地反驳,人工人完全有资格成为道德主体,尤其是人工人i。人类为具有道德主体身份的人工人设计基础欲望和生存目的,沃克认为这是新型的奴隶制,彼德森则认为并不存在奴役。意欲辩明创造人工人是否合乎道德,首先要分析人工人具有道德主体身份的可能性,然后厘定人工人奴役与否的核心要件——自主性。最后,人工人有尊严存活于未来世界的图景将被清晰揭示：设计人工人i的行为应该被禁止,因为设计与尊重其自主性不能兼容;金属橡胶机器人获得道德主体身份的可能性,皆依赖于其心灵觉醒;对机器人而言,其存活于世的尊严注定摇摆于被设计与另寻之间。     

人工智能技术伦理治理内在路径解析

人工智能的不确定性为人类对其进行治理提供了可能。伦理对人工智能的嵌入体现为作为伦理型道德能动体的人类对其发展的管理与责任承担。根据具体技术的发展过程,伦理对人工智能的嵌入先后按照四个阶段进行:在设计阶段进行伦理嵌入,以人工智能专家为主导,通过"预测-评估-设计"模型实现人工智能的道德化设计;在试验阶段进行伦理评估,以评估委员会为主导,通过伦理效应的预测与识别、伦理问题的分析与澄清、以及解决方案的开发与确定来修正和完善人工智能开发方案;在推广阶段进行伦理调适,以政府部门为主导,通过制度调适、舆论调适和教育调适三种路径,实现人工智能与社会价值系统的顺利融合;在使用阶段,以使用者为主导,通过对他者、对世界、对技术以及对自身的责任的主动承担,来确认自身作为伦理型道德能动体的地位,并为人工智能伦理潜能的实现提供支撑。     

技术人工物价值模糊的责任伦理之维

技术人工物在其价值的现实呈现中存在价值模糊现象,主要表现为价值认知的由自、价值抉择的偏狭以及价值敏感的冷漠三个方面。传统责任伦理在应对价值模糊带来的挑战时,往往会由于自身的局限性而面临某些伦理责任危机,它们集中体现在技术价值共同体内部价值相关者的伦理责任失度,即设计者的价值知识责任失衡、决策者的价值权力责任失当以及使用者的价值反馈责任失位。对此,以一种新的视角为技术价值相关者构建具有道德合理性的技术价值责任思维范式,形塑以责任自觉为导向的技术价值至善态度,完成其在伦理责任层面社会意志与主观意志的内外协调统一,不失为超越技术人工物价值模糊所引发伦理责任危机的一种可能的思维进路。     

人工智能“合乎伦理设计”的理论探源

人工智能设计是为了满足设计主体的目的而制造人工物的过程,设计是合目的性与合价值性的统一,设计体现设计者的意愿,设计关注设计的目的、行为以及人工物的功能。与其他技术人工物不同,智能机器具有自身推理能力与自动决策功能,为了更好地设计人工智能客体,为了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功能,必须对其理论基础追踪溯源,对其理论来源与理论前提进行充分挖掘,才能保证人工智能设计在设计之初把人类规范与道德嵌入到智能机器中,才能规范智能机器的发展。     

社交机器人“单向度情感”伦理风险问题刍议

将人工情感作为社交机器人的典型特征之一已经成为学界共识,由于人工情感的不真实性和人类情感的真实性之间的失衡性关系,引发了一系列伦理风险问题,其中主要体现于社交机器人对人类同理心的"操控性"和其"欺骗性"。人类需要从法律、伦理监管,社交机器人的优化设计,以及人类对自身的道德、价值观念的调整等方面着手才能有效地应对相关伦理风险。     

人工智能体道德设计的美德伦理路径:基于道德强化学习

在人工智能体的道德设计思路中常被考虑的道德理论主要包括义务论、功利主义和美德伦理,然而义务论的抽象原则和功利主义的伦理计算都忽视了道德情境的复杂性,最终表现出缺乏“情境敏感性”。相反,美德伦理注重经验知识的学习过程,以一种开放、动态的理论特质来适应复杂道德情境,而强化学习同样注重动态学习过程。因此,美德伦理与强化学习具有理论相洽性,二者的结合使人工智能体道德强化学习成为可能,并且这也是立足于现实复杂道德情境之最佳的人工智能体道德设计方案。     

技术发展与伦理秩序

本文考虑到在技术哲学中“技术负荷道德价值”命题较之“科学负荷道德价值”命题更易被人接受，主要集中讨论技术伦理问题。通过对既有文献的考察注意到当前技术哲学研究正在从一般技术批判转向技术伦理探索，认为现代技术发展目前面临着敬畏生命和生命牺牲、控制世界和世界失控、生活改善和环境破坏的伦理困境，最后提出了在公民、企业、政府和全球层次上构建技术伦理秩序的基本线索。     

技术伦理面临的困境

本文讨论技术伦理研究中面临的多种困境.在提出技术伦理涵盖的三个层面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道德多元现象带来的基本伦理原则之间的冲突与对抗,技术进步与社会进步之间的矛盾等现象,而现代技术所具有的单一性、创新性、功能潜在性与发展的不确定性等特点则决定了传统的伦理准则无法提供对这些特殊之处的解决办法.在以上意义上,可以说技术伦理的意义并不在于它能够提出什么样的答案,而在于它本身体现了(包括了个人在内的)人类社会对自己的活动的反思、说明、辩护、批判,说明我们发明了技术,在使用着技术,但我们本身不是技术.在更大的程度上,它说明了人类意识到技术发展是可以被控制的,是可以按照人的设计发展的,是社会自信力的表现.对技术伦理的关注宣告了技术决定论的结束.     

信息空间中"恶"概念的基本内涵及其伦理问题--兼论海啸等自然灾难的信息伦理意义

信息伦理认为现实中矛盾的解决日益取决于信息域中信息客体之间的交互关系，在信息域中一切存在物都变成“善”的。这意味着原先被当作“自然”的对象在信息空间中都变成了“人工对象”，“自然恶”变成了“人工恶”（道德恶），而其恶的本质是我们人类自身在信息上的不完善。这一视角揭示了海啸等自然现象如何在信息域中成为道德恶以及人类自身对此所承担的责任。     

生态道德与人类素质

生态道德是可持续发展的伦理意蕴,体现了人类素质中科学素养,精神价值和道德水平的提高。因此,修正生态价值意识,升华生态美的意识,树立绿色和适度消费观念等方面,是提高人类道德素质的时代需要和崭新内容。     

价值敏感性设计透视：背景、现状、问题与未来

价值敏感性设计的产生肇始于信息技术系统及其伦理问题的爆发，试图通过技术设计实现人工物系统中“价值偏差”最小化，是技术哲学经验转向之后一种典型的工程创新实践进路。其系统性的理论与实践方法使关于技术与人类价值关系的哲学理解与经验性、微观的技术创新实践活动相结合，是对日益增多的新兴技术伦理问题的一种综合性实践方法回应。面对新兴技术的持续涌现与伦理问题的复杂性，在未来研究中，不仅要完善实践方法，更要超越自身的“工具性”角色，对新兴技术重构之下的人机关系，现代西方技术的发展路径及技术转型等实施根本性反思，以真正促进技术与人类伦理价值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