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罪刑法定原则下犯罪的规范标准--兼析我国刑法第13条

我国刑法第13条关于犯罪概念的界定,采用了形式与实质相统一的规范标准,其中,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实质特征,刑事违法性是犯罪的形式特征。在我国刑法推崇罪刑法定原则精神的前提下,以社会危害性作为犯罪的实质特征是不妥的,而应以刑事违法性作为犯罪的实质特征,并从“事实犯罪”、“法定犯罪”两种角度考察、界定犯罪的概念。     

论洗钱罪的刑法调控

洗钱犯罪是一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复杂的高智商犯罪,对洗钱罪的刑法调控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尽管我国刑法对洗钱犯罪进行了明确立法,但由于缺乏相关经验,所以我国关于洗钱罪的刑事立法相对简单。因此,深入系统地研究反洗钱犯罪立法的经验,完善反洗钱刑事立法,显得尤为重要。     

论洗钱罪的刑法调控

洗钱犯罪是一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复杂的高智商犯罪，对洗钱罪的刑法调控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尽管我国刑法对洗钱犯罪进行了明确立法，但由于缺乏相关经验，所以我国关于洗钱罪的刑事立法相对简单。因此，深入系统地研究反洗钱犯罪立法的经验，完善反洗钱刑事立法，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刑事立法的犯罪化与轻刑化——以刑法修正案一至八为视角

犯罪化与非犯罪化是一个国家为打击犯罪,从而通过刑事立法对犯罪圈进行调整的手段与表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施,对中国刑事立法及司法提出了更多关于“宽”的要求,同时世界范围内“非犯罪化”浪潮的兴起,是否意味着我国刑事立法也开始了“非犯罪化”趋势呢？通过对八个刑法修正案进行逐一实证分析,从而发现我国刑事立法实际是一种犯罪化与轻刑化相结合的趋势,标志着我国刑法从“厉而不严”到“严而不厉”的转变。     

论国际犯罪的国内立法

国际犯罪严重危及国际社会的安全与发展,将惩治国际犯罪的国际刑法规范在国内法中加以规定和完善,可以更有效地打击国际犯罪。我国目前已将部分国际犯罪在国内立法中加以规定,但仍需增设相关国际公约中的其他罪名,进一步完善我国打击国际犯罪的刑事立法。     

浅论社会危害性

犯罪本质是刑法学研究的核心内容,犯罪的本质特征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这是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但随着罪刑法定原则在新刑法中的立法化,社会危害性理论的地位受到了质疑。本文从社会危害性与法益及刑事违法性的关系等方面阐释犯罪的本质特征还是社会危害性。     

论我国贿赂犯罪刑事立法的完善

目前,我国关于贿赂犯罪的刑事立法还不够科学,完善我国贿赂犯罪刑事立法已成为刑法理论研究的当务之急。对于受贿罪,改变目前只设立单一罪名的立法模式,针对受贿犯罪的各种不同构成情况,分别设置多个罪名。＂性贿赂＂应予犯罪化,将现有刑法贿赂犯罪的贿赂范围修改为＂不正当好处＂,对于性贿赂没有必要单设罪名。     

比较中德两国洗钱犯罪,完善我国洗钱犯罪立法和司法的几点建议

在洗钱犯罪刑事立法上，德国刑法和我国刑法在立法步伐的早晚、“洗钱罪”范围的界定、洗钱记录构成要件的规定以及洗钱犯罪的处罚等各个方面，体现出立法技术、立法体系成熟度的差异与利弊。     

浅论刑事政策的法治化与科学化

刑事政策是控制犯罪和保障自由的措施,是法治国家的立法智慧,是刑法的灵魂和核心。随着我国社会的全面发展,礼治社会逐渐向法治社会、计划经济逐渐向市场经济迈进,我国有必要制定科学的、法治的现代刑事政策,以指导我国的刑事实践。     

我国环境犯罪的刑事法应对

刑法是其他法律的保障法，动用刑法保护生态环境，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的共识。我国环境刑事立法经历了由简到繁、由粗到细的过程；现行刑法规定了典型的环境犯罪和与环境有关的犯罪，最高司法机关出台了大量的司法解释；环境日趋恶化的现象、（相对）严密的法网与少量的司法判例，折射出环境刑事司法的问题；究其原因，有对环境破坏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误认，也有部门利益与公共利益保护的冲突。刑法应对环境问题的出路，一是危险犯的确立，发挥刑法对环境犯罪的预防作用，二是加强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     

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的刑理基础

犯罪前科消灭制度切合人权保障、谦抑、宽容的刑法理念,体现了公正报应和功利预防的刑罚目的,符合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犯罪前科消灭制度已成为世界刑事立法的潮流和趋势,顺应此种潮流和趋势,有利于我国刑事立法走向国际化、走向世界.     

论我国洗钱犯罪的立法完善

我国刑法对洗钱犯罪进行了明确规定。但由于缺乏相关经验，我国关于洗钱罪的立法相对简单。深入系统地研究反洗钱犯罪立法的经验，完善反洗钱刑事立法，显得尤为重要。     

中止犯成立于犯罪预备阶段之质疑

从我国对犯罪预备阶段成立中止犯的理论通说出发,从刑法理论与刑事立法方面分析了通说的渊源;从中止犯成立条件的重新界定和刑罚的基础、刑罚的可行性、刑罚的必要性等角度对通说提出了质疑,进而提出刑法概念精确性的观点。     

环境法益保护的刑法检视及立法完善——基于单位环境犯罪的研究视角

环境犯罪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日益猖獗,由法人或非法人单位实施的环境犯罪占绝大多数且危害严重。然而,环境犯罪刑事惩处机制长期处于低效运作状态已是环保领域和刑事司法领域不争的事实,特别是对单位环境犯罪的刑法防控和抑制作用收效甚微。环境刑事立法欠缺作为造成这一低效困境的主要原因近年来已为刑法和环境刑法学界所诟病,对此,完善环境刑事立法的理论研究已深入展开且成果颇丰,但不难发现,这些研究缺乏以单位环境犯罪治理为主要对象的针对性。本文以单位环境犯罪为主要规制对象,基于当前环境法益在刑法保护领域的不足,有针对性的提出环境法益保护的相关立法完善,以期严密环境法益保护法网,有力打击以单位为主的环境违法犯罪行为。     

从行政从属性看环境刑法的重新定位

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性对于打击环境犯罪是低效的,这也正是环境犯罪愈演愈烈的原因之一。过度的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性是目前环境刑法的特点,对环境刑法重新定位是我国当前环境刑事立法的主要任务。     

单位累犯制度研究

大量存在的单位再次犯罪的事实与我国现行刑法对单位累犯的不规定之问的矛盾，是立法的不足，是我国刑法理论体系的不完整。借鉴法国刑法典以及参考我国海关法的规定，并结合我国单位犯罪刑事政策。增设单位累犯制度已成为弥补立法的缺陷以及满足有效预防和打击单位再次犯罪的需要。     

论风险社会下的刑罚目的观

进入21世纪,面对着科学技术与物质文明水平的飞速发展,人们越发意识到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存在着许多无法预知的风险,日益加速的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已经将传统社会推向风险社会的风口浪尖,因此在风险社会理论的大背景下迫切需要刑法理念的转变与更新。在刑事立法方面日趋呈现出了"刑罚积极主义"的倾向,犯罪处罚的早期化、犯罪圈扩大化、法益概念的抽象化等特征也日益凸显,这一转变追根究底是刑罚目的观的转化。风险社会更呼吁刑法构建一个以积极的一般预防为目的刑罚体系,并以此为核心衍生风险刑法的其他理论。但积极的一般预防仍要以人权的保障和罪责原则为界限,时刻保持刑法的谦抑性。     

我国恐怖主义犯罪的现状及刑事立法研究

恐怖主义犯罪是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特别是在美国"9.11"事件后,恐怖主义犯罪已经成为一个严重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国际性问题。中国近年来亦已成为恐怖主义犯罪的屡屡受害者,"东突"、"藏独"等恐怖势力已严重危害我国国家利益和侵犯我国公民权益。本文从恐怖主义犯罪的概念出发,对我国恐怖主义犯罪的现状及我国刑事立法中关于恐怖主义犯罪的规定进行了阐述,同时对如何完善我国关于恐怖主义犯罪的刑事立法提出了思考。     

论拐卖人口类犯罪的立法重构

打击拐卖人口类的犯罪一直是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重要任务之一,而现行刑法将妇女、儿童以外的其他人口排除在外,造成了司法实践中关于拐卖人口类犯罪适用的困境,因此应对拐卖人口类的犯罪进行立法重构,以便更有效地预防和惩治拐卖人口的犯罪活动.     

浅析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立法背景

“非法持有毒品罪”是在刑法典颁布10余年以后，首次出现在单行刑法之中。这一重要罪名被立法所确认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打击毒品犯罪的形势需要、履行国际法中关于禁绝毒品的国际义务的需求、打击毒品犯罪的刑事司法实践的需要和世界各国的立法实践对我国毒品犯罪立法的影响等是“非法持有毒品罪”得以出台的主要立法背景。1997年新《刑法》的颁布实施，使我国“非法持有毒品罪”立法得到了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