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控股公司风险预警模型构建及其应用

在选取风险预警指标、构建BP神经网络风险预警模型的基础上,运用MATLAB神经网络工具箱NNT对金融控股公司模型进行模拟实现。采集大陆和台湾的金融控股公司的年报数据,进行数据的统计分析,然后运用金融控股公司风险预警模型对20个金融控股集团样本进行训练,并对剩余的6个金融控股集团样本进行仿真,取得良好的仿真效果。     

基于期权定价模型的金融监管RBC方法

对期权定价模型导出过程进行了经济(金融)分析,讨论了BSM是如何提供一个理论框架来分析金融机构的风险资本储备问题的.将金融机构的股权资本视为从债权人手中以固定面额价格F购买股权的购买期权,而债权人的索取可以视为面值为F的无风险固定收益债券再加上以价格F卖出股权的短期卖出期权,根据期权定价模型在金融监管中的表达式,可以得到金融机构的股东自觉采取高风险经营和不愿增加金融机构资本的内在经济驱动.论证了金融监管机构必须制定一系列的监管规范来影响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通过对Black-Scholes期权定价模型和Vasicek双边风险模型在金融监管中的应用,以及综合两类风险的监管分析,得到了风险资本储备额的计算方法.     

最优消费投资与破产保护

考虑一个面临经营性风险(非系统风险)的企业家, 在给定的债务及企业所得税率下, 如何通过消费平滑、实业投资、破产保护以及金融投资, 实现消费效用最大化的公司金融问题. 得到了非风险中性下企业资本价值的半闭式解及相应的最优经营策略和最优破产阈值. 对应经典的资本资产定价(CAPM)理论, 得出企业家的期望收益率、贝塔系数、系统风险溢价和非系统风险溢价(idiosyncratic risk premium). 不同于传统观点, 非系统风险溢价严格大于零. 这些结论和数值计算表明, 企业家的风险态度对企业资本价值、最优资本结构、实业投资策略、破产水平、非系统风险溢价、期望收益率等具有显著的影响.     

评估和化解中国企业的汇率风险

本文在一个系统的框架内估算中国企业面临的汇率风险,综合考虑日常经营和金融对冲的影响,首次测算出企业在经营中面临的汇率风险,进而能够更加清晰地讨论汇率风险的形成机理和化解机制.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在经营中面临汇率风险暴露程度较低的原因在于中国企业使用外币成本较低、中国的进口渗透率整体较低和中国企业的海外业务收入占比较低;结合对企业最终面临的汇率风险的估算,评估了汇率传递、经营对冲、外币债务和外汇衍生品分别降低了拥有海外业务收入企业31.86%、3.76%、11.15%和39.25%的汇率风险暴露水平.本文进一步进行政策模拟,分析国外推动产业链本土化和中国积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的情境下,中国企业在经营中面临的汇率风险的潜在变化.本文首次系统性地讨论了中国企业的汇率风险问题,明晰了汇率风险的形成机理、厘清各种风险化解机制的差异化作用、模拟了政策冲击对企业经营中面临汇率风险产生影响的机制和程度,对外汇市场发展、企业化解汇率风险,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有重要价值.     

资本充足率监管对银行风险行为的影响

基于银行持续经营的动态特征,研究了资本充足率监管影响商业银行风险行为的内在机理,并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实施后我国商业银行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银行最优决策的风险资产占比是资本金比例的减函数,监管机构通过提高资本充足率要求可以影响银行的信贷风险偏好,降低银行风险行为的动机;<办法>实施后,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变动与风险变动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提高资本比例可以显著影响银行风险行为.     

基于企业套期的最优信息披露策略

企业套期是企业利用金融创新产品及金融衍生工具以消除企业在经营中所面临的一系列与收入现金流相关的不确定性所采取的策略。本文在股东与管理者代理冲突的指导框架下，阐述了企业套期、最优激励合约以及信息披露策略等方面的问题。分别讨论了管理者对于所拥有的企业风险暴露以及套期策略等优势信息向股东采取披露和不披露，以及“充分”披露和“非充分”披露等多种情况下管理者与股东的效用，以及管理者的最优激励合约等。     

金融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边限检验方法和1979-2013年时间序列数据考察了法定和事实开放程度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国内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经济金融变量对金融开放效果的影响.研究发现,跨境金融交易法律法规的放松及跨境金融交易规模的扩大均会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但其增长效果随着时间的推移、物质资本存量的增加、金融发展及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而降低.此外,金融开放具有降低世界产出、利率及原油价格对经济冲击的作用.最后,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著,人力资本正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但金融发展和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不存在促进作用.     

基于马尔科夫模型的我国金融系统性风险预警研究

为推动我国金融系统性风险预警研究,在分析金融系统性风险的传导路径、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综合考虑金融系统内外部因素,重构符合我国实际的金融系统性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并合成包含资产泡沫、货币危机、外汇市场和其他共四个金融压力指数的金融综合压力指数.选取2001年～2016年历史数据,采用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与主成分分析法相结合,对我国金融系统性风险预警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该方法有效识别了该时期高风险时间点;预测结果有效验证了我国2017年处于较低的金融系统性风险状态.揭示了房市泡沫调控、银行信贷管理、实体经济管理体系不完善、消费投资需求疲软等问题是引发我国金融系统性危机的隐患.     

房地产对金融体系风险溢出效应研究——基于AR-GARCH-CoVaR方法

金融危机对全球金融体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这使得各国研究者开始深入研究房地产部门与金融体系的这种连带关系所传达的信息,并思考应对之道. 本文首先从资产价格波动角度分析了房地产市场对金融系统的风险溢出的机制和传导过程. 在此基础上,本文首次引入AR-GARCH-CoVaR模型,估算了我国房地产市场对金融系统的风险溢出效应. 研究表明：银行将房地产作为仅次于制造业的第二大投资行业,银行房地产贷款额占总贷款额的20%左右,但这20%的贷款可能产生的风险却几乎相当于金融系统自身的系统性风险. 此外房地产部门对金融系统的风险溢出效应存在顺周期性,这表现为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房地产的风险溢出效应较大,而在2010年经济逐步恢复稳定时房地产的风险溢出效应较小.     

新兴经济体国际资本大幅流入风险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探究了国际资本大幅流入风险的累积与发生机理,在现有国际资本大幅流入这种极端波动识别与度量方法的基础上,结合与其风险密切相关的宏观经济指标——汇率、通货膨胀率和利率的波动情况,以2000-2016年38个新兴经济体为研究样本,构建了更加合理的方法对国际资本大幅流入风险进行了识别,并运用Logit模型、Probit模型和Gompit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国际资本大幅流入这种极端波动本身并不一定有风险,只有当其给一国经济金融带来脆弱性时才可能引致风险.全球波动性VIX指数和发达国家利率是重要的全球推动因素,外汇储备水平和资本管制水平是重要的国内拉动因素,区域传染因素也对其影响显著,而金融危机的冲击会导致影响因素发生改变.     

基础设施供给机制与投资模型

基础设施是以社会间接资本的形式反映到经济体中，增加基础设施供给，实质上就是扩大社会公共资本，为使用者节约社会间接成本；基础设施排他成本、信息收集成本、政府的偏好对不同供给方式的经济效率，进而对供给方式的选择有重要影响，实现风险分担、利益共享是基础设施投资决策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它是形成适应基础设施建设与经营特点的产权制度、自我激励机制、自我规制机制的基础。     

银行业的跨地联通与区域协同发展

本文基于中国的银行业机构网点数据,研究了地区间银行业联通程度对于中国区域协同发展的影响,发现银行业跨地联通度的上升显著缩小了两地经济增长的差距,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其中主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发挥了更强的作用.利用历年城市商业银行改组合并的工具变量控制了内生性后,基准结论仍稳健.进而,本文还以地震和新冠疫情作为风险冲击的案例,发现我国银行体系特别是主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能够显著分担灾害对受灾地的负面经济影响.这与发达国家面临灾害冲击时银行体系所产生的加剧受灾地资金外逃、扩大受灾地与外地经济发展差距的作用,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深化了有关银行体系在中国宏观经济中风险分担功能的研究,从风险分担的视角阐释了银行体系对区域协同发展的影响,对强化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提升区域间经济发展协调性提供了重要启示.     

我国金融服务业的产出效应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社会生产和生活对金融部门的依赖程度愈来愈高,金融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愈加突出,金融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产业。本文运用菲德(F eder)模型,结合变参数模型建立了我国金融服务业的部门溢出效应模型,以此研究我国金融部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我国金融部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对国民经济的直接效应和通过对其他部门的溢出产生的间接效应;其次,金融部门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资金支持部门,其配置资本的效率表现得较为低下。     

不确定环境下金融产品投资组合的模型与优化

金融产品投资组合是金融产品管理和财务管理的重要内容，本文研究金融产品投资组合的模型和优化问题，这一问题的目标函数是股东权益资本产出率的极大化，决策变量是金融杠杆和债务结构，文中给出了目标函数是股东树益资本产出率的极大化，决策变量是金融杠 杆和债务结构，文中给出了金融产品投资组合模型与优化的不确定环境的构造过程，并引入了目前流行的风险价值指标VaR，运用进行规划，给出一个不同置信水平下的债务结构，金融杠杆及其股东权益资本产出率的案例仿真。     

中国金融市场联动特征与系统性风险识别

如何衡量我国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风险在我国金融市场之间如何传播?构建金融系统性风险的量化监测指标,从而进行风险的识别与预警,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课题.本文研究了中国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基金市场、商品市场、货币市场和外汇市场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指数联动特征以及收益溢出关系,分析了我国金融系统的风险传播特征,发现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基金市场和商品市场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股票市场和基金影响着其他金融市场.本文认为,我国金融系统性风险的防控重心应放在股票市场和基金市场;继而本文使用滚动时间窗口方法,构建了我国金融系统性风险指数,进行系统性风险的早期识别与预警.本文发现,我国当前的系统性风险总体可控.在对该金融体系的探讨中,进一步加入近年来风险频发的网贷市场,并发现网贷市场对于整个金融系统性风险影响较小.     

金融系统压力:指数化测度及其溢出效应研究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冲击促使监管者更多的关注全球金融市场的关联网络特征及金融风险在各金融市场间的传导机制.本文基于全球向量自回归模型(GVAR),从关联网络的视角构建了金融压力溢出效应模型,考察信贷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等五个金融子市场压力在不同国家和市场间的传导及其动态演变.研究结果表明,美国是全球金融市场中金融压力主要溢出者;发达经济体主要通过其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影响我国的信贷市场、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而新兴经济体金融压力则主要影响我国的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是不同国家和金融子市场间金融压力传染的重要路径.2014年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压力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影响远高于金融危机时期,且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所受影响更为显著.     

中国金融中介配置效率的实证研究

运用协整关系检验法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法等研究方法，利用金融中介的规模指标和效率指标，从宏观与微观结合的层面．对中国金融中介的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分阶段实证研究，并从整体视角出发，考虑中国金融发展的特殊轨迹和转型特征，探寻转轨前后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两者之闻关系发展的内在脉络及影响因素，恰当地评价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二者之间的关系，克服对金融中介的研究集中在传统的货币银行这一宏观领域的局限性。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但金融中介的配置效率难以发挥对中国经济的推动作用，由此，金融中介的配置效率仍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同时，建立一个能有效分担风险与资金配置任务的资本市场、引导民间融资的健康发展也是当务之急。     

基于一致性原理的商业银行经济资本配置方法

论文以一致性原理和博弈论中的夏普利值为基础, 对Denault方法进行了质的改进, 提出了适用于商业银行的经济资本配置方法.通过引入Yasumitsu条件得到了夏普利值满足一致性的充要条件, 找到了判断夏普利值是否满足一致性的更完备的理论依据.这一方法符合银行整体最优的要求, 可以使商业银行从整体最优的角度确定各分支机构的风险贡献, 评估经营绩效, 最终确定各分支机构年度经济资本限额.     

运用损失分布法的计量商业银行操作风险

讨论损失分布法的基本原理,运用蒙特卡罗模拟对我国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的经验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我国商业银行操作风险平均损失金额高于国际活跃银行;我国商业银行操作风险涉及的业务条线主要是商业银行业务、支付和结算业务;操作风险的风险类型主要表现为内部欺诈和外部欺诈;如果按照巴塞尔委员会规定的99.9%的置信水平,国内每家商业银行仅仅为操作风险就需要配置107亿元的资本,远远超过了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资本承受能力.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尽快补充资本,以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     

基于效用最大化的PPP项目社会资本社会风险决策行为研究

本文基于期望效用理论构建了社会资本在面临PPP项目社会风险决策时的数学模型.文章将其决策行为分为正向行为和负向行为.通过计算分析得出社会资本的社会风险决策共存在四种情形,并且归纳出在完全由社会资本承担社会风险损失的情况下其必然会选择负向行为.对此,文章提出了四种情形下相应的补偿机制,通过该机制可确保社会资本采取正向行为,提升PPP项目社会效益.并进一步分析了折现率与PPP合同期长短分别对社会风险决策行为的不同影响.研究最终表明社会资本对长短期利益的重视程度是正负向决策行为选择的关键因素,"伙伴关系"与"风险合理分担"是促进正向行为选择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