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科学主义思潮:路向、特质及影响

新文化运动时期,科学主义在中国思想界不仅有着丰富的表现,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变异,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科学主义的特质。中国近代科学主义思潮是同崇尚科学、倡导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新文化运动交织在一起的,我们很难在科学主义与追求和崇尚科学之间划出泾渭分明的界线。科学主义思潮时中国近现代思想界的影响,既有其消极的一面,也有其积极的一面。科学主义在近代中国思想界的出现,盖源于实用主义地理解科学。因此,在中国消解科学主义之路,不在于反对把科学作为“新权威”、“新信仰”,而在于培养我们民族真正的科学精神。     

浅谈“中医是否是科学”的问题

通过比较和分析医学在古典和现代两个时期在中国和西方的产生与发展,可以得出中西方对人体和疾病的认知在古典时期是一致的,据此论证医学是普遍的,而非区域性的。在近代科学革命之后,由于不同的发展背景和要求,医学在中西方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对于医学的认识,尤其是当前对中西医的认识,应考虑其所处的历史时期。这样,可以避免常见的传统中医与现代西医的错位比较。此外,在衡量一个学科或理论是否是"科学"这个问题时,也应考虑"科学"的历史阶段性。这样,才能合理地讨论"中医是否是科学"这一问题。     

郑晓沧:科学诗、李约瑟及其他

郑晓沧是中国近代学贯中西的教育家,他的诗作清和拙朴一如其人。文章略述其生平,并着重介绍他诵咏科学的诗篇以及同英伦和李约瑟博士的关系。     

2O世纪前半期中国科学研究体制化的社会因素

２０世纪前半期是中国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其重要的标志是中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产生了几十个至上百个科学研究机构。这些研究机构的建立初步奠定了我国现代科学体制化的基础。中国科学研究机构的产生是同中国整个社会的发展紧密相关的。该文从社会科技意识的增强、领导者的组织领导作用、人才资源的保证、经济方面的支持等四个方面来讨论中国科学研究体制化的社会因素。     

论蔡元培的宗教观

中国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具有自己的宗教观。他就宗教的定义和命运,宗教与科学、哲学、文学的关系,以美术和美育代宗教发表了诸多见解。本文对他的宗教观做了全面的梳理和必要的评论,尤其就他的最核心的观点做了进一步的沉思,并提出作者自己的看法:宗教必将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自行消逝;宗教不是美育或其他某种单一的东西所能取代的,取代它的是远大的理想、高洁的价值坐标和人生观、人与人之间深厚的感情、对科学和文化创新的追求等等东西的复合。     

论柯瓦雷科学史学的现象学维度

柯瓦雷是科学史研究的内史学派的奠基人.事实上,他的科学史学思想受到了其导师胡塞尔的现象学的深刻影响,并在科学史的本质认识和科学史学的基本方法两个层面显示了胡塞尔现象学科学史学理论与方法的鲜明印迹.     

从科学技术普及到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对中国提高公众科学素质举措的历史考察

本文考察了建国50余年来中国提高公众科学素质举措的历史,并按照时代特征和举措特点将其分为六个时期,每个时期科普事业的形态都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生产需要,意识形态,科学本身,乃至国际潮流.本文并认为在中国存在着从传统的科学技术普及向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转变,纵览历史与现状,传统科普和科学素质建设存在七点显著区别.     

逻辑学语境下的科学实用主义

作为实用主义的鼻祖,皮尔士首先和主要是一位逻辑学家.他的实用主义从根本上讲是一种逻辑学说,要求从逻辑学理论上对其进行解读.审视科学实用主义同逻辑学的内在的、历史的联系及其形而上的蕴含,可以更清晰地认识实用主义理论的本真意义.     

龚育之对自然辩证法等学科的贡献

文章叙述了龚育之“追求科学，追求革命”的多彩人生，及他对科技哲学、科学学、科技政策等学科的贡献，阐述了他的跨学科综合研究所具有的三个“融会贯通”的特色。     

严复论格致与科学在方法上的差异

"科学"一词出现之前,中国传统学术术语"格致"在中西文化交流,尤其是科学文化东渐早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两者之间又有本质不同。严复同样曾以"格致"对应西方科学,并从材料的收集(考订)、获得一般性认识(贯通)和验证所得一般性认识的可靠性(试验)等治学方法的三个层面对格致与科学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尽管其部分观点不免绝对,但他的这项工作在当时确起到溯本清源的作用,并对当下传统文化与科学文化对话、交流以及培育适应科学发展的新的文化传统仍不乏启示意义。     

从“科学救国”到“科学不能救国”——近代中国“科学救国”思潮的演进

以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序幕的"科学救国"思潮,在甲午战争之后让位于"改良"与"革命"的"政治救国"浪潮。民国建立后,在实业建国和"政治并不能救国"的影响下,"科学救国"思潮再次勃兴,并促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但就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涨之际,"科学不能救国"的声音出现,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中西文化论争中,科学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祸首";二是在政治革命实践如火如荼影响下,政治革命再次取代科学成为救国的工具;第三,随着中国科学的发展与社会历史的变动,国人逐渐认识到科学不仅仅是救国工具,它自身还具有丰富的内涵,其本质是扩展人类知识视野,科学终于完成了从救国工具向追求真理的学术事业转变,回归科学本身。"科学救国"思潮在近代中国的演化,展现了学术与政治的一种关系:如果不是因为学术本身而是其他因素诸如外敌入侵或意识形态等外在力量使学术成为某种工具,那么,一旦这种外在因素与条件不存在了,学术作为工具的作用也就消失,最终恢复其本身的面目,其发展也就步入正轨。但吊诡的是,学术在中国大多时候总是作为一种工具被利用,不能显现其本来的面目。     

从科学宣传到科学研究--中国科学社科学救国方略的转变

辛亥革命后，在国家建设潮流影响下，“科学救国”成为时代思潮。创立学会团结同志是发展科学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国科学社循此在美国诞生。由于当时中国科学的落后现状及其社员自身能力所限，中国科学社最初选择了科学宣传作为科学救国的良方。然而只有进行实实在在的科学研究，中国科学才能真正发展。1918年中国科学社迁回国后，将社务重心从科学宣传向科学研究转变，不仅在舆论上鼓吹科学研究，社员们也身体力行，具体实践，并创建生物研究所，使之成为近代中国科研机构的典范。这一新文化运动期间最为特出的“科学之音”，对近代中国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浅析中国科学院与德、法、英、意的科技合作

2005年欧盟轮值主席国暨八国集团会议主席国主席、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于9月5日在中国出席第八次中欧峰会时指出,在现今的全球市场模式下,科学和科技创新是任何经济繁荣不可缺少的因素,但是,如果没有国际合作与交流产生的创造性压力,我们的科学和科技领域不可能发展到今天的状     

The minimal rank correlation,subject to order restrictions,with application to the weighted linear choice model

The weighted linear choice model 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model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In this model the utility of a choice object is represented as a weighted sum of attribute-level desirabilities, where the weights are attribute importances. In many empirical contexts the choice objects are such that individuals are highly correlated in terms of their desirability ordering of levels within attribute (e.g., price levels, durability levels, etc.) but may differ appreciably in terms of their evaluations of each attribute's importance.In this paper we address the problem of how dissimilar two individuals may be, in a rank correlation sense, given that they agree completely on the desirability ordering of levels within attributes, but may disagree considerably regarding the importance they attach to the attributes themselves. The problem has interesting implications regarding the potential value of clustering individuals' utility functions for market segmentation or other such purposes.The authors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editor and three anonymous reviewers for their excellent comments on an earlier draft of the paper.     

113号、115号、117号、118号元素的命名及中文定名建议

简述了113号、115号、117号、118号元素合成和确认的过程,以及IUPAC关于新元素的命名指南。介绍了113号、115号、117号、118号元素的英文名、符号及其推荐理由,并根据新元素的中文定名原则,提出了4个新元素中文命名的草案。     

强互惠：一个影响深远的经济学术语

1.什么是强互惠 强互惠(strong reciprocity)系指一种超越或突破"经济人"与"理性人"假说的人类行为模式.2004年2月,美国<理论生物学杂志>发表萨缪·鲍尔斯萨缪·鲍尔斯1和赫伯特·金迪斯2的论文<强互惠的演化:异质人群中的合作>,认为人类行为具有超越"经济人"和"理性人"假设的"强互惠"行为模式,即超越"利已"动机,为公平公正可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而不惜付出代价.     

休闲、信仰与对生命意义的追寻

休闲不是简单的放松、娱乐、玩.通过对历史上休闲与宗教之关系的梳理及对休闲之深层意义的探讨能够看到,在更本质的意义上休闲是我们形成自己信仰的一个基础,从而跟人类最高层次的精神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休闲中建立信仰要求我们对自己的欲望有一定的节制,但这跟休闲理论中经常强调的自由要素并不相悖,甚至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     

Gould, Hull, and the Individuation of Scientific Theories

When is conceptual change so significant that we should talk about a new theory, not a new version of the same theory? We address this problem here, starting from Gould’s discussion of the individuation of the Darwinian theory. He locates his position between two extremes: ‘minimalist’—a theory should be individuated merely by its insertion in a historical lineage—and ‘maximalist’—exhaustive lists of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s are required for individuation. He imputes the minimalist position to Hull and attempts a reductio: this position leads us to give the same ‘name’ to contradictory theories. Gould’s ‘structuralist’ position requires both ‘conceptual continuity’ and descent for individuation. Hull’s attempt to assimilate into his general selectionist framework Kuhn’s notion of ‘exemplar’ and the ‘semantic’ view of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theories can be used to counter Gould’s reductio, and also to integrate structuralist and population thinking about conceptual change.